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人眼中的清中期中国风情——以崔斗灿《乘槎录》为中心

嘉庆二十三年(朝鲜李朝纯祖十八年,公元1818年),朝鲜人崔斗灿在行经中国大运河全程后,编成《乘槎录》一书,备记遇风惊险之状和与中国士人的交往情形,在同时期中国域外文献中具有重要地位,是19世纪初叶乃至清代近三百年间朝鲜人有关中国运河全程的惟一文献,富有文献学术价值。

乘槎图式考

本文从乘槎故事的文本着手,依据它在金银器、竹木牙角雕及陶瓷装饰中的图像表现,着重分析了乘槎图像的各项视觉元素,总结出它的图式特征及发展规律。

试论斌椿《乘槎笔记》及其中的议会形象

斌椿在《乘槎笔记》中记述了西方议员的产生、议会的职责以及议员与君相的关系等,在一定程度上向国人传递了西方议会文化的相关信息。但是,这种记述又受到其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立场和诗意化的叙事方式的干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自身认知水平的局限,斌椿终究没有能力深入到西方议会文化的本质。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描述中,西方议会文化被不自觉地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其异质性和独特价值被无形消解。

斯特林堡与《乘槎笔记》

本文以中国第一支访欧代表团——斌椿使团1866年出访瑞典的经历为出发点,结合19世纪中后期中国与瑞典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瑞典著名文学家、剧作家斯特林堡接触中国文化,并翻译《乘槎笔记》中瑞典部分内容的原因,从而为解读中瑞两国早期文化交流史提供一定的辅助论据。

“张骞乘槎”典故研究

“张骞乘槎”最初以“乘槎”形式出现于西晋张华《博物志》,“张骞乘槎”字面最初形成于北宋张伯端《修真十书·悟真篇》引叶士表日：“张骞乘槎自黄河逆上,至天河女宿之度.”典形多达二十余种.“张骞乘槎”记述张骞通西域寻河源一事.历代的使用或沿袭了此涵义,或孕育了新兴内涵.

朝鲜汉文海洋古籍《乘槎录》三种版本之比较

清嘉庆年间,朝鲜文士崔斗灿乘船在济州海峡遭遇风暴,漂流至中国舟山的普陀山,获救后,以汉文日记体形式撰写《乘槎录》。作为迄今所发现的十九世纪唯一一部来自朝鲜的漂海纪实录,于域外汉籍领域有着独特的价值。该书在韩国现存版本有抄截本、"燕行录"本和家刻本三种不同形态。本文通过对三种《乘槎录》版本的比较,寻找差异,比对优劣,以期为《乘槎录》整理与研究提供版本选择上的帮助。

朝鲜汉籍《乘槎录》西湖逸诗及其回流的意义

自唐以降,西湖便颇受文人墨客偏爱,诗酬唱作,历代未绝。然而西湖诗歌虽存世较多,但多有散逸。朝鲜文人崔斗灿《乘槎录》记载其在杭州逗留时与杭州地方文士的唱和,留下以西湖为题材的诗歌十余首,这些诗作不见于今人收集的西湖诗集中,故可视为逸诗。这些逸诗的回流,其意义在于一方面见证了中朝诗歌接触史上一个纯属偶然的空间建构,另一方面也为东亚汉诗圈互动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想象。

朝鲜汉籍海洋古文献《漂海录》与《乘槎录》对比研究

《漂海录》与《乘槎录》均为朝鲜文士海上遭遇风暴随船漂流至中国获救后所作,记述了自身遇难始末,以及在华返朝沿途交游与见闻;真实反映了当时海上漂流惨状、运河两岸社会经济等情况。本文意在从海上历险、甄别管送、运河描述、归国感受四个方面出发,对两部文献进行比较,发现差异,并探究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对于研究明清两朝中国沿海及运河沿岸的社会经济差异,及漂民遣返制度有着一定的价值。

从《乘槎笔记》试论斌椿欧洲之旅

1866年,63岁的斌椿带着儿子广英和三名同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彦慧,奉朝廷之命游历欧洲,一行人从北京出发,游历了十多个国家,历时半年有余,回国后,如实记述了各国的生活习俗以及水陆里程等情况,编撰了《乘槎笔记》。

“乘槎断消息,无处觅张骞”臆说

“乘槎断消息,无处觅张骞”是杜《有感五首》第一首中的一联。旧注多以李之芳使吐蕃被羁留不归事解之。例如,杨伦注云:“《汉·张骞传》:‘骞以郎应募使月支,经匈奴。匈奴留骞十余载,后亡归汉。时御使大夫李之芳等使吐蕃未归,故云。”

新见清代朝鲜漂人梁知会《漂海录》与崔斗灿《乘槎录》对比研究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四月,朝鲜士人梁知会与崔斗灿等一行50人在从济州岛前往朝鲜全罗道的航程中遭遇风暴,船只失去动力,随波漂至浙江海域。后为两艘渔船所救,并送至宁波府定海县(今浙江舟山市)普陀山岛登陆。在经过简单甄别后,由官方引导,遣送回朝。两人劫后余生之际,分别作了《漂海录》与《乘槎录》以记述此次海难经过及返朝沿途见闻。本文意在通过对两部文献的对比研究,寻找共通之处,分析差异,深度探究此次漂人事件的始末,以进一步推动漂人文献的研究。

“乘槎问汉·双楫七子第五回书法展”在福州画院开幕!

2018年11月24日上午10点,由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广东书法院、福州画院主办,福建三远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双楫书社承办的“乘槎问汉·双楫七子第五回书法展”在福州画院拉开帷幕,此次展览现场共展出陈楚明、林秋宏、罗炳生、程二军、洪权、黄显霖、于瑞欢七位书法家的五十余幅作品。

“勿令所失”:清代浙江救助外籍漂风难民制度略论

18世纪以后,随着东亚各国海洋活动日益增多,海难事故也频繁发生。受洋流和季风影响,漂流至浙江的外籍海难船只较多,随着救助经验的积累,浙江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海难救抚制度,详细记录在乾隆《钦定户部则例》中,并有嘉庆年间朝鲜漂海人崔斗灿的漂海日记《乘槎录》相印证,既展示出浙江各级官府在具体的海难救助活动中制度落实的情况,又生动体现出了浙江抚恤制度在挽救漂风难民生命财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表明清朝海难救助制度对于挽救各国漂风难民生命财产具有显著作用,亦反映了中华文化中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

苏轼与宋代海州的文脉记忆

纵观苏轼一生,曾两次来海州。尽管他在海州的时间不过数日,却丝毫不影响他对"东海奇观"的热爱,在其诗文中反复流露其对"苍梧山"的向往之情。其文化之旅和传世诗文为我们探寻二疏墓的真假、乘槎亭的地理位置、陈海州的真名、苍梧山的文化载体与地位、苍梧山与"桃花源"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线索。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宋代海州的文脉是"二疏故里、苍梧神境"。

宋元人心目中张骞形象及其历史渊源

案诸史料,张骞最早以一个使边者的形象出现在汉代零星的域外资料中。汉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对张骞功过的评价仍存在着明显的争议。宋人对张骞本人及其历史事迹常有抨击、讥讽之语,这反映出这一人物形象在形成、演变过程中,遭遇了价值否定的高峰。但其评价在元代又得以回升——元代文人对于前代"张骞乘仙槎"等游仙意象进行了考证、梳理,并在绘画作品中进行了加工、再造,将"仙人"、"功臣"形象糅合一处。"博望侯"张骞成为元人心目中功成名就、德被高远之人物代表,其"出使绝域"的英雄形象呼之欲出。

晚清斌椿欧洲之行及其思想态度探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兴起,清政府开始认识到遣使出洋的重要性。在英国人赫德的活动下,清政府于同治五年派斌椿等人前去欧洲考察,斌椿根据自己的行程,按日记的形式,以时间为轴,著书《乘槎笔记》。该书详细记载了斌椿欧洲之行的所见所闻,是直接了解欧洲的第一手资料。本文通过分析斌椿接受西方文化时的复杂心态,以求折射出晚清士大夫阶层在西学东渐之初的思想态度。

近代出洋的先行者——斌椿使团的文化旅程

斌椿使团是晚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访问使团,虽不曾有外交使团之名,但对清政府之后的对外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该使团的派出是晚清政府主动与西方国家进行交往的第一步,对于中西隔膜的打破具有重要意义。总览该使团成员所留资料,结合当时国内外关于该使团的述评,可以看出该使团的派出所产生的影响,也可以进一步佐证其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

中土西来第一人：斌桩的泰西经验考察

本文旨藉考察斌椿的西行缘由、经过与相关记述，了解斌椿泰西之行的来龙去脉，及其泰西见闻的观察反思，进而重新思索斌椿泰西经验的价值性。斌椿使团是中国官方第一次派遣之正式出访代表，成行背景乃因恭亲王、在华外国使臣赫德、威妥玛等倡议，而乘赫德私人行程之便，一同走向世界。斌椿使团受各国人民、官方热烈关注与友善欢迎，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进步。斌椿之泰西记述包含西国民情礼俗之异，对西方物质文明、交通设施、工业、军事、政治制度等现代化之体验，以及对近代地理知识的建构与确认。虽然深刻反思不多，但亦非以传统眼光来理解西方新世界。不过受旧教育影响，斌椿仍存在视出访为「绝域怀柔」之思想局限性，以及对西方新事物／务的某种误解，而此现象正好展现出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中西、新旧时代变动冲击的特有话语和姿态，亦即以建立於旧经验之上和联想比附中国事物的方式，对新经验进行消化吸收。

十九世纪初朝鲜漂流人崔斗灿与江南文人的交游

《乘槎录》是朝鲜文人崔斗灿1817年漂流到浙江后的中国记录,为现今所发现朝鲜漂海录中年代最迟的一部,其中有大量篇幅记述作者在被送往北京、再经由陆路返回朝鲜半岛过程中,与各地文士诗文唱和、书画相赠、共作笔谈的情景。《乘槎录》现存有刻本和抄本多部,抄本当出现在刻本之前,为作者原作。依据抄本内容可以看到,崔斗灿漂流到浙江,沿途在定海和杭州与清朝文人交往最为频繁。凭借着对江南景物的熟悉和优秀的汉诗文水平,崔斗灿为当地文士所接纳,一时成为文人雅会的中心人物,这不仅基于共同的汉文化背景,而且还有赖于当地从官员到普通文人对朝鲜礼仪之邦的认同和对朝鲜文人的友善。虽然两地交通不易,但是汉字、汉诗和江南的风物成为两地文人相互信任和理解的媒介,双方的文字情缘诚挚而富有情怀。

向西方遣使的首次尝试:晚清斌椿使团评析

1866年,清政府派遣斌椿使团,第一次对欧洲进行游历考察。然而,学界关于斌椿之行存在一些争议。本文研究发现:一、斌椿使团应是中国近代派往西方的第一个考察团而非外交使团;二、赫德是斌椿使团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参与者,其对斌椿顺利完成欧洲之行起着重要作用;三、斌椿之所以被委以重任是清廷内部多方考虑的结果,与斌椿担任赫德中文文案期间的历练和能力提升密不可分;四、斌椿的《乘槎笔记》和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对西方见闻的记载多是器物,而且内容上前者不及后者详备,这与《乘槎笔记》须“恭呈御览”不无关系;五、就使团自身使命的完成情况及其在中西交通史和晚清外交史的地位而言,斌椿之行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