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乐钟命名·乐悬概念体系·乐钟观念定位——试论青铜乐钟的三个问题

殷商乐钟无自名,被学界主流命名为铙,也有著名学人命名为庸,从青铜乐器由虞夏时代的铜铃到殷商时代的编铙(庸)到西周以后的编钟来看,铙是从铃的角度去看而得出,庸是从钟的角度看而得出,在铃-铙或庸-钟的演进中,庸更能体现殷商乐钟的本质特性。乐悬概念由簨虡、肆堵、宫-轩-判-特组成,三组概念不但每一后者都可包含前者,而且具有从夏到商到周的时代演进意义。青铜乐钟在最初进入以鼓磬为主体的乐器体系时,被定义为阴阳体系中的阴。随着其入主中心,其性质转为阴阳兼有且阴阳互含而灵活圆转。

中国乐钟的双音特性

运用振动理论和有限元方法阐明了中国乐钟的双音特性。

繁盛期青铜乐钟的编列研究(上)

本文总结研究自春秋初期至战国中期出土的各类各式编钟 ,对近年新郑出土的编钟编膊、太原金胜村编膊、淅川王孙诰编钟及曾侯乙编钟等特殊个例进行了重点分析 。

繁盛期青铜乐钟的编列研究(下)

本文总结研究自春秋初期至战国中期出土的各类各式编钟，对近年新郑出土的编钟编 、太原金 胜村编 、淅川王孙诰编钟及曾侯乙编钟等特殊个例进行了重点分析，同时对此期出土于我国南 方的乐钟编组情况也进行了实例分析。

统青铜乐论之大成开当下研究之新路——读陈荃有所著《中国青铜乐钟研究》有感

陈荃有撰写的《中国青铜乐钟研究》从编列角度出发,对我国青铜乐钟的生成、发展及演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某些存有疑义的问题,作者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此著的出版,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学界对青铜乐钟的研究。

《周礼·考工记》乐钟词语系统

《周礼·考工记》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也是中国最早的乐器声学理论记载。本文在全面整理《考工记》乐钟词语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传统训诂学的训诂原理、语义观念以及词汇语义学原理,运用义素二分法(Dichotomy of Sememe)【1】,类聚、梳理并分析《考工记》乐钟词语关系。文中概括《考工记》乐钟词语系统的层次性、关联性、有序性三大特征,提出《考工记》乐钟词语之间具有纵向、上下和横向的结构关联,由此形成词语立体网络,进而体现了事物联系的普遍性。

《周礼·考工记》乐钟词语系统

《周礼.考工记》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也是中国最早的乐器声学理论记载。本文在全面整理《考工记》乐钟词语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传统训诂学的训诂原理、语义观念以及词汇语义学原理,运用义素二分法,[1](19-24)类聚、梳理并分析《考工记》乐钟词语关系。文中概括《考工记》乐钟词语系统的层次性、关联性、有序性三大特征,提出《考工记》乐钟词语之间具有纵向、上下和横向的结构关联,由此形成词语立体网络,进而体现了事物联系的普遍性。

安徽地区出土的青铜乐钟及其相关问题

青铜乐钟作为一种乐器,在青铜器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安徽地处江淮流域,在历史上出土了许多青铜乐钟。以安徽地区出土的青铜乐钟为视角,以蔡侯铜钟和钟离国铜钟等为例,分析安徽地区的青铜乐钟所反映的社会功能和历史等相关问题。

《宣和博古图》乐钟定名考论

《宣和博古图》为古代搜集乐钟信息最多的金石谱录著作,其以文献文物相印证的方式系统而完整地呈现了北宋徽宗时期宣和殿所收藏的周汉古乐钟,为宋清之际人们理解周汉礼乐著作中乐钟的相关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图文参考,其中乐钟的定名起到关键的辨识作用。本文聚焦《宣和博古图》的乐钟定名的问题,疏证书中乐钟的相关概念,呈现宋代金石学对乐钟观察与认知的独特视角。

皖江地区出土的青铜乐钟初探

青铜乐钟在先秦时期的礼乐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皖江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铜采冶区域,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先秦时期的青铜乐钟。通过较为系统地梳理区域内出土的青铜乐钟的种类、数量、形制及时空特征,并对代表性器物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皖江地区出土的青铜乐钟具有年代久远、种类丰富、器型优美、文化内涵深厚等特征,这与皖江地区铜采冶的历史地位以及本地区先秦时期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出土的青铜乐钟也是皖江文化在先秦时期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金声玉振 和铃央央 开启青铜乐钟先源的带翼铜铃

九五尊贵厚土掩，华夏乐音洗尘来。千载锈痕今犹在，文明初始位高端。煌煌大气代传递，礼乐兵器法森严。贵族视听谁居最？至尊无上铃玉先。流水行云浩汤汤，骏马势如力钧显。问鼎中原何所似？合瓦型制为先源。铃鼓齐声印沧海，祀神娱人数桑田。曼妙铿锵萦耳侧，金玉良缘妙关联!

永乐钟铸造之谜

这口青铜大钟高6．75米，重46．5吨，钟体内外布满二十二万七千字的红文，享有世界“钟王”美誉，这就是永乐大钟。

周代青铜乐钟制度与族属身份判定——以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为例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青铜乐钟包括9件钮钟和8件镈钟,乐钟的陈设整体上采用了90度的折曲摆放形式,镈钟则采用了“6+2”的分置模式。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乐钟在音乐性能上同于淅川下寺十号墓等楚墓。这种特殊的乐钟组合、陈设形式及音列结构皆表明侯古堆一号墓采用的是典型的楚国乐钟制度,墓主深谙并恪守楚国礼制,所以该墓应为楚墓而非吴墓。同时结合对乐钟铭文的考察,推测其墓主或为楚国番县贵族。

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钟磬的音乐考古学断代之二

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另一个热点。与石磬相比,青铜乐钟在先秦乐悬制度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应用广泛,留存到今天的材料更为丰富,故也为这些乐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中国青铜乐钟形制独特,乐律学内涵深厚,工艺复杂,科学技术方面的含量极高。根据考古学研究的习惯方法,在传统的青铜器研究中,人们注重于器物类型学方面的内容;作为商周重要乐器——青铜乐钟的音乐性能、演奏方式等音乐学内涵,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而这些,恰恰应该是乐器研究的主体部分。本文拟通过与乐钟演奏手法相关的结构设计、与编钟音乐性能相关的内部结构特征、青铜乐钟调音时的磨砺手法以及乐器的音列音阶的组合关系的考察作断代研究,以图初步建立起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标尺。

汉代乐钟编列制度初考

两汉之世,青铜礼乐器的使用渐趋衰落。西汉出土的完整编钟资料已不可与先秦时期"同日而语",东汉时期更未有完整编钟出土。尽管如此,通过研究发现,西汉时期编钟至少有三种以上组合情况,包括"5甬14纽""4甬9纽""5甬10纽"及其他,且这些编列制度在东周时期皆有所本,可能分别源自"5镈""14纽""4镈9纽""10纽"的传统。其中西汉皇室所采用的"5甬14纽"制度是战国中期之后日趋盛行的新兴礼制系统,而较为古老的乐制版本则主要见于中小贵族及地方勋贵群体中。

试论春秋晚期乐钟随葬制度的变革——以曾国、晋国为中心

春秋晚期阶段,贵族墓葬中的随葬乐钟出现了两方面显著的制度性变革:一方面是对单类乐钟的偏好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以甬钟、钮钟、镈钟所构成的三元组合编钟系统,在南方的曾国墓葬内出现了全新的甬钟编列方式,即全套编钟仅以甬钟构成,而北方的晋国墓葬则出现镈钟编列方式,全套编钟只用镈钟而不见甬、钮钟。这两种革新性的葬钟组合形式对于战国礼制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使得乐钟类型之间的约束逐渐被打破,钟型相互替代的现象层出不穷,也导致了战国中期之后随葬乐钟组合的不断简化。另一方面,从春秋晚期开始,随葬编钟的摆放形式亦出现重要变革,折曲钟磬逐渐成为贵族们的共识并在各地涌现,虽然它们之间缺乏统一的形式规范,但无疑是贵族们将金石之器多面环绕的礼制意识的反映,并为战国之后礼典文献中有关"乐悬制度"的创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葬钟配列方式与摆放形式的双重变化是春秋晚期乐钟随葬制度变革的核心体现,不仅为探讨战国乐钟葬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亦为理解这一时期的"礼崩乐坏"局面开辟了全新的视角。

二南：南方的乐钟与雅音

本文认为，《诗经》中“雅”、“颂”、“南”之称，本为乐器与地域名。“南”之本义为初生之竹，在商末周初，实指南方流行的乐钟。得益於现代诸多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本文能够就乐钟的类型及分布有一粗浅的认识，通过对“（甚土辶）（六阝）”编钟铭文的重新解释，本文提出《诗经》中的“南”一名，与“雅”相对而言，所代表的是具有地方色彩的乐式。此外，本文并从“二南”诗的语言和诗的内容等角度，进一步讨论“二南”诗所产生的地域等问题。

从乐钟的编列与性能看先秦岭南的礼乐关系

周代的礼乐制度对黄河流域乃至长江流域诸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有赖于地域分布给礼乐制度的管理与礼乐意识的渗透带来的便利．有赖于频繁的文化交流。

乐钟双音状态的标准差分析法之应用实证

在我国古代百越民族群体主要分布的皖南、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出土了大量青铜乐钟,可证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存在着与中原地区青铜文明所并行存在的另一支青铜文明——百越地区青铜文明。本文是以出土于我国越族分布地区的两周时期青铜质乐钟为分析对象,通过"定量分析"的模式,使用统计学标准差的方法,对两周越地青铜乐钟在不同时期所处的双音状态进行探索,以图揭示蕴含在乐钟数据资料之中却不易被传统的"定性分析"所觉察的现象与规律,挖掘其中有理性因素参与或制约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