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青铜乐钟制度与族属身份判定——以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为例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青铜乐钟包括9件钮钟和8件镈钟,乐钟的陈设整体上采用了90度的折曲摆放形式,镈钟则采用了“6+2”的分置模式。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乐钟在音乐性能上同于淅川下寺十号墓等楚墓。这种特殊的乐钟组合、陈设形式及音列结构皆表明侯古堆一号墓采用的是典型的楚国乐钟制度,墓主深谙并恪守楚国礼制,所以该墓应为楚墓而非吴墓。同时结合对乐钟铭文的考察,推测其墓主或为楚国番县贵族。

者汈编钟与越国乐制

依据现存者汈编钟的尺寸、铭文排列方式及音律组合,可以推定其钮钟应是两组各10—12件的编列形式,同时搭配镈钟若干。这种乐钟组合是战国早期之后逐渐盛行的新的编列方式,不见于春秋晚期阶段。因此,者汈编钟铭文内"唯越十有九年"当是指越王翳十九年(公元前393年),而非春秋晚期的勾践十九年(公元前478年)。者汈编钟是目前所见较为完整的越国王室乐器,通过进一步与江苏无锡鸿山、浙江海盐黄家山、长兴鼻子山、余杭崇贤战国墓等越国土墩墓所出乐器的比较可以发现,越国的乐钟制度可能存在"二分现象",即越国王室仍效仿楚制使用青铜编钟,而普通贵族则多使用青瓷或硬陶编钟,无法演奏,编列上亦缺乏制度约束。所以,器主者汈也应在此年代、文化背景下去判断其身份地位。

回望宗周——从乐悬看东周时期画像铜器的主旨

在东周时期的部分画像铜器上,存在悬挂编钟、编磬以备礼乐的场景,而且基本采用统一的数量组合与悬挂方式,说明其是基于一个明确而固定的乐制思想为创作蓝本的。通过与考古所见两周时期的乐钟发展制度概况相比较,可以知晓画像铜器上的乐悬组合与悬挂方式只见于西周早中期阶段,是对古老的宗周礼制的模拟与追想,而与东周时期的礼乐实况并不契合。这些乐悬图像与画像铜器上的采桑、竞射、宴飨以及水陆攻战等其他题材一起,可能反映的均是对业已消逝的理想社会的怀念与并不完全准确的回忆,是一幅整体性的礼仪图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