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解九十年代诗歌的“个人写作”?——简评姜玉琴《当代先锋诗歌研究》的相关论述

对于中国九十年代诗歌而言,"个人写作"是这一时期难以回避的诗学概念,它与"知识分子写作"和"中年写作"等诗学概念紧密相关,关涉着九十年代主要诗人及批评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建构一种诗歌的设想和努力。"个人写作"主要由王家新等诗人及批评家提出并进行阐述,它在诗歌界曾产生广泛影响,同时对它的质疑也时有发生。本文针对姜玉琴在《当代先锋诗歌研究》中的尖锐"批评"进行辨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王家新等当代诗人的"个人写作"的诗学内涵和意义。

大众文化视野下的“九十年代诗歌”批评与论争

中国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勃然兴起的大众文化深刻地改变了九十年代诗歌的外观和内在诗艺,它的侵袭亦使得"九十年代诗歌"符号系统之下的"批评与论争"这一分系统有了新的冲撞、组合、定位,不仅反映出诗歌内部流变的因果承袭,更呈现出社会、政治、经济等强势话语场的隐密压力及由此而生的应激反应与抗争。

绝对的,抑或被掌控的:“九十年代诗歌”中的反讽

在“九十年代诗歌”的叙述中,反讽从一种修辞技巧提升为“历史意识”,参与到了诗歌转型之中。尽管反讽难以统一界定,但是诗人们对反讽做出了个性化的诠释和实践。以西川和萧开愚为例,他们的相关写作能总结为“绝对性反讽”和“被掌控的反讽”,前者表达了对历史整体的思考,后者则以对自我的限制为前提。通过辨析两类反讽,对“九十年代诗歌”的反思性回顾得以进一步展开。

从“抒情”到“叙述”——“九十年代诗歌”表意的可能及困境

从"抒情"到"叙述",作为"九十年代诗歌"的一个标志性转型,触及到诗歌观念变革中的重要因素,即诗歌如何处理叙述和表意的关系。语词的叙述替代完整的抒情,并非完全放弃表意的冲动,是在词语写作的基础上对事物纹理的揭示,是对人们生存世相的关注,更是对复杂难缠的现代经验的艰难表达。"九十年代诗歌"如何处理叙述与抒情的关系是我们真正思考词语写作可能性的关键所在,也正是其困境所在。

“九十年代诗歌”研究现状、空间与可能性

"九十年代诗歌"批评提出的必要性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九十年代诗歌"批评,在走过与朦胧诗、第三代诗的对比研究之后,开始寻求自身发展的合理性。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批评依然不断地回到"九十年代"当中去,但反复并不意味着重复,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研究的后现代主义趋势,我们在众多复杂的诗学论争研究和诗艺问题研究基础上,对这一时段的诗歌研究做语言学层面的进一步深化和梳理,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普遍存在但又难以说明的言说方式存在诡秘的转变,因此深化带有明显语言学特征的"九十年代诗歌"批评很有必要。

“九十年代诗歌”与当代诗的材料主义问题

“材料主义诗歌”是“九十年代诗歌”中较少被人讨论的一种诗歌类型,但它的观念和手法已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诗的写作方式和形态。作为一种极具抱负和雄心的诗歌写法,材料主义在容量和繁复性方面的特征使之似乎最能体现出诗人心智的开放、庞杂和综合性。但同时,材料主义也带来了诗歌写作与生命直接经验之间的隔离,带来了诗歌的装置化和景观化等问题。要对“九十年代诗歌”进行反思,就不能绕过对“材料主义”的来龙和去脉的辨认。本文试图以“材料主义”为主要线索,来展示“九十年代诗歌”与目前的当代诗写作之间的复杂纠缠,在评估“材料主义诗歌”之得失的同时提出能够修正其缺陷的诗学方案。

后现代主义的显与隐:“九十年代诗歌”批判之一

“九十年代诗人”以中国的现代主义者自居,并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他们手里得以最终完成,也就是说,他们自视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最高峰。随着九十年代诗人迅速进入文学史被经典化,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然而,细致分析九十年代诗人及其诗学理念的来龙去脉,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有问题的命题。九十年代诗人的现代主义者形象,不仅是在和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的话语协商中建构出来的——在与后现代写作的搏斗中得以现身或改头换面——他们自始至终也没有摆脱对其身上存在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的指责。在笔者看来,这并非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诸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辩证,毕竟,两种话语经常处在相互缠绕状态,和九十年代诗歌的写作环境,即背后的社会历史紧密关联在一起,值得认真和严肃的分析。本文的目的并非单纯描述九十年代诗歌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因素,而是试图通过这种分析,进一步认识九十年代诗歌的美学和精神实质,后者必须在诗歌与社会历史的“缝合处”才能够被认识清楚。

重审“九十年代诗歌”:主体、对象与风格

“九十年代诗歌”是一个颇成问题的文学史概念,由“知识分子诗人”最早提出以自我辨认,又由于学院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配合而得以流行并最终登上历史的神坛,其间甚至不到十年的光影。从一个流派性的诗学主张一跃而为一个断代史概念,而祛除了一部分诗人自我命名的谵妄症。郑敏、昌耀和多多在1990年代都活着且写出大量杰作,足以标示这一个时代,但他们却都不属于“九十年代诗人”,不也表明“九十年代诗歌/诗人/诗学”诸如此类的命名不无吊诡和神秘之处?诚然,“九十年代诗歌”只是1990年代诗歌的一部分,其真实含义已蜕变或显露为“九十年代诗派/党”无疑,但本文仍然沿袭这一现成概念。

九十年代诗歌有限公司——一次临床批评实践

精神分析的解释不是为了被理解,而是为了掀起波澜。——拉康一、必要的引言本文尝试用一种近似精神分析的探查方式去描述和解读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诗歌界的精神布景转换特征和无意识状况,尤其将启用拉康理论中的部分概念来回应、承纳和检验批评界对该话题的既有认识、惯性判断和文学史表述。除了一些公认的命名之外,诗歌界常用“八十年代诗歌”“九十年代诗歌”来指代从“文革”结束到21世纪来临前这两个“十年”各自生成的诗歌景观,似乎诗人们非常精确地遵循着时代的闹钟,每“十年”就换一副面孔。以年代冠名诗歌,是约定俗成的结果,比起“朦胧诗”“后朦胧诗”“实验诗”“先锋诗”等叫法,它们显得更加科学中性,也更能规避主观色彩、历史局限和时代张力,现成的文化系统在命名同时代诸种意外产物时的尴尬和匆促也随之被取消了。

尚未离去的城堡与尚未抵达的城堡——“九十年代诗歌”浅思,兼谈“未来诗学”

近些年来,“九十年代诗歌”日渐成为当代新诗研究中的热门话题。重返九十年代语境,对“九十年代诗歌”的概念生成、内部诸多诗学观念的构造与变迁,以及诗歌文本的得失进行重新探讨、重新评价等,则构成“重返”的核心任务。作为近两年当代诗歌场域中的活跃事件,“未来诗学”的核心提出方式之一便是对“九十年代诗歌”展开激烈批判,在此过程中厘定自身的主体性边界,其内在逻辑,很像姜涛所描绘的“十年变速器”在当代诗歌历程中的再次回归,而“未来诗学”在这一情形下对“九十年代诗歌”的诸多批判,颇具启发,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对“语言本体论”与“日常生活诗学”这两项“九十年代诗歌”中的核心内容进行了反思与重评,辨析了语言本体论与被“未来诗学”所诟病的“语言中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的区别,揭示了语言本体论在当代诗歌中的有效性因素与作为当代诗歌传统之一的可能性。在对“日常生活诗学”的讨论中,结合了西方的日常生活理论和九十年代历史语境,辨析了“颂歌”和“批判”两种观念的内在路径,由此探讨了“九十年代诗歌”在面对日常生活时的复杂文化心态;最后,简述了“未来诗学”进行自我建构时可能的伦理前提。

被“驯化”的历史:九十年代诗歌“历史意识”再探

“历史意识”是辨识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核心维度之一,“历史的个人化”成为许多诗人所推崇的诗歌写作理念。然而,众说纷纭中个人化与历史化的限度却显得飘忽不定。无论诗人或批评家如何处理这组关系,背后都难免隐含着一种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在创作实践中更是逐渐滑向个人的一维,历史成为了被诗歌“驯服”的写作对象。本文通过研究九十年代诗歌写作中处理历史的方式,深入“历史的个人化”背后的逻辑与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局限所在。要走出这一困境,我们必须要打破诗歌写作的主体性幻觉,意识到历史的在场性与人的社会性,更要避免诗歌的自我纯粹化、正统化倾向。

“九十年代诗歌”与“个人写作”

本文以“九十年代诗歌”为线索,探讨个人写作的诗学机制及其历史逻辑,进而对当代诗的转向问题给予必要的清理与阐发。“孤独”的浪漫主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当代诗最大的一个共识就是“个人写作”,无论朦胧诗代表诗人,还是第三代诗人,或是“九十年代诗歌”的倡导者,皆宣称个人写作时代的到来。

互文意识与九十年代诗意生成——以张曙光互文性诗歌为考察对象

从情感到意识是九十年代诗歌的重要转向,考察张曙光的互文性诗歌后可以发现,“意识”问题被进一步落实为“互文意识”问题。一种复合型的意识结构获得成熟,这种意识结构以互文意识为内部中心,并向外连接着经典意识、历史意识和元诗意识。互文性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关键词之一,互文意识及相关意识结构被积极调动,深度参与着九十年代诗意生成。

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强调诗歌"叙事性"的年代。诗学理论上对"叙事性"的界定,一直呈现为一个开放、流动的阐释状态。如果,它最初的发生有其限制当代诗歌抒情传统中空泛的情感、奥晦的思想和过于阔大的主题——一种"策略性"的意义的话,那么,它在不停地吸收新的质素过程中,则更多地转向对于诗歌技艺与技巧的探索和历练。与"叙事性"含义有关的是众多诗人对"日常性"与"现时性"的提倡。"日常性""现时性"因远离宏大抒情主题而与时代社会生活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使诗人的个体生命与个人精神空间在诗的叙事性中得以确立。

当代诗歌的困境与危机

王东东(山东大学):拾壹月论坛举办五六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当代诗歌批评话语的进展甚至是重建。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既有的诗歌史的重写与改写。过去几期拾壹月论坛主题我们相继开展了21世纪中国新诗的话语与秩序、21世纪中国新诗的问题和主义、21世纪中国新诗的守成与维新等讨论,其实还有很多话题没有得到充分展开。例如当代诗歌体制批判、反思九十年代诗歌、21世纪中国新诗整体批评以及21世纪中国新诗自我革新的路径等话题,还有待于我们青年批评家和诗人来展开。

“中年写作”:怀旧与新生

"中年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重要诗学观念之一,体现了一批中年诗人在现实与诗歌双重"中断"的语境中,推动现代汉语诗歌摆脱幼稚、单纯的青春期而进入成熟、厚重的中年期的努力。它既受后现代主义"既此既彼"观念的影响,也杂糅着现代主义"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更在"怀旧"中流露出中国文人的士大夫情结。它是90年代诗人企望成为"经典诗人",创作出"经典作品"的重要途径之一。

当代诗的风物志——柳宗宣诗综评

在21世纪初的十年中,柳宗宣经历了一个离走与归来的过程,这丰富了他诗歌的视野与主题。诗人柳宗宣致力于诗歌语言的日常化及历史与哲学内涵的提升,并把当下片断的经验或专题性知识整合到对长诗可能性的思考中,进而发展出风物志这一源于中国历史传统的长诗形式。

后朦胧诗研究叙论

本文研究的后朦胧诗是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诗歌创作,创作主体包括第三代诗人以及90年代倾向于"个人化写作的"诗人群。朦胧诗退潮以后,一批更加年轻的诗人,以断裂的姿态挥别朦胧诗人的诗学追求,他们竭力摆脱朦胧诗带给自己影响的焦虑,撕碎有寄托的描红者的身份,致力于开拓一片自由的诗学园地。这群诗人对诗歌的热情,对诗歌创新的追求,对创作表现出的虔诚,在我们这个文学已经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时代里是值得追忆和怀念的。本文试图梳理朦胧诗以后当代诗坛的流派、代表诗人,以及他们的创作和理论,在游动的悬崖上观看后朦胧诗"喧哗与骚动的风景",倾听夜莺在那个时代的歌唱。

如何处理历史——世纪之交中国诗坛“盘峰论争”的根本分歧

20世纪90年代诗歌始终面临如何处理历史的问题,“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双方诗人不同的处理方式。由处理历史方式的差别所引起的诗歌美学分歧是90年代末“盘峰论争”的重要原因,同时,“民间写作”的合法性问题及双方的身份意识、自我命名的焦虑恰恰成为论争的动力,更成为遮蔽二者根本分歧即如何处理历史问题的重要原因。

新时期以来新诗抒情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学术空间

关于新诗抒情问题的研究,已有的学者多将抒情作为诗歌艺术,将抒情问题局限于文本或诗人主体范畴内来进行谈论,较少对“抒情”“抒情性”“抒情主义”等相关概念进行细致地区分,在具体进行论文写作时也存在一些混淆。而从更广阔的视域来研究抒情,将其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审美想象、生活态度在新诗研究中还未得到充分的展开。就九十年代诗歌而言,其叙事性特征已得到较为丰富的研究,而对其抒情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站在新诗史的视域下来揭示九十年代诗歌情感的发展变化,探究情感与诗歌语言、与文化环境的互动关联还较为缺乏,关于诗歌的“情感文化修辞论”还有待研究与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