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孔子时代的乐论话语与乐政言说

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末期的前孔子时代,随着“礼崩乐坏”的到来,形成了一批初具理论形态的乐论话语。这些话语的言说主体,或为精通乐教的卿大夫群体,或为具备专业知识的畴人群体。不过,早期乐论话语的生成,并非出于言说主体的主动理论总结,一是出自对“礼崩乐坏”政治环境的讨论,二是出自对具体政治事件进行评论时的现场发挥,三是出于诸侯卿大夫对礼乐知识的主动学习和了解,均发生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之下,因而有着共同的理论聚焦和政治关切,特别是他们所提出的“乐以成政”理论,可视为对西周以来乐政体系的学理总结。具体表现为:将和平之声确立为周代乐政的生成条件,由心、耳关系反映出周代乐政的运作机理,由“乐以殖财”实现周代乐政的作用效果,等等。另外,早期乐论话语还十分关注“乐”与“德”之间的关系,将德礼观念确立为周代乐政的价值内涵。可以说,早期乐论话语紧紧围绕着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为孔子以后儒家乐政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哲学治疗视域下的王阳明乐论分析——以与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比较为中心

治疗,是哲学的基本功能。快乐作为普世的情感与价值,在王阳明与伊壁鸠鲁的哲学中均占据重要位置。哲学治疗视域下,二者在将错误意见与过度欲望诊断为病因、从立意与实践两层次施展疗法以及复得快乐作为疗愈表现等三个逻辑环节保持一致。将承袭儒学传统并且以全新命题——乐是心之本体为核心的王阳明乐论视作治疗哲学实为妥帖。这一论说主张在快乐和痛苦间维持张力、与痛苦作斗争以及升华快乐为一种境界。伊壁鸠鲁持相反观点,是为减法治疗。前者则掺入了加法与减法的面向,以提升不同个体的疗愈效果。哲学治疗既可以作为新范式诠释中国传统哲学,也能更充分地发挥中国哲学传统的现实效用,使之真正的面向现实与未来。

乐歌、乐论、乐史:金天羽的音乐贡献

金天羽是20世纪上半叶著名诗人、教育家、国学大师,在音乐创作和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曾大力推行音乐教育,创作《新中国唱歌集》等。他充分肯定音乐的社会价值,在礼崩乐坏之际,力倡礼乐,参与词曲讨论,关注音乐史,编撰乐人传记,在乐歌、乐论、乐史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汉魏乐论与“和”的转型

汉魏是中国美学史、艺术史上一个独特的单元,乐论是展示这一时期美学风貌的重要窗口。从发生学的角度,“和”的重要源头是音乐,在先秦乐论中初步形成了天地之和、人性之和、社会之和的基本维度,并具有内在联系性。汉魏乐论一方面将具有巫性色彩的神秘之“和”向相对客观的“气和”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更具人间性和现实性的“美和”观念的产生。“气和”向“美和”演进的过程是中国艺术逐渐走向自觉的缩影。其后,伦理性、政治性乐论虽一直存在,且时有凸显,但“美和”所蕴含的“音和”与“器和”维度,则锻造了新的审美准则。历史地看,唐宋时代对“淡和”、明清时期对“感官之和”的推崇,以及整个社会对琴器的重视,都是汉魏审美品味的余续。

先秦乐论与音乐人类学的不谋而合

中国先秦思想家对音乐和国家礼乐制度的关系做过很多精辟论述。先秦乐论不只是讨论音乐问题而多涉音乐与“礼”、与伦理和国家政体—制度史等问题,因此乐论是先秦思想史和哲学史关注的一个重大主题。先秦乐论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暗合了人类文明和世界音乐史溯源的一些经典理论探讨,特别在音乐起源和功能研究方面跟古希腊乐论多有值得比较研究之处。19世纪兴起的人类学和其后的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为乐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结合史前学方法,音乐人类学对音乐起源、音乐的符号意义和功能等课题进行了世界性文明的综合探讨,对先秦音乐美学和文化意义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北宋乐论中的“乐与政通”

“乐与政通”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亦是中国音乐美学史的重要命题。经历了“安史之乱”与晚唐五代的混战后,处于儒学复兴阶段的北宋时期,对该命题的讨论更加激烈,主要体现三个方面:其一,通过对“以唐为鉴”“燕乐废政”的讨论,努力建构无心声色、勤勉持政的明君形象,延续了儒家“淫乐亡国”的思想;其二,通过对“凶礼禁乐”“丧期废乐”的争论,突出强调“乐”需要为“礼”服务,也需要为“理”认可,强化了儒家“礼先乐后”的思想;其三,通过“教坊乐语”与“贺大晟燕乐表”可以看出,北宋开始将俗乐纳入礼乐教化之中,成为展现四海升平、家国昌盛的符号,拓展了儒家“乐和政平”的思想内容。

《艺概》与《乐论》比较研究——以“词曲”与“音词”为切入点

《艺概》是清代学者刘熙载的文艺美学著作,著作中包含了植根于《易经》的阴阳辩证法、儒释道理论、陆王心学思想等,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思想。《乐论》是藏族著名学者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的音乐论著,深植于佛教声明学理论,分别论述了音、词、音词结合的内容,涉及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美学等方面,呈现了基于藏传佛教文化传统下的音乐知识体系。本文对二者进行基于当代艺术理论体系的比较,以期拓宽学术视野,并获取有助于当代音乐发展的借鉴因素。

论董仲舒乐论体系中内蕴的美学因子与哲学思想

21世纪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为儒学思想的研究、开发及利用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机遇。董仲舒作为古代著名儒学家,形成了自身深厚的哲思观和审美观,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笔者从董仲舒乐论基本思想着手,以《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对贤良策》等著作为依据,辨析了董仲舒乐论中蕴含的美学因子与哲学思想,希望能够以此推动儒家思想的研究与现代化实践,并为当代音乐的创作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乐论部分的评述与反思(上)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归国后所写,详述明末至民国初的学术发展。在乐论章节,他评价了四位音乐家。然而,随学界研究深入,发现梁启超的评述与学界有所出入。笔者欲结合书中乐论、历史资料及学界研究,重新审视梁启超的观点,探讨其客观性及对乐律的把握,期望对他的观点有更深入的解读和补充。

上古至春秋乐论中的“乐与神通”问题

在中国上古至春秋时期的乐论中,音乐的地位之所以至高无上,根本原因在于它被赋予了贯通人神两界的异能。音乐神性品质的获得,与它固有的超验特性有关,但在中国上古至春秋时期,神并没有成为一个一体性概念,它既包括自然神,也包括祖宗神。与此一致,所谓"乐与神通",则主要体现出通于自然和通于祖灵的双重特征。这种特性,在上古时期主要表现为借助音乐享祭祖灵并招引自然神,如《尚书·益稷》中的"祖考来格"和"凤皇来仪";至春秋时期则蜕变为音乐的自然感通和生死预言问题。但是,在自然神与祖宗神或空间性神灵与时间性神灵之上,一种被音乐隐喻的超越性维度仍然存在,这就是弥散于宇宙之间的普遍神性。这种神性,在《尚书·尧典》和《尚书·益稷》中被以"百兽率舞"的狂欢方式呈现,在后世乐论中,则被作为"天地之和"的象征。

《乐论》与《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的原点比较

魏晋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造成了百姓的深重苦难，同时动摇了儒家思想千年来的统治地位，世态的躁动唤醒了文人的觉醒，涌现了大批的名士，创作了许多传世不衰的经典论著。音乐美学思想这时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与发展，一方面部分文人逐渐的在摆脱《乐记》等传统音乐论著的束缚，开始追寻音乐的内部规律及音乐的特殊性，如：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吕温的《乐出虚赋》及徐上瀛的《溪山琴祝》等等。

论阮嵇乐论中的和谐理想

阮籍《乐论》和嵇康《声无哀乐论》同为正始时期探讨音乐理论的名篇,前者主张原始的和谐,后者主张自然的和谐。这两种和谐理想均受正始玄风的影响,体现了阮嵇的人格追求。阮嵇和谐理想在魏末的政治环境下必然破灭,他们的消亡预示着士人群体的全面俗化不可避免。

《声无哀乐论》之“和”与儒家乐论之“和”的相通性

"和"是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思想与艺术创作及批评的重要概念,在被普遍认为是形式自律论音乐美学著作的《声无哀乐论》(下文简称《声论》)与儒家他律论的音乐美学体系中都有诸多关于"和"的论述。尽管嵇康之《声论》看似与儒家音乐思想相对立,但在"和"的观念上又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也恰好体现了嵇康与儒家在美学思想深层次上的相通性。

《礼记·乐记》作者及其与《荀子·乐论》之关系

《礼记·乐记》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有子夏、公孙尼子、刘德、刘向诸说,近代以来争论尤为激烈。《乐记》部分章节与《荀子·乐论》高度相似,于是又有《乐记》抄袭《乐论》和《乐论》抄袭《乐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就现有文献考察,汉人《礼记》绝非《大戴记》和《小戴记》两种,今传本《乐记》则是《小戴记》中所保留之《乐记》,而非刘德等所撰24卷本《王禹记》或刘向校定23卷中秘书本《乐记》一部分。《荀子》之书为刘向所编定,《小戴记》也为刘向所校定,均依据原始文献,未曾篡改。大、小戴之师后仓乃“荀卿之支与余裔”,《乐论》并非荀子手著专论,而是荀子后学记述荀子论乐之语,包括古事与古言,以批判墨子的非乐思想;《乐记》也是荀子后学所记先师论乐之语,以阐述儒家乐学理论,同样包括古事与古言,它们之间同源异流,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后人是此非彼,强分轩轾,并无必要。还原《乐论》和《乐记》的成书情况,战国末年的荀子当为始作俑者,而文本写定则是荀子后学所为。将儒家形成系统的乐学理论归功于荀子学派,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

从先秦乐器铭文看先秦儒家乐论之嬗变

从西周时代的娱神论到春秋战国时代的音乐新声与娱乐论的兴盛 ,在乐器铭文中均有反映。而传统儒家乐论的发展却与音乐发展的实际情况呈现出不一致的状态 ,利用先秦乐器铭文材料与古文献材料 ,从目的论角度研究了先秦乐论的发展状况。究其发生之原因 ,是传统力量的强大与先秦至汉代的思想发展取径的必然结果。

《荀子·乐论》与儒家话语建构的文化逻辑

从《荀子·乐论》文本的逻辑看,乐是人之情感的自然流露,情动于中,发为音声,为人心所不免。正因为音乐出于人心,反过来也就具有改造人心的功能,于是先王就通过音乐来教化百姓,音乐也就成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但是从其他文献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先秦音乐的实际功能则另有一种历史轨迹,即从"人神关系"到"人伦关系"的转变。从《荀子.乐论》的逻辑与历史轨迹之间的差异中我们可以窥见儒家话语建构的策略。

《吕氏春秋》乐论思想疏证

《吕氏春秋》的乐论思想表现出特定时代的过渡性,对其乐论思想的深入考察具有重要的美学史意义。就文字层面而言,其主要来源应为以《乐记》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乐论。然而其思想层面的复杂性则不止于此,《吕氏春秋》含有"乐由心生"和"乐由道生"两种不同的音乐创生理论,同时其乐论所体现出的道德观(对"德"之认知)与全书总体倾向存在偏离,但其在对待"人乐"与"天乐"的关系问题上,则实现了儒与道两个乐论体系的完整融合。

评墨子“非乐论”美学思想

作为我国先秦时代最早论述音乐问题的专题文章，墨子的《非乐》篇集中探讨了乐与生产、乐与治国、乐与人民、乐与传统、乐与娱乐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反映了当时庶民阶层的美学要求，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下层人民美学思想的第一个雏形。尽管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墨子的美学思想中确实有着急功近利的局限，但其所急之功、所近之利，均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在理论上开启了“关心民众”

“工夫的乐论”如何可能——论徐复观对中国古代乐论的心性学诠释

"工夫的乐论"是徐复观从儒家心性论的立场对中国古代音乐的一种理论建构。这种理论的功能价值是开启人格修养;其道德形上实体即内在价值根源为人之"性";而其最高的存在形式为"无声之乐",即一种道德与艺术合一的人格存在。

古今之争:春秋乐论的核心问题

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价值领域,对经典的迷恋使任何新出的文学艺术都面临严格检验,也使古今之争成为文学艺术理论史中最尖锐的问题。从历史看,中国艺术的古今之争以西周礼乐制度的确立为背景,其展开形态为春秋时期围绕音乐形成的新旧、雅俗、俭奢对立。在这一时代,古乐因为代表着伟大的传统而获得权威地位,新乐则因其欲望属性而被视为社会"礼崩乐坏"的破坏性力量,并因此缺乏存在的道德基础。至战国初期,这场争论因古乐的全面式微而趋于缓解,但却开了后世中国艺术围绕古今问题长期对立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