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法治视域下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协调

社会治理需要多种类型的规范发挥协同作用,在国家制定法之外,习惯法也有其独立的价值功能,与国家制定法一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由于经济基础、价值追求与价值选择等方面的不同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性,进而引发矛盾与冲突。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虽然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之间存在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二者仍存在调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目前,我国高度重视国家生态法治建设,故探讨生态法治领域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是时代所需,可以通过中央与地方沟通机制的构建、加强公众参与、推动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现代化转型等方式实现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之间协同合作的可能,进而促进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推动国家生态法治建设的进程。

试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互补

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 ,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 ,存在着冲突 ,但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 ,应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价值 ,并注重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继承与改造 ,协调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冲突 ,实现二者互补和融合的良好状态。

羌族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和合

羌族有着灿烂独特的民族文化,尤其在民族习惯法方面卓有建树。羌族民事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如何处理国家制定法与羌族民事习惯法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历史上,两个文化系统不断地交流碰撞,产生了各种冲突,需要寻求解决之道。笔者认为应当在此问题上正本清源,回溯历史,分析两者的冲突,提出和合的解决方式。

略论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属性——兼析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状况

从法律冲突存在的空间上分析,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婚姻法之间的冲突,具有区际法律冲突的属性;从法律适用的对象上分析,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婚姻习惯法之间的冲突,具有人际法律冲突的属性;从法律冲突的法域及其对主体权利义务确定的方式上分析,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婚姻法之间的冲突,具有"二级法律冲突"的属性。

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相冲突的实证研究——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透视

国家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特点在于,前者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特点,后者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自觉性特点。透视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则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婚姻领域有四个方面的冲突。即: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

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融合——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透视

国家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特点在于前者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后者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自觉性等。透视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可以感受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婚姻领域有四个方面的冲突：1．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2．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3．“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4．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应当化解冲突，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积极融合。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及原因——以瑶族婚姻习惯法为例

少数民族习惯法有着深厚文化根基和历史传统,在少数民族地区长久以来都发挥着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由于经济背景、伦理观念、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因素的不同,瑶族习惯法对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独特的规定,探析了与国家制定法冲突的表现及深层原因。

论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融合——基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

文章首先在理论层次上对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内涵和外延做了明确界定,并区分了习惯法与习惯、与国家制定法的差异,进而深入分析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相融合的一面,指出习惯法是国家制定法的渊源,两者互相配合,共同维护社会整体秩序。同时,习惯法由于其与现代法制精神存在严重的文化差异,故又表现出与国家制定法相冲突的一面。文章深入挖掘了这种冲突产生的原因及消解的方法,以求为转型期的中国法制建设提出一些可取的意见。

试论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协调适用——以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少数民族地区渗透于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其特有的方式调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关系。这些习惯法有许多和国家制定法存在一定的冲突,但又有着国家制定法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发挥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作用,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与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产生冲突的原因以及解决冲突的原则与措施等几个方面来阐述此问题。

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及调适

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的法,它一直在民间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习惯法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习惯法跟国家制定法在法的规范、实施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冲突,因此需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对两者进行调适,从而既维护了国家制定法的威严,也有效地发挥了一些善良、合理的习惯法的作用。

彝族地区民法适用中民事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及协调探析

本文分析了民法适用中彝族民事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表现形式,提出了彝族民事习惯法在民法适用中的构建与完善对策。一方面,国家法要对习惯法进行整合;另一方面,习惯法应向国家法渗透。以实现民族地区国家法与习惯法的良性互动。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冲突原因之再辨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急剧冲突,而要厘清二者之间冲突的真正原因,就必须要对以下问题有清醒的认识:罪刑法定原则和赔命价习惯法之间的冲突问题;构建藏区刑事法治秩序不能排斥少数民族习惯法;当前《刑事诉讼法》与赔命价习惯法在法理上的契合尚未找到完美的结合点等问题。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制定法的冲突和互动

法律多元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现象,该现象主要围绕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两者的关系而表现出来。在不同表现形式中,两者表现出既依存又冲突的关系。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进程中对两者不应简单取舍,国家法必须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留出一定空间,让少数民族习惯法通过不同途径得以实现。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我国制定法之间的冲突

中国固有法体系实际上包含国家制定和习惯法两部分.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建立在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基础上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综合.如何看待和处理少数民族习惯法问题不仅直接关系着能否建立和维护少数民族地区良好的社会秩序,能否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对能否增进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产生间接影响,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问题研究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处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

习惯法与制定法的冲突——以陕北地区的冥婚现象为视角

民间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准则,二者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冲突之处。以陕北地区的冥婚习俗带来的问题为切入点,来分析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价值取向,揭示习惯法与制定法的冲突实质,民间意志与国家意志的冲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分析冥婚和其他一些地方风俗的变迁来反思法治社会中习惯法与制定法的冲突以及解决途径。

彝族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调适探析--以凉山彝族地区为例

凉山彝族习惯法是彝族法制的典型,彝族习惯法具有内生自觉性、持续性、高效操作性等特点、优势。在司法实践中,彝族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存在若干差异,包括背景有别、地位差距、强制力量有异。如未能科学归引彝族习惯法发展,则可能引发恶性流变、双重司法等不良后果。两者也有共通:彝族习惯法可适当弥补国家刑事制定法的不足,运作中能一定程度上互补、互相认可、采用。可见,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应以国家刑事制定法为主,民族地区的习惯法为辅,通过传承与废止、变通立法、调解制度构建、教研等,实现彝族习惯法的现代化改造,使彝族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得到有效调适。

苗族村规民约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协调路径探析

苗族村规民约是对苗族习惯法的现代传承,对维持苗族地区的和谐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苗族村规民约无论在民事、刑事还是处罚方式上都与国家制定法存在较大冲突,为了能够充分、合理地发挥苗族村规民约的功能,必须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两者的调整范围,适当对村规民约做出规定;在司法上,对司法机构进行调整,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调解机制,以适应村规民约的实施,使村规民约与国家制定法得以同步发挥作用,力求创新模式,让苗族人民的利益在村规民约与国家制定法的保障下实现最大化保护。

试论农村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司法个案透视

农村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之间的互动、冲突以及互动形成的条件与模式一直是备受学界关注的内容。从司法个案的角度阐明农村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之间的现实冲突及成因,并说明农村习惯法成为法源的社会学依据,从而进一步探讨二者互动的条件与模式。

少数民族纠纷处置领域习惯法与刑事制定法关系的反思

在少数民族地区,当地纠纷处置领域习惯法的一些内容与国家刑事制定法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但是因为纠纷处置领域习惯法强大的生命力,使其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然而,从维护社会秩序这一共同目标出发,国家刑事制定法与少数民族纠纷处置领域习惯法必须互相配合,共同发挥作用,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与团结。

试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效力

少数民族习惯法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背景 ,承认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法律效力和有条件地适用少数民族习惯法 ,对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少数民族习惯法效力的理论基础、法律依据和社会背景等方面论述了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效力来源 ,并提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发生法律冲突时的解决原则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