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名惯制与关中地方社会——基于文本与调查的综合分析

基层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元组织",习俗是最微观的"组织细胞"。由姓为主线所勾勒的亲族、统属、尊卑、责任甚至等级关系,与由官名、小名、乡名、惯称、绰号、戏称等所刻画的具象村落、交际结构和文化包含,基本构成了将取名界定为习俗进行研究的前提和规定,有着特殊的研究价值。人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和标识,而取名是一种重要的习俗与文化惯制。习俗—惯制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对于村落日常生活具有显著的影响。在以往的学术探讨中,有关于此的案例研究和文本分析仍尚有未尽之处。笔者以单位村落的取名习俗与用字作为研究对象,并集合现有文本与社会调查资料,对取名习惯、用字特点、命名规则、宗族遗存、取名角色、交际圈子、文化规制等方面所蕴含的关中地方文化,作一深层次探索。

蒙古族民间叙事诗习俗化与成年角色的民俗学解读——以蒙古族民间叙事诗《智勇王子喜热图》为例

蒙古族民间叙事诗《智勇王子喜热图》中"难题求婚"是对一个青年未成年时期习俗养成的考验以及通过难题求婚确立一个青年的成人角色,即:成人角色确立前的习俗化和该叙事诗蕴涵的成年角色的民俗含义。

先秦车辆的乘员及乘车习俗

驱马驾车,代步运物,早在有文字记事的年代之先便已缓缓步入社会生活的领域。其后数千载,虽或于其形制稍有损益更革,然总的说来,则可以说是代代相沿,用之不绝的。在车驾使用的漫漫历程中,随之生成了一些既表现有明显功利目的,又反映着某种文化心态的行为方式、礼节习惯,如乘员分布及职能、乘车礼让方式等等。下面谈谈此类习俗惯制。

民俗学视域下《人生》文本细读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蕴含着大量的民俗事象,通过解读文本,可以发现民间领袖在乡村的巨大威慑力,他们是族权与政权的结合;可以见到民俗乡约所形成的习俗惯制对俗民巨大的约束力以及俗民自觉恪守的虔诚;可以看到民俗禁忌被破坏后,俗民的恐慌与不安;同时还可欣赏到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信天游民歌,品味纯正的陕北方言俗语从而感悟到作者浓厚的民间乡土情结。

《白鹿原》社会民俗文化词汇研究

借鉴民俗文化的分类标准,将《白鹿原》中关中社会民俗文化词汇分为关中婚嫁民俗文化词汇、关中育儿民俗文化词汇、关中丧葬民俗文化词汇三类,具体指代书中反映关中农村婚嫁、育儿、丧葬等方面民俗文化内涵的文化词语、短语和熟语。对这部分词汇进行整理,从中选出40个词语具体解析,以期发掘其中隐含的多方面的关中社会民俗文化信息,从而展现出关中农村独具"三秦"韵味的婚嫁、育儿、丧葬等方面的风俗习惯、仪礼和规范,以此勾勒关中社会民俗文化的种种图景。

宋代民俗文化初探

一 探求民俗文化,首先应从物质生活条件着手。在物质生活条件的体系之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决定习俗惯制及其衍变的力量。宋代的经济民俗主要表现在传统生产方式中所形成的一系列惯制,它是社会民俗的基础。农业工具的创造和发展是农业生产习俗的主要内容。宋代的农业工具进入了木与金属的复合工具阶段,在一些墓葬中发掘了成组的犁、钁、耧、耙、锄、镰等铁制农具,表明农业的精耕细作和耕耘程序的增多。宋代普遍使用龙骨车和简车引水灌溉,根据宋代的农书、禾谱记载,在较发达的农业地区有土、水、肥、管、收的耕耘习俗惯制。南宋江浙地区,农民深耕细作,土细如面。到大暑季节,决放稻田水,经太阳照晒,秧苗根坚固,尔后引水入田,确保水稻丰收,于是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南宋时期,棉花种植从两广、福建地区扩大到长江、淮河流域,形成了扦子、弹花、纺纱和织布的生产工序,艾可叔《木棉》诗中的“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机杼终年织妇勤”的诗句就是形象的见证。

辨风正俗与民俗改革

辨风正俗与民俗改革,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环节。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谈到,“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

少数民族聚居村落的原生态体育文化流变考察

少数民族聚居村落体育处于村落自然环境和民族习俗的惯制化组织结构之中,具有鲜明的原始崇拜性、村落生活性以及民族象征性特征,伴随着社会文明进步与民族旅游经济的兴起,少数民族聚居村落的经济结构、组织结构与管理结构变迁不断分化和整合着传统体育的新旧因素,现代少数民族聚居村落的原生态体育文化发展要保留村落民族特色,努力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确立民族村落自治的体育管理机构来优化村寨对外关系,推动原生态体育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地方志应深化对民俗的记述

民俗是民间俗民阶层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及其所体现的心理素质和文化传统,民俗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是地方志社会篇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的内容是历代修志者都十分重视的内容。历代的志书都以大量的篇幅和浓重的笔墨加以记述,也有许多方志学者对此加以提倡。本届修志以来,许多专家、学者也都十分重视民俗内容的记述,胡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