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公羊》学者论“三科九旨”

汉魏学者何休和宋衷分别归纳的"三科九旨"是《公羊》学最重要的纲目,是历代《公羊》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清代《公羊》学获得了复兴,大批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孔广森新立"三科九旨",在其中融入皖派义理;刘逢禄标榜尊崇何休,实则存在掺杂别派、牵合他书的做法;陈立平等介绍不同的"三科九旨"学说,但总体严守何休注。从这些学者论述中,可以窥见清代《公羊》学不是常州学派的单线演进,而是多种学说的复线发展。

公羊学三科九旨及其内在逻辑

三科九旨是东汉公羊学家何休的思想,其中涉及了"三统"、"三世"、"内外"几个命题,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在三科九旨的内在逻辑关系中,以《春秋》当新王是前提,王鲁是三世义和内外义的逻辑起点,同时,三世又是王鲁及内外得以展开的框架。

三科九旨:何休对《公羊春秋》的创造性诠释

“三科九旨”说,是何休基于特定时代对前代公羊学理论的系统阐述。“通三统”是在汉代君主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从董仲舒制度轮替向制度永续的论证转向;“张三世”抛弃了《春秋》对“据乱”社会的祭奠,以进化观看到了由乱到治的社会未来;“异内外”以发展的眼光,看到了以文明程度作为夷夏差异考量标准下,夷夏差异的必然消亡与一统太平盛世的必然实现。

九旨说与三临言:柯劭忞与“穀梁学”体系之建构

历代“榖梁学”著作似乎未能提出具有提纲挈领意义的“榖梁”义法。柯劭态重论“三科九旨”之于“公羊学”“榖梁学”的意义,提出“九旨”为“榖梁学”、“三科”为“公羊学”,从而为“榖梁学”之体系化建构了第一个支点。在此基础上,柯劭态发掘《榖梁传》“三临之言”之于《春秋》的统摄意义,从而提出了“榖梁学”的第二个支点,即“三临之言”的不同批判视域意义。通过将“九旨”与“三临之言”建构为“榖梁学”的两大核心,柯劭态最终完成“榖梁学”体系之建构。这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为合理也最为精练的“榖梁学”纲维,亦体现了“榖梁学”之价值与意义。

從三科九旨論大一統義

《公羊傳》開篇即以五始之“王”“正月”引出大一統,故而大一統有“新王受命”與“布政施教”兩義:前者爲大一統之前提,後者爲方法。此二義可涵攝於三科九旨:其通三統科内三旨以以《春秋》當新王爲主,故三統中以新王一統爲大;其異外内科與張三世科相通,正新王布政施教之方法,其達成之狀態亦爲大一統。

论董、何的“三世异辞”说

三世异辞(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三统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外说),合称三科九旨,是董、何《公羊》说之总纲。惟三统与内外说重义不重辞,易为凭虚蹈空之弊;三世说则义、辞并重,是理解其余二科六旨的重要线索。董、何的三世说,含恩情、王化义;董、何的异辞说,含微辞、托辞例。由微辞、托辞,知恩情、王化之分;由恩情、王化之分,知三统与内外说之所指,则三科九旨可以相互贯通。

《春秋》例论

《史记》谓“《春秋》以道义”,按春秋家的家法则设例以言义,此实为汉晋诸儒治《春秋》学之一基本方法,于是公羊家、谷梁家、左传家各具其义例体系。本文试对三传家义例略作疏解,以求窥见汉晋诸儒《春秋》义例之学的大旨。

刘逢禄《公羊》学的三个层次

刘逢禄的《公羊》学有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可以分别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春秋》者五经之管钥、无《公羊》则无《春秋》、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说到底不过是落实到三科九旨这一所谓经学微言大义上,而其体现则是董仲舒、何休为代表的《公羊》学。由此可证,三科九旨实为刘逢禄经学思想的根本所在。

孔广森与何休的经学之异

孔广森被有的学者视为清代第一位有《公羊》学著述的人物,但他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与何休的《公羊》学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之异就在于孔广森否定何休的王鲁说,自立三科九旨,没有对《公羊》学微言的阐发,只有《公羊》书法、大义的发明,从而使孔广森的经学著作虽以《公羊》命名,却对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推进。然而,孔广森的经学还是有其新内容,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2014年董仲舒研究综述

2014年董仲舒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不乏上乘佳作。传统问题热点依旧,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增加;研究更具时代关怀,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结合;学术反思是本年度研究新热点;《衡水学院学报》继续成为董子研究的重要平台。但本年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的突破上、海内外董学研究的交流切磋方面有待改善和提高。可以说,2014年是董仲舒研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年。

晚清今文经学的兴盛与科举考试的变革

在110年前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宣布停废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尽管科举制的利与弊都非常明显,但是其采用的考试选才办法要优于世卿世禄制和察举推荐制;"学而优则仕"原则虽然有其局限性,但远比"学而劣则仕"或"不学而仕"更好,这是科举制存在1300余年的最大合理性。不仅如此,作为官员选拔制度的科举制对隋唐到明清的文化教育、社会历史和社会习俗等进程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现代中国也还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充分认识并深入研究科举制,在今天仍有相当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公羊》例学之大成--何休义例研究

公羊家法至何休始得齐备,“义例”的阐明是解说《春秋》的关键所在。首先,何休在董仲舒的基础上整合提出了“三科九旨”,这一学说历来被视作公羊家的标识。何休“三科九旨”说继承董仲舒等先儒学说,表现在:董仲舒与《公羊传》一样都仅仅将三世用以区分褒贬用辞的不同,何休将三世说理论化为王道由微至著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对个别事件的褒贬刺讥;《公羊传》主讲夷夏之防,董仲舒明确提出三个层次之分,何休将之发展为与三世统一、不断变动的内外例,体现王道的发展;董仲舒的核心是大一统,在元之道落实中,由于四时交替而有三统循环,何休则侧重于立足一王之道上的三统共存。其次,何休使得公羊体系更加清晰明确,严密而有层次:一、常例,即每一类事件如何书写的义例,从中体现褒贬。二、变例。孔子于常例基础之上,另外设置了褒贬的体例,通过日月时、称谓不同程度的使用,或者是通过对常例的违反,体现出对事件或人物刺、讥、贬、绝或隐或善的评判。《春秋》中还有对于特殊人物的讳例,以及对于常例不书的不书例,体现出“《春秋》以道名分”的宗旨。三、《春秋》大义隐藏在前二者之后,是孔子判定书与不书,或褒或贬的依据。

疏离公羊学: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的经学思想

苏舆继承了晚清多重学术传统,而其《春秋繁露义证》侧重疏释文字,大体排斥公羊学理论。针对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苏舆重释了董仲舒的“改制”说,基本不认同何休的“三科九旨”。他试图回归孔、孟,但所作阐释深受程、朱理学影响,也存在着一些误释。从经学系谱而言,苏舆的主要角色是批评而非发展公羊学。尽管如此,《春秋繁露义证》的文字考释多有成就,有裨于纠正晚清以来公羊家肆意将学术政治化、工具化的偏颇。

俞樾公羊思想发微

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他治经治学的重点和主要学术成就体现在朴学方面 ,他的经学思想则倾向于公羊学。公羊学的基本思想即《春秋》当新王、孔子改制、三统三世、大一统、夷夏之辨等 ,都在俞樾的经传训诂中得到体现。俞樾还将“六经”视为一个整体 ,认为孔子删定“六经”是以公羊思想为主旨的。

何休著述叙要

何休(129-182),字邵公,东汉后期著名的今文经学家.他在《春秋公羊》学的历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早期《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体系总结完成于他的手中,他所概括的"三科九旨"等一系列命题事实上已成为后世《春秋公羊》学的理论核心.清代著名《公羊》学家刘逢禄曾经指出:"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①揭示了何休在《春秋公羊》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在今天,考察这位有重大贡献于《公羊》学的思想家的著述情况,公允评价其对《公羊》学义例所作的总结,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化汉代经学历史的研究.

今文经学与晚清民初的史学“转型”

在20世纪初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清算的浪潮中,大概没有哪一个学门的遭际曾经像经学那样臭名昭著、为人唾弃的了。那时的经学,诚如周予同所说,已经成了一具"僵尸"。但晚清的重大政治运动曾经利用过经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一批人之所以学名昭著,能够成为辛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