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乐舞视野下的浏阳孔庙建筑乐舞仪式空间研究

儒家雅乐文化泛指我国古代宫廷音乐、祭祀音乐和仪礼音乐,其中的祭孔乐舞是雅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庙作为中国古代奉祀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和传授儒家文化的重要建筑,其乐舞仪式空间的形成及其特点与祭孔乐舞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以湖南省孔庙建筑中乐舞仪式空间保存较完整的浏阳孔庙为例,从浏阳祭孔乐舞文化与乐舞仪式空间的关系角度出发,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和测绘图,综合运用地域建筑学、建筑声学、社会学、音乐史学及其它学科,加深对孔庙建筑体系的认识。总结了浏阳孔庙建筑中乐舞仪式空间的布局规则、类型特点及尺度规律。对研究、保护和利用具有湖南地域特色的孔庙建筑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唐敦煌壁画三种乐舞仪式中的音声人及其音声功能

音声人制度在隋唐发展迅速,唐代将各类乐舞音声统称为音声人。以莫高窟唐代壁画的三种仪式(仪仗仪式、祭祀仪式、婚嫁仪式)为例,分析探究了音声人作为乐舞组合的主体,参与仪式的过程,构成仪式的一部分,对仪式内和仪式外都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这些音声人作为乐舞仪式组合中的主体,以音声活动作为媒介。通过乐舞行为发挥着功能传递、结构仪式、烘托氛围的主要功能。因各类仪式不同,所以乐舞的音乐观念又有所不同,造成不同的内在原因主要是特定文化和特定仪式所要求的主导意义的不同。

仪式乐舞的文本层次与叙事结构——以青海黄南藏族传统仪式乐舞为例

代表着青海黄南传统文化的藏族乐舞仪式“六月会”,具有跨族群文化内容和多元审美形态。其各类文本中的程式(巫)和程序细节(礼)成为远古神话的符号。其乐舞文化包含三层叙事结构:精神信仰的濡化叙事,涉及乐的语义表述,依托于仪式中的程式与仪式人来进行;文化形态的情境叙事,涉及乐的语境表述,依托于仪式中以乐器为代表的能指来实现;娱情审美的情感叙事,涉及乐的互文表述,依托于音乐语言、音声、表演与受众的行为交互来完成。

非遗保护的困惑——以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乐舞为例

在现代化的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正面临着种种困惑。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乐舞演出中也时有矛盾与冲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的冲突是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研究者没有剥夺文化拥有者自己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力,也不应该把自己的价值标准强加给被研究对象,应该尊重文化"局内人"自己的选择。

传统的承继与再造:大姚彝族“插花节”仪式乐舞活动的当代建构

"插花节"是大姚县昙华乡彝族人民盛大传统节日,其仪式乐舞活动的当代建构,是传统的继承与再造,保持了"插花节"仪式乐舞活动具有连续性与世俗性二元特点;赋予了传统乐舞节日宗教、政治、文化等多重意义,使传统乐舞活动保持生机与活力,也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地方性知识与民间智慧,笔者认为传统与当代并不存在根本的破裂而相互对立,应是在传统意义上重新建构的。

藏传佛教中羌姆仪式乐舞起源——探访香格里拉松赞林寺

羌姆，是藏传佛教为了静坛祈福、降服恶魔而表演的乐舞，是一种纯粹的宗教仪式行为。羌姆，最初称为“宣”，即舞蹈的意思。又称作“喇叭”，意为降神。原是藏族地区原始宗教“苯教”中的巫术仪式和图腾表演。藏传佛教中四大派的羌姆仪式乐舞同出一处却又各不相同。本文主要阐述羌姆乐舞的起源以及对松赞林寺羌姆的影响。

景颇族仪式乐舞与传统民间信仰研究

仪式乐舞是一种形式、风格与特定仪式的环境、情绪、目的相契合,影响仪式进程和仪式参与者的乐舞。景颇族乐舞是丧葬仪式和目瑙纵歌的组成部分,丧葬仪式和目瑙纵歌主要由祭祀仪式和乐舞两部分组成。以亲属政治为基础的山官制度、"丈人种—姑爷种"的婚姻结构和鬼魂信仰是景颇族社会的基石,以目瑙纵歌和丧葬乐舞为核心的仪式乐舞是景颇族精神的直观体现,仪式乐舞传达的祖先认同和伦理道德强化了景颇族人的认同感,仪式所传达的思想意识逐渐演化为制度性的人际交往的规范,与景颇族的社会结构融为一体,礼仪文化与民间风俗互补相济,具有规范制度和化民成俗的政治教化作用,对塑造景颇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起到重要作用。这种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在最近半个世纪被颠覆,加之商业活动和娱乐活动的冲击,支撑目瑙纵歌的精神信仰逐渐失去,目瑙纵歌面临娱乐化和空壳化的危险,如何注入新的动力因素,使之重新焕发活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闽台关帝信俗仪式乐舞的承继与创新

闽南和台湾关帝祭典仪礼承载着弥足珍贵的闽南传统舞蹈和中国古代乐舞文化遗产。立足田野调研,借鉴民俗学、音乐舞蹈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阐释闽台关帝信俗仪式雅乐佾舞的本土化承继与多元一体的雅俗交融共生结构,解析仪俗舞蹈的闽海色彩与创新特质,诠释其蕴含"忠义"符号的儒学文化内核,以期为闽台传统乐舞的传承创新和两岸亟待复兴的祭关乐舞交流建构提供理论参照。

红坎村京族哈节仪式音乐文化的功能阐释

20世纪70—80年代,仪式成为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等领域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在民族音乐学视域下,以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为切入点和研究视角,不仅拓展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野,还使其成为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学术资本,具有巨大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通过对红坎村＂哈节＂祭仪的深入研究,阐释哈节仪式音乐中蕴含的文化功能。

芒宽乡傣族大鼓舞的形态嬗变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的差距日渐缩小。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各少数民族传统民俗舞蹈也经历着从奘房"仪式性"向城市广场"游艺性"的功能和形态的转变。本文试以芒宽乡傣族大鼓舞为例,解析芒宽傣族传统大鼓舞"游艺性"形态的嬗变。

禁忌：神圣属性的符号表记--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乐舞中的禁忌现象研究

在荡里姚等安徽贵池东南部山区村落里的傩仪式乐舞活动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禁忌现象。这些人为设置的禁忌事项对人们的思维、行为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为各种神圣事物打上神圣的符号表记,对维护其神圣属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曹风·鸤鸠》与上古司空(州伯)巡行仪制

《诗·曹风·鸤鸠》非讽刺诗,而是赞美诗,所赞美者非如前人所说为周公、曹叔振铎、晋文公等,而是西周时期巡行曹地的“州伯”“司空”之类的“君子”。本诗关乎上古“州伯”(司空)巡行颁政时所行之仪式乐舞,诗中之“君子”穿着盛装,是巡行之州伯(司空)。用于起兴之“鸤鸠”,前人注谓布谷鸟,是错误的,因为布谷鸟根本没有“七子”和育雏平均的特点。诗中“鸤鸠”是人所扮演的仪式中的道具。在文字为极少数人掌握的时代,司空巡行至曹国时,集合民众,颁布相关的政令要借助仪式完成,所行之仪式中有扮演“鸠”(布谷)者,又有扮演鸠之雏子者,扮演鸠之雏子者共七,所以有“其子七兮”之说;仪式中“鸠”喂食其子,先从上而下,然后再从下而上。仪式中的这些场面与动作,是为表现巡行司空(州伯)行事的“平均如一”(公正)。

《诗经·驺虞》与上古“迎虎之礼”

《诗经·驺虞》主旨关乎上古蜡祭中的"迎虎"及"田狩"之礼;作为上古的仪式乐舞,此诗用于与"迎虎"及"田狩"相关的"射礼";《礼记·乐记》等古籍关于"《驺虞》,乐官备"之说,并非毫无根据,其说源于上古乐官在确定时节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上古田猎具有时节性,更为了焚烧草莱、开辟土地,而农业生产最重"时令","乐官备"是上古农业生产的保障;仁兽"驺虞"的原型是人间的虎,同时是天上的参星,参星在上古是指示正月等季节的重要星辰。

藏传佛教“羌姆”的多元传承与发展

羌姆是藏传佛教文化圈最具代表性的佛教仪式乐舞。自羌姆形成以来,以西藏藏传佛教寺院为核心,逐步流传至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内蒙古、辽宁、北京、山西、河北等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并以多样性、多元性风格特征传承发展。

藏戏 雪山草原的说唱

在西藏称为“阿吉拉姆”,在青海称为“南木特”。作为藏族民众世代传承的古老剧种,该项目集神话、传说、民歌、舞蹈、说唱、杂技等多种民间文学艺术与宗教仪式乐舞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