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至九世纪流行的袴褶服与南北文化的融合

三至九世纪是南北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重要时期,而服饰的变革演化正是颇能映见其融合程度的一个多姿多彩的方面,其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无疑是在此期间流行广泛并体现着北方民族特点与中原传统风习相结合的袴褶服。本文从其创制于北方与西北方部族、融入中原之时代情形及其因素、基本形制的改进及其与中原服饰的融合以及其流行与消亡诸方面予以探讨。着重指出:两汉以前无袴褶之制,五代以后亦不再著袴褶;以其带有明显的胡服特征而不具正统资格,遂在唐代以后终为一种新型而便利的正统常服———中原袍服所替代,故未能成为中原朝服、公服乃至常服之主流。

《诗经》学在三至九世纪的传播与接受

在《诗经》学的传播与接受历史中,三至九世纪这一时段,往往被归入汉学系统而为学者所忽略。事实上,就《毛诗》的地位及其研究变化而言,三至九世纪是不容忽视的历史阶段。三至九世纪的中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与隋唐的统一与强盛,《诗经》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轨迹。汉代本在民间流传的《毛诗》成为官学中的唯一教本,经过唐人的修撰而颁行天下。而《毛诗正义》在继续汉代章句之学的同时,也吸收了魏晋人的某些成果以及义疏学的新路径,并且糅进了一些文学解读的因素,揭开了宋代《诗经》学发展的序幕。

国际史学界对六至九世纪中国东北边疆民族与中央王朝关系史研究述评

国际史学界对我国东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不论是研究方向的选择,研究热点的转换,还是价值观念的取向,无不深刻受到其国内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的制约和影响,无不带有鲜明的政治烙印。对关系史问题的研究也当然是如此,可谓鱼龙混杂,国际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无疑为我们从更深的层面上展开相关史实的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借鉴。当然,对待这些研究论著,还需要我们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邪扶正的科学研究态度。

论九世纪初张保皋海洋活动的动因

活动于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罗人张保皋,是东亚世界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物。关于张保皋的海洋活动,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韩、日学界就掀起了研究热潮。本文即在此前研究基础上,对当时中、韩、日航路的开辟及其频繁利用,海船制造技术的提高,人们对海洋潮汐认识的提高及掌握程度的加深,唐中后期缘边地方政府对边疆事务的权力和态度,张保皋海洋活动的原发力来自何方等问题试作探讨,力图从不同的侧面对张保皋海洋活动提供新的解释。

四至九世纪拜占廷帝国的教俗关系

4至9世纪,随着拜占廷帝国的基督教化,教俗关系成为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纵观4至9世纪,其教俗关系大致经历了和平共处、教俗争执、君主至尊和教俗分裂四个阶段。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的教俗关系呈现出"二元一体"的重要特征。这种教俗关系对帝国君主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九世纪中叶一个牛党中层官员的仕进之路——卢就墓志考析

卢就出身于山东世家大族范阳卢氏,唐文宗大和六年(832)进士及第,开始踏上仕途,为宦二十载,官至五品的刑部郎中。在文宗、武宗两朝,除短暂任职唐廷文化机构集贤院、广文馆,卢就主要在地方担任藩镇幕职;在宣宗朝,卢就任职中央,在监察司法系统不断升迁,也曾短暂担任财政官员。在朋党之争最激烈的背景下,卢就的仕进之路作为唐代文人迁官相对较优的范例,与这一时期牛党主要成员李珏、卢弘宣、毕諴的帮助密切相关,也因他在牛党借为吴湘翻案,彻底打击李党的斗争中有突出表现。他的仕宦经历,从一个微观的视角折射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牛党对监察司法工作的重视与掌控。

关于公元九世纪中叶吐鲁番“景教”壁画的说明

1902—1914年德国人类学博物馆格论威德尔和勒柯克等前后四次来我国新疆进行所谓考古探险，盗掘、切割和掠走大量壁画和文物。仅1902—1903年第一次在吐鲁番高昌故城及附近地区发掘，就掠走46大箱文物。这些文物后来收藏在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可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部分在轰炸中被毁。

从张保皋生平看九世纪朝鲜新罗王朝发展

张保皋(?-864年)作为朝鲜新罗王朝历史上的"黄海主宰者",[1]其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整个新罗王朝的发展。综观其不平凡的一生,可以真实地了解到朝鲜新罗王朝时期政治、经济以及与中国唐朝、日本国交流的发展状况,反映出新罗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他的一生闪烁着朝鲜人民独特的性格魅力光辉。

论一世纪～九世纪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由于汉文化的传入,朝鲜半岛开始接受汉字,并用汉字记录自己的历史。一世纪～九世纪朝鲜半岛的高丽句、百济、新罗先后设立了国学,以儒家经典作为教材培养人才,并开始依照儒家学说来构建自己的政治秩序。伴随着佛经的大量输入,佛教取代了半岛的土著宗教,成为半岛民众的主要信仰,开始对半岛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同一时期道教也已传入朝鲜半岛,但并未取得很大的发展。

孤独的白居易:九世纪政治与文化转型中的诗人

任何试图了解唐代后期政治和文化重要走向的人,尤其是9世纪唐宪宗以后几朝发生的那些变化,都无法绕开白居易留下的丰富的文字记录。通过对白居易生平中某些关键经验的历史还原,或能在两个层面上提供新的历史思考:一是通过对白居易早期和中期一些诗文的重新解读,对他个人与他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新的认识,这些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作为历史人物的白居易的精神世界的造成;二是通过这一个案来寻求将生活史、制度史、政治史和文学史等不同取径加以整合的可能。作为一位时代转型中的人物,白居易虽然在价值观念上认同新的政治文化,但阅历的缺乏和才人的个性又使他一时难以适应翰林学士的身份,他的诗文表现出了强烈的疏离感。即便如此,这段经历却又是奠定他日后声望的关键。这说明了清流文化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日常政治的力量。

长安与洛阳——五至九世纪两京佛教艺术研究

本书为常青1984~2016年对长安与洛阳地区佛教艺术的实地调查与研究,收录文章26篇,分5个部分及附录,涉及长安与洛阳两京地区五至九世纪的佛教艺术样式、题材、风格以及与其他地区佛教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一部分为对甘肃永靖炳灵寺西秦时期开凿的第169窟塑像与壁画的研究。第二部分为以龙门石窟为中心的北朝洛阳佛教艺术内容。

僧伽变相的内容、演变及形成：以安岳、简阳两铺摩崖造像为中心

于四川安岳千佛岩和简阳朝阳寺发现的两铺僧伽变相中,主尊均为僧伽、宝志和万回,朝阳寺僧伽两侧弟子为木叉和慧俨。千佛岩僧伽变相雕22组僧伽行化情节,有12组可释读,开凿于元和、长庆年间。朝阳寺有5组僧伽行化情节,3组可释读,系九世纪上中叶的作品。此二铺僧伽变相与西禅寺、千佛崖同类题材有共同的粉本,是僧伽行化神迹"三十二化"系统的遗存,五代至宋初又形成了"三十六化"系统的僧伽变相,并在成都以东的宋代石窟中开凿。与僧伽相关的图像可分为四类,均产生于八世纪上中叶的长安,进而传入四川。

非敷合流例证

本文在宋人笔记小说中发现九世纪中叶非敷合流例一则,从而佐证了王力先生在论述唇齿音产生时间的推论。

托乎拉克艾肯石窟考古勘查简报

2009年，新疆龟兹研究院对托乎拉克艾肯石窟进行了考察。该石窟洞窟类型包括中心柱窟、方形窟、僧房窟。壁画题材包括菱格故事画、天相图、佛、菩萨、供养人、装饰纹样等。依据石窟形制及题材内容、风格、纹饰等判断，托乎拉克艾肯石窟年代的上限不会早于克孜尔的中期，即公元六世纪，下限到公元八、九世纪。

抉隐探微 发掘真相

黄永年先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和文献学家,也是研究唐史卓有成绩的学者,同时还精于篆刻.他治学勤奋,在许多领域都有建树.近年来,前后结集出版了<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2004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古文献学四讲>(鹭江出版社,2003年)等.<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是他在一系列相关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一部讨论北齐、北周至中唐政治发展演变的著作.

上海九星新世纪茶贸会开幕

上海九星茶叶批发市场，位于上海闵行区七宝镇漕宝路六号桥星东路七宝综合商品批发城内，占地面积八千多平方米，云集来自全国各地的茶商数百家之多。是上海目前最大规模的茶叶批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