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学派”经学与史学论

朱次琦、简朝亮二人是在以经学的主导地位下,提出经史结合与强化史学的独立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经史的分合流变推至一个崭新的时代,充其量属于"半截子"地明夫了经史的分合流变。与朱、简不同的是,康有为是"九江学派"成员中少有的哲学家,也是中国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是可以试图从历史上、哲学上使经学最终导向史学的。但是,治经治史都不是康有为所愿,康有为将传统的治经治史家法打破,片面地导向了现实政治。

“九江学派”考辨

由朱次琦建立的"九江学派"是晚清、民国时期广东重要的学术流派,出其门下的两大门人简朝亮、康有为,分别在传承与嬗变两方面对"九江学派"产生巨大影响。100年来,黄节、简朝亮在诗文作品中提到的"九江学派"未能得到广东学界的足够重视,既严重制约人们完整认识晚清、民国时期的广东学术,也阻碍对朱次琦、简朝亮、康有为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九江学派"研究亟需世人给予足够重视。

“九江学派”与岭南学术传统

以"九江学派"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审视岭南学术传统,在继承、发展和批判中体现一种必要的学术接连。从经学、实学到儒学",九江学派"的学术生命在乡土环境中获得培育,将三者合于其中,创建独特的学术思想流派,咸同年间",九江学派"以一个响亮的声音标志岭南学术的阵容鼎盛。

“九江学派”的变迁

"九江学派"由朱次琦(1807—1882年)建立,出其门的筒朝亮(1852—1933年)、康有为(1858—1927年)是"九江学派"发展的重要成员。简、康以其开馆讲学、学术著述在传承、嬗变两个方面延续"九江学派"的学术生命。1902年以后,简氏门人黄节、邓实,康门弟子梁启超,以儒西学结合、伦理学、史学与子学新变等大论争走向合流,既为简、康学术思想融入崭新的内容,也使简单、绝对的学术分歧变得复杂化。黄、邓、染以比较一致的学术思想,将康有为开启的广东学术近代转型引向深入,"九江学派"在他们手中走向消亡。

广东《春秋》学的近代转型——以“九江学派”为中心

治《春秋》是广东经学的显学,形成沿承中原《春秋》论而少学理创新与开辟崭新的《春秋》诠释学等为内容的广东《春秋》学。广东《春秋》学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对"九江学派"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它所揭示的学术史意义则成为"九江学派"实现广东《春秋》学近代转型的理论支撑。

教化与经世:九江学派的经学诠释——以简朝亮相关著述为中心

朱次琦的经学观建立在对汉宋学术的反思之上,其“四行五学”教学法以躬行实践为先,尤其强调经学的教化与经世意义。简朝亮则接续其师,认为过往的清代经学研究忽略了朱子经学的既有成绩,提出对马郑之学亦应予以批判性吸纳,进以完成融粹汉宋的注疏实践。康有为、梁启超、邓实、黄节等九江学人在打通汉宋今古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尝试借助哲学、政学、国学、美术学等新学科范式呈现经学精粹,为后经学时代的经学诠释提供了参照。

晚清广东学者的经学研究探析

梁启超曾将清代学术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而将康有为和他本人归入第三期。然而广东学术的发展并不符合这一轨迹。广东学术在道光以前,宋学占主导地位;随着学海堂的创建,汉学成为广东显学,并成为晚清中国经学研究的重镇。道光以前,广东虽治经学的不乏其人,但以《四书》为主,兼及《五经》。学海堂创建后,广东学者以《十三经》为其治经范围,且颇具乾嘉遗风。学海堂创建后,在晚清广东学坛上出现了东塾学派和九江学派,两者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九江学派后来又分化出康有为一系和简朝亮一系。康有为走向今文经学,简朝亮则与朱次琦的治学精神一脉相承。

《康有为与黄节》当为《康有为与于式枚》考

《康有为全集》(2007)与《康有为往来书信集》(2012)中都收录有一封《康有为与黄节》(1920)的短笺,信件手稿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细读原文可知此信不是师叔康有为写给师侄黄节(字晦闻)的,"晦老""敬问""同年兄"的行文与康、黄二人在九江学派中的身份不符。结合康氏其他信件可知,"晦老"当指他的同辈于式枚(字晦若),"同年兄"为友人间的亲切称呼,并非同科得中或年龄相同。在相关考辨中,也连带校正《康有为往来书信集》中其他几处编注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