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中国东北渔业移民研究

中国东北河流湖泊众多,富足的渔业资源一直被日本所觊觎.伪满洲国成立后,日伪当局以“国家政权”为后盾,将“移民满洲”确立为伪满“三大国策”和日本“七大国策”之一.在大批移民中有一种特殊移民,即渔业移民.日本以缓和国内沿岸渔民生存压力,“开发”东北丰富渔业资源为借口,向中国东北进行渔业移民.日本向中国东北的渔业移民分为两阶段,即以大谷光瑞为代表的“自由渔业移民”和日伪政府主导的“渔农开拓团”.受制于渔业与农业间的冲突、医疗问题以及“退团”因素的影响,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渔业移民活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电影界抗日反帝思潮的兴起及影响——以《影戏生活》杂志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国电影界兴起抗日反帝思潮,成为当时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影戏生活》为代表的一批左翼电影刊物的积极呼吁之下,中国电影界开始酝酿摄制抗日反帝题材的电影,引发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抗日反帝题材电影摄制的热潮,对中国人民抗日反帝思潮的兴起具有重要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旧体诗“写作热”与民族精神的阐扬

九一八事变后,文坛上出现了旧体诗“写作热”,旧体诗创作者抛开个人得失,把关注的焦点转向现实危机及民族存亡的前途命运,将现实主义精神推向新境界。他们在三个方面拓展了旧体诗的精神维度,首先直面东三省的沦陷,书写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带有强烈的戏谑性、讽刺性和批判性;其次歌颂抗战英雄,呼唤拯溺扶危的侠义精神;最后表现民族危亡之际个体的抗争,表达抛头颅、洒热血的个体情怀。这既是浸染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的应变之举,也是鸦片战争后爱国诗潮的崭新演绎,折射出中华民族的自省和精神的觉醒,构成了中华民族抗战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海关的强占与东北贸易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完成了对东北海关的强占。日本对东北海关的强占主要通过三个步骤:派遣日籍顾问进入东北海关,实施政务监督;封锁税款,不准将其汇往上海总税务司;驱逐海关中国官员,武力强占东北各海关。从此以后,东北海关成为日本掠夺原料、倾销商品的工具,东北贸易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从贸易额来看,逐渐由出超变为入超;从贸易种类来看,出口货物中农作物及原料占据大多数;从贸易国家来看,日本居于最主要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的拥蒋统一立场─—对阎锡山与蒋介石关系的一段侧面观察

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与国民政府蒋介石之间既有相互斗争的一面，又有统一合作的一面。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不仅为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献计献策─—团结抗日，共同御侮；而且反对“华北自治”，劝止调停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这一切无疑对稳定局势、增进民族团结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蒋政策演变的历史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蒋政策演变的历史考察孙堂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局动荡不定，其演变主要是以中日民族矛盾的变化为主轴，以国共两党关系的转变为核心而展开的。其中关于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政策的演变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往史学界每谈到这一问题，一般均认...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对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有识之士在极力鼓吹与倡导救亡图存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现实政治、历史传统及固有文化做了比较系统的反省。第一,对当时现实政治进行反思,认为日本之所以敢于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主要原因是中国政治与政治能力弱势、低下,派系之争、军阀战争不断,当政者不作为。第二,对中国民族性与国民性进行反省,认为中国民族性中之劣根性,如利己自私、虚伪面子、文弱病态、缺乏组织、一盘散沙等负面德行,以及民众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严重缺失,导致社会不能形成一种合力,国家无法强大。第三,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进行反省,认为此次国难的发生有其历史渊源,与中国历史和传统的流毒有极大关系。这种反省,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相反,正是一种民族与文化自信的表现,意在刺激国人、警醒民众;是中华民族时代意识的觉醒,对唤醒民族意识、抵御外来侵略、建设现代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利益依归:九一八事变后,英国远东政策演变(1931—1933)——以英国内阁文件为中心的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在外交上选择诉诸国联。作为国联领袖的英国不愿认真履行《国联盟约》义务。英国以利益为取向,在远东政策上采取了选择性的应对策略:与己利益相关则积极干预,否则就消极推诿,甚至有时表现出纵容、支持日本侵华。不过,英国的这种反应并非纯粹的袒护日本或纯粹的依据九一八事变的事实支持中国,而是以其根本利益为着力点,不断转换。通过对英国内阁文件的解读,来观察英国政府决策层在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初对日本侵华的应对举措及其不同阶段的变化情况。

理性民族主义之一例:九一八事变后的天津《大公报》

民族主义可以表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理性的民族主义、偏激的民族主义、保守的民族主义等等不同类型。所谓理性的民族主义,即从实际情况出发,理性地思考和处理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不偏不倚,避免情绪化、非理性化的行为和言论,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九一八事变后的天津《大公报》持的就是这样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即反对"与日一战"(即对日宣战),但也不赞成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而主张在自卫的前提下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认识到国联的作用有限,中国不能一味地依赖国联,但不反对国联介入中日争端,更不反对国民政府利用国联和国际舆论与日本进行外交斗争;要求废止一切内战,其中也包括国共之间的内战,不赞成国民党提出的"剿共抗日"口号,主张建立包括各阶级各党派在内的"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当时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公报》的立场和主张无疑是最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一种理性选择。

九一八事变后的湖南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的湖南抗日救亡运动范忠程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抗战的序幕，中华民族从此开始了神圣抗战。侵略者的炮声，震醒了中华民族，也唤起了湖南人民的觉醒。九一八事变不久，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省普遍兴起，省会长沙成了湖南抗日救亡的...

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反日运动与党派政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青年党、第三党及国民党中央派、改组派等各党派纷纷“运动学生”,力图使学生反日运动为本党利益服务。一方面,各党派彼此对立的学运政策,催生了北平学生的“请愿”与“示威”之争;另一方面,挽救民族危亡的共同目标,又促成大夏大学抗日会各党派学生之间内争与合作交糅的复杂关系。学生群众对运动他们的政党并不一定投桃报李,其否认受政党利用的“自主”倾向也一直存在。各党派对学运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以学生利益为主体,是否尊重多数学生“抗日救国”的意愿。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籍留学生的教育救济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原有的教育体制瘫痪瓦解。日本侵略者为培植奴化的知识人才,控制东北学子出国留学工作,对东北留学事业进行极大破坏。东北原考选留学生工作骤然停止,令有志报国学生失去出国机会,加之在海外留学者学费中断、经济困难,均需急切救济。为此,国民政府教育部迅即成立"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对留学国外的东北籍学生拨款接济,以帮助其完成学业、归国服务,并考选东北学子留学欧美,为后来东北留学事业的发展保留了火种。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由最初"不抵抗、不交涉"逐渐演变为"抵抗"与"交涉"并行,以谋求解决中日间矛盾、挽救民族危亡之道。这些政策前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调整,其变化是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的。政策确定后对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中日矛盾的态度和方式影响极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与战争狂热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综合报刊、广播电台等主要媒体,发表了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认定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军队所为,认为中国人"排日"、中国军队"暴戾",煽动国民支持政府"膺惩"中国。这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形成席卷全国的战争狂热。这一时期的日本,且不说政府官僚、财阀,就连普通人中也不乏战争的支持者。日本新闻媒体富于煽动性的报道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战争狂热形成的最直接原因。日本媒体背离了所标榜的"不偏不倚""客观"的宗旨,媒体人失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成为侵略战争的支持者,日本主流媒体对"举国一致"的战争狂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教训是深刻的。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攫取我国东北铁路路权始末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在关东军支持下先后攫取了我国东北地区全部铁路路权,这个攫取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满铁必须支持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正是在满铁支持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的基础上,关东军支持满铁攫取我国东北全部铁路路权。对此学者论述不多,本文拟对此进行论述,以就教有关专家学者。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团代表选定研究

九一八事变后,由国联派遣调查团成为调处中日冲突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国联理事会商议调查团的组建过程中,调查团的人数和来源国构成已经引发大国之间的较量。组建调查团的议决案通过后,围绕调查团代表选定,既有英、美、法、德、意五大国的内部政治权衡与人员遴选,又有中日两国的因应。中国以代表立场是否中立为取舍标准,尽快促成调查团前往东北地区是其首要目的。日本不仅对五大国潜在候选人进行评估,以确保调查团代表不会对日本不利,而且发生了关于德国代表的外交争议。关于代表的具体人数、来源国构成、遴选与确定是组建调查团的最终环节,此过程中所呈现的各国政治外交折冲深刻反映了大国意志、中国心态和日本预谋,直接影响有关九一八事变调查的实效性。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王明路线几个问题的探讨

史学界有人认为，王明路线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代表中华民族 的愿望和要求，担负起了号召和领导中国人民的抗日责任。历史果真如此吗？回答应是 否定的。因为：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确曾出现某些正确主张和行动，但它们并未改 变“左”倾路线在“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事实。深刻认识王明路线在抗日斗争中的错误， 丝毫无损于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致蒋介石等密电一组

蒋主席钧鉴:戴委员长季陶兄、宋部长子文兄、外交部勋鉴:○密。新民自养(二十二)日被日方指使匪众进攻后,情形迄仍危急。据报,匪首小绠占北又自巨流率众向新前进,仍由柚枝协助,带炮二尊,声势甚盛。日方并曾两次强迫该县官吏脱离政府关系。梗(二十三)日,大股悍匪携带爆炸物品至新民县城附近,轰炸袭击,城内复有日鲜在内响应。日军并在铁路发炮示威,至卯刻始分别退去。谨闻。张学良叩。敬(二十四日)戌。秘。

试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治力量的重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占中国东北。这个历史巨变对中国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引发了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国民党内部历来派系林立,政见不一,甚至兵戎相见。国民党和共产党势不两立,进行着生死搏斗。但是,在民族危亡之际,在全国人民的抗日怒号中,国民党各派暂时放下矛盾,团结御敌,而且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摒弃前嫌,携手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治力量的重新整合,结束了长期以来国家四分五裂的状态,使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政治学界对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的反应——以中国政治学会及其重要会员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各种研究国际问题尤其是中日关系的团体次第成立,相关的政论学术期刊也纷纷创办。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后召开的前两届年会均就中日关系与外交政策进行讨论,并将研究结果秘密提供给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作为决策参考。与此同时,周鲠生、钱端升、徐淑希、张忠绂等中国政治学会的重要成员也在《外交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对日言论。无论是秘密建言还是公开议论,都告诫国民政府在对日交涉问题上不要一味妥协,应明确解决条件,同时要注意联络苏联,尽可能地利用国联的力量,以形成对日牵制的局面,并致力于发展自身的实力。学者们基于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学术立场,运用国际先进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对事关本国的重要问题展开研究。这样的研究取向和方法路径,在王化成、徐淑希等学者的学术实践中有显著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