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语传统与汉代的兴喻文学观

兴的概念来自西周的乐语,其本义是连类譬喻。它有寄寓政治道德理念和委婉蕴藉两个特征,体现了周代礼乐文化尚文和重教化的精神。《诗经》的作者在创作之初本来没有兴的概念。汉代人以兴解《诗》,兴由用诗方法变为做诗方法,但其含义仍是譬喻而不是开端。汉代的兴喻文学观虽不符合《诗经》的创作实际,却为后代作家所实践。在其影响下,兴由民歌中简单的开头方式变为文人作品中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法,不仅形成了比兴寄托的文学传统,还发展成感物抒怀的表达方式,导致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的出现。

乐语传统与古史传述

先秦时期的教学内容不但在人的培养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深刻影响文献的生成与流布。乐语传统中的"道"、"讽"、"诵"侧重对如何引述文本内容能力的培养,"道古"这一话语方式突出历史对现实政治或日常生活的范导意义,从而敦促人们对历史及其相关文献应予以重视,并在现实生活中自觉地对这些文献加以引用。这样,一方面乐语是周代宾客飨射旅酬仪式的重要环节,它主要表现为对乐歌的评论以及用乐歌做规诲讽谏和应对交际,在这种情形下,"乐语"本身就形成一种仪式性、阐释性文本。另一方面,历史文本在教学环节中得以生成与流布,因此,可以说乐语传统影响先秦文献的形成。

从乐语传统看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传播及文化意义

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方式是多元的,其中乐语传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教学形式,它通过培养贵族话语能力而影响语类文献的文本特征;乐语也是周代宾客飨射旅酬仪式的重要环节,表现为对乐歌的评论以及用乐歌做规诲讽谏和应对交际,在这种情形下,乐语本身就形成一种仪式型语类文献。此外,乐师在语类文献的整理、传播过程中深刻地影响语类文献的形态和流传。

乐语传统与《韩诗外传》的生成

韩婴在推究《诗经》意旨之基础上撰写的内、外《传》,可能以两种形态流传:一是《内外传》的形态,二是《内传》《外传》别行,今本《外传》包含《内传》。《外传》引诗有"故事+诗"与"故事+诗+附加成分"两种模式,"故事+诗"型出于"引事以明《诗》"的目的;"故事+诗+附加成分"型有的出于"引事以明《诗》",有的出于"引《诗》以证事"。《外传》解诗模式主要受到乐语传统的影响。乐语六体可划分为赋诗、释诗两个层面,赋诗包含"引《诗》以证事"的特征,《外传》"引《诗》以证事"的特征表明韩婴自觉继承先秦时期的赋诗传统。至于"引事以明《诗》",则与释诗传统有关。《外传》"故事+诗"通常是对话式的史事再加上特定的诗文本,这与乐语之"道"有着密切的联系。"道"作为一种释诗方式,主要运用历史故事来解读诗句,即以事解诗,这与《外传》的解诗模式是一致的。韩婴编撰《外传》固然是出于阐释《诗经》的需要,同时也是着眼于训练、培养经生阐释诗的能力,这同样是乐语传统影响的结果。

中国传统音乐“乐语”系统研究

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流符号,语言建构了我们的生存。作为音乐思想与行为的高度抽象和凝练,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历史传承中积累的习语(或乐语),为其当事人主体对音乐的认知和实践经验的升华,是中国音乐"传统(民间)知识体系"的基本材料。对其进行系统收集和整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传统音乐文化"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探讨。如果说以往我们借用西方音乐理论术语是遵从一种相似性原则,那么传统乐语的调查和记录,则是发现差异,并在差异中领悟使用者的文化观念、运用及音乐认知。尤其是在文化急速变迁导致音乐传承中断、音乐表达方式改变的现状下,花大力气建立在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基础上的、中国各民族传统音乐自身的"语料库"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