论乐府诗题的正格与变格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大家族中,乐府诗题以一种独特的形式而存在,即其既有正格,并由正格诗题变化出若干变格诗题,从而助推了乐府诗的发展,升华了乐府诗的艺术质量。所以,无论是正格诗题抑或变格诗题,都是具有积极的乐府学意义。

乐府诗题的流变

乐府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随着诗歌艺术的不断发展,诗题的创制方法也不断完善,乐府诗因其与音乐的密切联系,以及在诗歌题目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使其在整个诗题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尤为引人注目。在乐府诗题的发展中命题依据的多元化是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点,而且乐府诗题在不断被后世文人拟作的同时也衍生出了新的变题。

乐府诗题“行”、“篇”的音乐含义与诗体特征

乐府诗题中的“行”与“篇”,伏涵着魏晋时期乐府诗的音乐信息和诗体信息。“行”为清商三调歌中的弦奏,其曲调在歌诗表演中用为引曲和间奏,同一首“行”曲可以配有多首歌辞,歌辞的声乐乃是“行”之本曲的音乐变体。“行”的音乐表演繁会复杂,主要由乐府演出,与之配合的歌诗也就相应地具有篇幅长而分解、多叙事、善铺叙和重美刺寓劝诫的诗体特征。“篇”诗的母体是“行”诗,是为“行”诗的某种徒诗化。“篇”诗的出现标志着文人真正进入到乐府诗的领域,是古代诗文学从“歌”的时代走向“诗”的时代的里程碑。

论盛唐时期旧题乐府诗创作的繁荣

盛唐时期人们对乐府诗旧题目进行了全面拟写,同时又在旧题的基础上衍生出许多新题,从而导致了旧题乐府诗的创作在盛唐再次繁荣。盛唐诗人在创作旧题乐府诗时往往能处理好继承与变革的关系,因而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旧题乐府诗的创作之所以在盛唐时期走向繁荣,主要是由于人们把乐府诗看作"诗之一体"的结果。

唐代古题乐府诗的拟与变

从拟与变的角度纵观唐代古题乐府诗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初唐人重在模拟,成就不高;盛唐作者将拟与变结合得最好,古题乐府成就遂臻于极盛;中晚唐人重变,导致古题乐府逐步走向衰微。

新题讽谕乐府诗在中唐兴起的原因探析

本文对新题讽谕乐府诗在中唐兴起的原因作了较为系统的探究。

曹植“篇”题乐府诗研究

曹植18首"篇"题乐府诗可分为有无音乐依据两类。有曲调可依者,乃乐府新歌,属乐府当行本色。无曲调依据者则属于准乐府,可以选词入乐,亦可单作文辞诗作,并逐渐向文人诗转变。从既往之文学史来看,曹植以"篇"命名之方式主要有两大来源,一为杂舞曲之命名传统,一为指称习惯。在此基础上,曹植开始脱离音乐束缚,自拟新题。"篇"题乐府诗,有乐曲可依者,偏重其歌辞性质;无乐调可依者,初始以首二字或首句关键字命题,诗题与主题可能不符;后多自拟题目,笼括主题,向咏怀、咏物转变,注重辞藻,篇幅相对较大。

盛唐边塞诗人岑参

许多唐朝文人其实从未到过西域或中亚,有的至多也就到过陇右。他们对西域和中亚的印象多来自前朝诗歌,然后借《从军行》《凉州词》《出塞》等乐府诗题来表现昂扬的书生意气。然而,岑参本人曾真正从军安西、北庭,他咏边塞之诗,句句从亲历中来,这使他成为与高适并称的盛唐边塞诗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