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经不缺”与周代音乐经典的体系性构成

“六经”是古代中国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经典,而所谓《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经”,在文献上却独缺《乐经》,实际上只有“五经”。于是,“《乐经》存无”的问题成为汉代以来常常讨论的学术问题,历经魏晋唐宋明清直至现代,不断有学者从各个方面解释《乐经》的文献构成、学术传承、存在形态等问题,21世纪以来,有更多学者参与讨论,这一问题渐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通过梳理有关“《乐经》存无”等问题的讨论的历史脉络,分析《乐经》的文献构成和实践形态,得出的结论是:《乐经》不是简单的文本存在,而体现为典章制度、演习操作、理论阐释、宫廷教育等综合体系,以“六代之乐”和《诗经》为代表的文本形式,以礼乐活动为代表的实践体系,以《大司乐》为代表的职官系统,以《乐记》等为代表的理论表述,共同构成了《乐经》的基本内容。

汪绂《乐经或问》中的诗乐谱研究——兼及《乐经律吕通解》

《乐经律吕通解》与《乐经或问》是汪绂撰写的两部乐律学著作,均设卷讨论诗乐谱。因《乐经或问》成书晚于《乐经律吕通解》,收录的诗乐谱种类与谱式更为丰富,故文章主要以《乐经或问》中记录的诗乐谱作为研究对象。文章分别从乐谱来源、四种谱式的特点,以及汪氏的诗乐观等三个方面展开研究,认为二书中记录的乐谱是一份重要的诗乐谱,为我们了解明清时期的诗乐谱发展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从乐教传统论《乐经》之形成与残佚

《乐经》的形成,是商周雅乐体系的总结,其形式当是与《诗经》等相配的音乐形态,东周时期周室衰微,雅乐演奏渐次消散,至春秋末,已少见雅乐系统之演奏。孔子师生论乐重义理而轻演奏,使得《乐记》等儒门乐论开始形成,成为后代论乐的主要模式。

《乐经》探秘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先秦已有"六经"之说,《乐经》即其一。然而,自汉文帝立《诗》学博士,至武帝时《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皆立博士,独《乐经》未立。汉平帝时王莽奏立《乐经》博士,后人多以为其伪造经典,《乐经》遂成经学之秘。有人认为《乐经》亡于秦火。有人认为"乐经"仅口耳相传。更多人认为《乐经》仍存世,但意见不一:或说《周礼·大司乐》章即《乐经》,或说《礼记·乐记》即《乐经》,或说《诗经》即《乐经》,或说《乐经》散存于众经之中。通过考察相关文献,汲取历代学者的研究经验,可以得出《周礼》的《大司乐》章是《乐经》的结论。西周礼乐文化中的"乐"不仅指称音乐,凡使人快乐者均可称之为"乐"。作为主管学校教育的大司乐,其"乐教"也不单是音乐教育,而是艺术教育、语言教育、文学教育、行为教育、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儒家"乐教"继承的正是大司乐教育传统,其要旨在引导弟子理解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养成君子人格。《大司乐》章所述"乐教"正是周代礼乐文化环境下"乐教"的内容,而不是汉代君主集权制度下的音乐教育。说《大司乐》即先秦儒教《乐经》,是符合儒家"乐教"的历史实际的。

《乐经》的性质与亡佚新探

中国先秦经典,最扑朔迷离的莫过于《乐经》,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实有其书。经过文献学分析,《乐经》在先秦曾经存在。《乐经》失传的缘由,既有自身性质的必然原因,也遭遇到历史的偶然因素,两相叠加,最终造成中国音乐史上一大阙典。

古文经学的发生与《乐经》的成立

西汉建国后的近八十年里,因各种原因,儒家经典和儒学教育一直处于被忽视的沉寂状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并置博士弟子员,经过三十多年努力,才完成了儒家经典和儒学教育的制度建设。不过,武帝所立全是今文经学,且《乐经》未立学官,古文经学只在民间传习。宣帝时官方经学虽仍是今文经学的天下,但古文经学在民间得到较大发展,到成帝时已颇具影响。而今文经学内部的学派之争,也动摇着今文经学的学术信誉和权威地位。到平帝时,《毛诗》、《左传》、《周官》、《古文尚书》、《乐经》先后被立学官,奠定了古文经学的学术地位,也形成了今、古文经学纷争的态势。由于古文经学立为学官的主要推手是刘歆和王莽,而王莽新朝短命而亡,刘歆为新朝国师,今文经学家遂指称他们伪造经典,居心不良。尽管《毛诗》、《左传》、《周官》后来得到广泛流传,而《古文尚书》、《乐经》却若存若亡,引起巨大争议。综合考察刘歆和王莽奏立古文经学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动机,结合传世文献,可以确证他们都没有作伪,今文经学家的指控不能成立。至于《乐经》文本失传与否,则需要跳出今、古文经学的思想藩篱来寻求解决。

《乐经》补作史考

先秦"六经"之《乐经》,秦以后亡佚,从此礼乐之教阙焉。但有趣的是,古代学者热衷于补作《乐经》,考诸历代,不绝如缕。这一学术脉络到底如何,至今鲜有论者,综述史料,甄别条理,冀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另一个问题是,古本《乐经》虽然亡佚,但辑佚名家王谟、马国翰皆有辑佚成果,他们搜集的内容,是古本真迹抑或后世补作,至今亦鲜有论者,逐条考证,以辨真伪,庶几重现上古遗珍。

《乐经》年代学研究

以上古官学制度为视角,《周礼·大司乐》即古本《乐经》孑遗。以《大司乐》为桥梁,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探究《乐经》形成的历史阶段分期。进而考证《乐经》文本的成书年代,通过历史年代学论证,提出其年代可定位于公元前613年至公元前479年之间。

关于《乐经》文献问题

《乐经》为先秦儒家“六经”之一。汉武帝时立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而《乐经》乃汉平帝时王莽奏立,后人多以为其托古改制,非文字典籍,只是三代遗存的曲调曲谱。然而,孔子“乐教”虽与音乐有关,但主要指向人格修养和精神境界。《乐经》不是曲调曲谱,可通过传世文献的正反两方面证据得到证明。儒家“六经”并非孔子创作,而是有丰富文献积累的历史文化遗产,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竹书能够证明这一点。孔子在当时流传的历代文献基础上,选择和整理并加以阐述有关文献以作为其弟子们学习的教材。如果承认《乐经》作为儒家经典的独立存在,并进行认真而细致的文献梳理,《乐经》文献问题是可望获得解决的。

论《乐经》的基本形态及其在战国的传播

《乐经》是先秦时期实有的一本经书,它在春秋以前属于乐官传承,与《诗》、《礼》存在密切的联系,但却并非是诗之曲谱。通过《左传》、《国语》的用乐事例,可以推断出《乐经》的基本形态和主要特点。战国时期,《乐经》所记之雅乐的高贵地位丧失,逐渐流落于民间,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因为它使《乐经》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内向更多的人群传播、推广、解说雅乐。以当时的社会形势而论,知识界对雅乐的兴趣与热情显然高于贵族,即战国百家诸子的学派理念尽管有别,但他们都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着《乐经》的影响。其中儒家更是以"乐教"名世,他们通过对《乐经》的解读与阐释,进而形成了《乐记》、《荀子.乐论》等作品。与此同时,其他诸子也通过对《乐经》的吸纳和运用,形成了诸如《吕氏春秋.仲夏纪》之乐论等作品。所以,《乐经》看似传承于儒家,但实际情况并不局限于儒家,它是战国知识界共用的资源,并由此衍生出更多的乐论作品。

《乐经》考疑

《乐经》之名虽然后起,但《乐》书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庄子》关于《乐经》的记载,确实可信,不是毫无根据的凭空虚造。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也就是说,至少在战国中期有过"六经"成说,《庄子》才会有相关记载。从上古乐官制度看,《周礼.大司乐》应该是古本《乐经》孑遗,顺此考察,《乐经》文本的最终形成时间,当在公元前613年至公元前479年之间。所谓的《乐经》散佚,其实是名佚而实未佚。

国学名家《乐经》论说汇考

"六经"之《乐经》,先秦多称《乐》。历来研究者争论极大,问题涉及有无、性质、内容诸多方面。从史料出发,研究国学名家刘师培、章太炎、钱穆、陈登原、张舜徽、杨伯骏、刘起、李学勤八家论《乐》文字,遍加案语,考据驳正,辨章流别,以明异同;精金美玉,偶有闪现,披沙拣金,表而出之。探讨《乐经》失传原因,还原《乐经》研究概略。

乐经失传原因探究

六经是先秦儒家编纂的重要经典。六经之中,唯独乐经失传。沈约等学者错误地将之归咎于秦始皇焚书。然而乐经为秦时博士官所掌,不在被焚书籍之列。周王朝衰败,孔学不传,秦代灭学,汉代不立乐经博士才是造成乐经失传的真正原因。汉代叔孙通、贾谊、董仲舒、公孙弘、王莽等人试图恢复乐经,但都以失败告终。

《志玄安乐经》释义(三)

一尊弥施诃日：＂妙哉斯问!妙哉斯问!汝当审听,与汝重宣~1。独一上主基督说：＂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问题问得好!你要仔细听,（我要）向你着重讲明。但于无中,能生有体,若于有中,终无安乐~2。只有在不去刻意考虑之中,才能产生（境界）带来的结果（或形体）,若是在事先就有了考虑,最终（反倒）是不可能获得平安喜乐之道。何以故？譬如空山,所有林木,数条散叶,布影垂阴,这是什么缘故呢？

《志玄安乐经》释义(四)

云：“何名为十种观法？”问：“为什么叫做十种观察法？”“一者,观诸人间,肉身性命,渐积衰老,无不灭亡。“第一,观察人世间,（人的）肉体生命,会逐渐衰老,没有不死亡的。譬如客店,暂时假宿,施床（？）,具足珍馐,皆非我有~1,就像到了客店,暂时借宿,展开床上的铺盖,准备了充足的美味,却都不是我所拥有的,岂关人事？会当弃去~2,谁得久留？

王莽奏立《乐经》管窥

王莽主政后于平帝元始四年奏立《乐经》,而平帝之前的西汉朝廷所立儒家经学皆今文经学,平帝时所立《左传》、《毛诗》、逸《礼》、《周官》、《古文尚书》皆古文经学,《乐经》自然不会例外。古文经学被今文经学压制一个半世纪后获得突破性发展,既体现了王莽政治改革和文化改良的政教理念,也反映了王莽"制礼作乐"追迹周公的理想追求。从先秦儒家经学文献在西汉的遭遇中可以发现,王莽奏立的《乐经》文本既不是三代曲调曲谱,也不是阳成子张衡所作《乐经》,而是战国初年在魏国流传的《大司乐》。而孔子弟子子夏在魏西河教授儒学,魏文侯拜子夏为师并在国内提倡儒教,故此文本应是子夏传授的孔子"乐教"文本。王莽利用《周礼》和《乐经》作指导所进行的改革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和探讨的重要课题,在今天仍然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诗经》即《乐经》”说简论

唐宋以来有“《诗经》即《乐经》”的说法,主要是突出《诗经》的音乐性。明代刘濂、朱厚烷对“《诗经》即《乐经》”有了更进一步的阐述。朱载堉认为“《诗经》即《乐经》”有其合理成分,但其根本主张是“《周礼·大司乐》即《乐经》”,并以十二平均律理论注《周礼·大司乐》,撰成《乐学新说》。

出土熹平石经乐律残石及《乐经》流传之综合考证--兼论媒介变革与艺术的历史演进

汉末石经被毁,"六经"与"五经"的疑问成了千古之谜。熹平石经两块乐律残石重见天日后,经综合考证可见其足以成为《乐经》再现于汉代的重要证据。它同时也印证了媒介变革与艺术历史演进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交融互补的和谐发展关系,创新模式与传统模式并存发展的稳固序列也是存在的。媒介变革往往受到艺术发展的影响,并为记录艺术历史提供新的平台;艺术历史的演进则会因媒体的变革而绽放出强大的活力和瑰丽的色彩。

依托京津优势 发展新乐经济

依托京津优势发展新乐经济高书辰我们新乐市距北京２４０公里，天津２８０公里，京广铁路、１０７国道、京深高速公路纵穿全境，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近年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市委、市政府坚持以小康建设总揽全局，按照＂我为京...

《周礼·大司乐》即《乐经》辨

《大司乐》是独立流传的文本文献,战国初年的魏文侯乐工窦公保存了这个文本,其后人将它献给汉文帝,成为皇室秘阁藏书;景帝和武帝之际,刘德收得先秦旧书《周官》,未闻其中有《大司乐》;武帝时,司马迁撰《史记》引用《周官》,有《大司乐》内容;成帝至平帝间,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校勘《周官经》,将其著录于《别录》和《七略》;平帝时,王莽将《周官经》改称《周礼》,将《大司乐》作为《乐经》立博士学官。刘氏父子整理本《周官经》是专书名,之前所有《周官》都是类目名。《大司乐》是孔子“乐教”教材,孔子逝后由子夏带到魏国,作为魏文侯推行礼乐教化的儒学典籍。由于《大司乐》本是周代乐官职文,属于“周官”类文献,故被刘氏父子整合进《周官经》中;又由于“礼“”乐”在周代礼乐制度环境下本来相辅相成,相须为用,解释《大司乐》的《乐记》被收进《礼记》中,成为解说礼乐关系的重要释经文献。因此,不能说《周礼》《礼记》只是“礼学”经典不是“乐学”经典,应该说它们是包含了“礼学”和“乐学”的儒学经典。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周礼·大司乐》其实就是儒学《乐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