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乐队花车效应的观点动力学模型及其实证研究

自经典的Hegselmann-Krause连续观点动力学模型提出以来,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改进,但如何具体的在观点更新过程中融合外部群体意见的影响尚未被考虑其中。本文基于心理学中的乐队花车效应,考虑群体意见和信任程度等因素,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乐队花车效应的Hegselmann-Krause观点动力学模型。该模型中,意见领袖与普通个体对来自其相邻节点意见的信任系数被建模为当前时刻个体意见与群体意见之差的函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的意见更新规则。通过在人工生成网络和真实网络中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在群体意见和意见领袖的共同影响下,无论意见领袖比例、个体置信度和网络规模如何变化,除固执个体和孤立个体外,其他个体的意见都能在较短时间内达成一致,从而为社交网络中人们观点的从众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

电信市场中的乐队花车效应和势利效应

电信业实际上是一个服务性的行业,但与金融、航空、旅游、餐饮、娱乐、医疗等其他服务业性行业相比,电信业又具有明显的技术导向性。电信行业同时具有顾客导向性和技术导向性, 而这一点正困扰着电信企业的战略营销决策者。反映到电信产品的营销上,一方面,营销不仅需要发现和满足市场的需求,还需要预知未来的需求和创造新需求,而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无疑加大了电信企业所承担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电信行业还具有技术导向性,电信服务的价值也体现在物质产品形态上,如终端设备就承载了不同的顾客价值,这更加大了电信产品营销的难度。因此,顾客导向和技术导向之间的二律背反使得电信产品的营销承受了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的拉扯,这些力量此消彼涨,就形成了乐队花车效应(Bandwagon Effect)和势利效应(SnobEffect)。所谓乐队花车效应和势利效应,均是指需求市场中的某种网络外在性(Network Externality)。那么,何谓网络外在性?在经济学和市场营销理论中,常常先假设某种产品的市场需求与产品价格、顾客消费水平、竞争品价格有关,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营销策略,但有些产品的市场需求不仅跟上述因素有关,还与市场上其他消费者对该产品的需求有着强烈的关联,这种关联就属于网络外在性。

消费者选择购买武夷岩茶的乐队花车效应研究

以2017年6—9月来武夷山的656位游客为调查对象,分析了游客选择购买武夷岩茶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游客的个体特征与茶叶种类影响游客购买茶叶选择决定,乐队花车效应中的古典包装是一般消费者购买武夷岩茶的重要因素。

传播学视阈下的双十一乐队花车效应

双十一中的乐队花车效应是融合了传播功能观、传播仪式观、传媒经济学、消费主义、受众研究等角度的传播学现象。传播功能观突出媒介传播的商业属性;传播仪式观强调仪式在消费行为中的重要作用;传媒经济学角度从行业、价格和消费者几个基本要素入手,三者的"媾和",促成了新型的国民消费日。花车效应在行业、消费者和价格方面表现突出。阿里巴巴能够创造出连年攀升的销售额,大家会在同一时间冲着同一个目标蜂拥而上,在一定程度上,缘于人们心理上的乐队花车效应。乐队花车效应的迭加效应不会轻易被颠覆。将"双十一"打造成为一场仪式,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便成为融合了理性选择与参与仪式的综合体。

论突发事件中微博传播的“乐队花车效应”

新媒体时代,以微博为首的新媒体平台越来越成为突发事件、热点事件的重要集中发源地。正是由于微博的发布门槛低、监管体制弱、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在突发事件的微博信息传播中时常会出现从众现象,即传播学范畴里的"乐队花车效应"。本文列举上海外滩踩踏和昆明火车站暴恐案两大典型事件,并进行对比分析。

企业漂绿的“同构”行为

在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中,“漂绿”是与“真绿”相对立的一类伪社会责任行为。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和政府环境监管的加强,漂绿行为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适应性学习,漂绿现象频发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道“不和谐”音符。制度理论认为,制度因素让组织为服从体制力量而在结构和表现上更相似。本文对企业漂绿中的群体行为规律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基于制度理论分析了企业漂绿的同构机制,并利用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2010—2016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发现:企业漂绿行为明显受到地区内近邻企业做法的影响,证实了“乐队花车”效应的存在。基于产权性质的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地区同构行为更加显著,表明国有企业更倾向通过漂绿的制度同形而获得正当性。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漂绿同构并未显著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但相似性增强了企业不确定性环境下的风险承担能力,这为制度理论中关于“组织同构通常是为了获得正当性而不是高效率”的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漂绿行为的地源性特征,其政策启示在于:漂绿问题的治理需要中央政府在制度安排上以法律形式对企业环境报告予以强制规范、统一披露形式与内容,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可信性与可比性。需要强化地方政府对辖区内企业的监督以及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和信息共享,增大环境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打破企业利用漂绿同构获得社会认可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也要发挥大型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真绿”的示范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