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黎族传统习惯规则的法治化思考

长期以来,海南黎族乡村已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传统习惯规则,在调适人际关系、村民纠纷、维护族内稳定及规范生活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现实意义来看,黎族传统习惯规则背后所蕴含的法观念与时代要求和现代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契合,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部分不合时宜的传统习惯规则仍需进一步甄别和扬弃,应当纳入法治化轨道予以调适。

按“习惯规则”解释——WTO司法机制

WTO《解决争端谅解》(DSU)在标题作"总则"的第3条第2款规定:解决争端机关要"用按国际公法对解释的习惯规则来阐明WTO各涵盖协议中的已有规定".国际法的习惯规则,又称"国际习惯",是指在调整国际关系实践中形成的为世界各国公认(其中包括默认)的、有约束力的一般国际法规则.最初这种习惯国际法大都是不成文的,后来陆续被编篡成用文字表述,如1964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958年《领海公约》等.

近现代西方考察家对安多地理环境及藏族生态保护习惯规则的人类学观察

近现代以来,西方考察家在青藏高原安多地区的游历络绎不绝,他们围绕生态环境和人文风俗进行考察,从人类学和民族志的角度进行了生动的书写,其中,也对安多地区藏族生态保护习惯规则有着字里行间的映射。本文以近现代西方考察家对安多地区的游记为考察对象,运用人类学方法探寻考察家作为“他者”身份感知藏族的生态保护理念和习惯,以比较视野来阐释藏族生态保护的习惯规则表现。

黎族风俗习惯规则基本理念探讨

黎族风俗习惯规则是黎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风俗习惯规则的理念是黎族习惯法的灵魂。黎族风俗习惯规则的基本理念主要包括集体主义,首领与民众平等,男女平等,诚实守信以及敬畏神明。当前应该坚持和发展黎族风俗习惯规则中的优秀理念,以建设和谐社会。

西部少数民族传统习惯规则的法治化思考

法治既应是人们理性建构的社会治理模式,同时又当是人们实然社会生活中信奉遵守的规则秩序。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丰厚传统人伦文化和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在国家治理的法治路向中,国家政治权力与公民合法权利的相互博弈整合,要求"国家社会化"与"社会国家化"。此图景下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治建设,必然内涵有对西部少数民族民间传统习惯规则的国家法治化归导,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对西部少数民族传统习惯规则进行地方立法的理性思考

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厚传统人伦文化和民族多元一体的统一国家。随着市场法治经济的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必然会从传统习惯规则的伦理社会向国家法治治理的法理社会全面转型。在社会转型变迁的背景下,要求对西部少数民族传统习惯规则文化进行理性反思,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社会规则须要整合,通过实行国家法治化归导的进路,尤其需要从源头上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功能,实现传统习惯规则与国家法治文化的实质互动与融合,以维护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

习惯规则司法适用的困境及出路

习惯规则作为民间社会行为规范,将其引入司法活动中予以适用,可以弥补法律规则的缺陷。但习惯规则的司法适用面临理论与立法上等外在困境及其自身的内在困境。鉴于此困境,可在充分借鉴国外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习惯规则司法适用的内在条件与外在条件入手寻找出路。

作为习惯规则承载者的民间语言

透过民间社会中人们的日常交往和互动,可以发现民间语言与习惯规则之间的紧密关联:习惯规则的表达和运行离不开民间语言,民间语言承载和蕴含着特定语境中的习惯规则。通过特定的民间语言来透视或识别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民间习惯规则,也许是一个有趣的课题。

土地习惯规则及其过程——西南杨村30年土地纠纷与生计变迁

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中国农村土地经营方式完成了从"集体生产"到"农户承包"的历史转型。自那以后,西部山区许多农村的田土山林纠纷问题长期存在,但极少诉诸法庭或者通过法律解决,人们主要遵循的是生活经验,甚至创造性运用各种习惯规则来处理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农耕生产关系。以云贵高原东部的杨村为例,考察了杨村土地习惯规则的行动过程,并证明其在保持农村稳定、防止混乱、减缓家庭经济衰退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对一项民间习惯规则的边际收益分析

一个习惯法规则的产生一定是为了适应生活生产中的某种需要,并会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演化。但是,规则一旦定型,其局限性又会随之暴露出来,从而与规则生成的初衷产生价值悖离。原因是规则生成的初始的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因此,随着新一轮的价值衡量的出现,规则的重新调适势在必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习惯规则的价值探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蕴含着丰富的习惯规则内容,这些传统的习惯规则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着正式规范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习惯规则主要通过口头传承的方式得以延续,并由习惯机构依据传统社区和群体的文化价值观执行,旨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和文化利益,确保群体内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利义务。根据传统习惯,非遗是集体所共有的,其使用伦理依赖于习惯规则和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因此习惯规则在保护集体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沿袭多年的习惯规则与非遗所在的地域和群体紧密相连,与现代法治互补并存,共同发挥作用。在非遗保护价值观上,二者的一致性能使它们相互呼应,共同维护非遗的传承与发展。

当代废止的贵州少数民族习惯规则内容研究

研究少数民族地方习惯规则变迁问题是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证研究途径。在贵州境内,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开始废除西部体现阶级压迫和等级制度的奴隶制习惯规则残余。由于国家法的实施,少数民族地方一些群体成员之间互助制度中的一些与国家法冲突的规则内容受到国家法限制。依据国家法律不采取强力进行主动干预,以不支持的消极否定形式使一些与国家法冲突的婚姻习惯规则内容失效或者变迁。

法治乡村建设中的国家法与民族习惯规则

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路径。广大民族地区在推动法治乡村建设过程中国家法必然会与乡村社会中固有的民族习惯规则发生碰撞,甚至产生冲突与矛盾。调适好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是民族地区法治乡村建设中的一道必答题。根据法治乡村建设的需要和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实际,可以发现,并存、融合与矫正是促进国家法与民族习惯规则从冲突走向协同的重要方法论。

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习惯规则司法适用的理论依据

由于贵州少数民族地方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历史传统背景原因,很多少数民族习惯规则得以传承到当代。进入21世纪后,习惯规则变迁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国家法治权威逐步渗入民族地方基层以后,习惯规则的一些内容被国家法所吸收。国家法需要少数民族习惯规则作为补充,贵州民族地方有特殊性,需要有地方性的习惯规则资源,有的习惯规则体现了人类的一些共同的价值标准,具有特殊性,可以弥补国家法的局限。少数民族民事习惯规则的司法适用有国家法依据。

论少数民族习惯规则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从贵州苗寨的一起借贷纠纷案谈起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民俗习惯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以及促进和谐社会的重要规范资源。但从社会现实情况看,少数民族习惯规则与国家法之间也会出现一些矛盾甚至冲突。如何在具体化场景中协调二者的关系?这是对法律理论与实践提出的课题。对此,基层司法实践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本文将结合田野调查中发现的典型案例,就如何实现少数民族习惯规则与国家法的协调互动关系问题进行探讨,期望有益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法治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习惯规则的司法识别

习惯规范也是一种具有规范属性的"应当",辨析并表达清楚具体民间习惯中的"应当",进而利用习惯规则解决纠纷、设定救济机制是法官在面对制定法空白而借助于民间习惯时所必须要做的工作。司法实践中,法官有时只是抬出"交易习惯"这个抽象概念,而并没有进行细致的规则识别。这一方面说明法官对于民间习惯概念体系存在着模糊认识,另一方面说明法官缺乏规则识别的意识,只是为了"习惯"而"习惯"。用一种模糊的抽象概念来适用习惯只能是一种牵强附会。如果想运用民间习惯增加裁判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就必须要使得法官所运用的习惯具有正当性和可接受性。而要做到这一点,离开认真细致的规则识别是不可能的。法官要做的具体工作,首先是识别习惯规范中的类型,然后是识别习惯规范中权利义务配置。

“圣牯”与“牛籍”——侗族斗牛活动中的仪式与习惯法规则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中国著名的斗牛之乡,民间斗牛活动非常频繁。"圣牯"(斗牛)不仅是一村一族兴旺发达的象征物,而且斗牛文化具有浓厚的宗教性、广泛的社会性和民间约束性。在长期演化而来的"斗牛"比赛中,侗族形成一套关于牛的禁忌和具有一定约束力和强制力的习惯法规则。

习惯性规则的法治意义

习惯性规则是人类社会需求的产物,是关系密切群体为了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和交往成本最小化的目的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和秩序安排。与人类社会共存的习惯规则和习惯权利,具有丰富的法治意蕴,它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是法律和法律权利的前身,是法律的合法性基础和评价性标准,是法律的权威性内容。习惯性规则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利益调整和纠纷解决作用,维系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治理工具。

黔东南苗族侗族水资源利用习惯法规则研究

黔东南苗族侗族人民很早就有自己传统的种植水稻用水管理规则和"灌溉法",并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套饮用水和木材水运等方面的习惯法规则,这些规则在维护人们的健康、生产生活和经济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花开两面:桂西北少数民族习惯规则在新时代下的双重面向

桂西北少数民族习惯规则作为在少数民族社会中的一种自发形成的约束准则,具有规范创制、秩序维护、司法保障等多种功能,是集中体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家在场”因素对桂西北地区的影响,桂西北少数民族习惯规则曾一度被“边缘化”,但作为一种内生性的民族法治文化形态,其自身也在适应着外界环境的变化。通过对H自治县少数民族习惯规则的田野调查,发现桂西北少数民族习惯规则在“国家在场”语境下并未消失,而是实现了“载体”再造、“理念”重构和“传承”更新。在桂西北少数民族习惯规则的未来发展层面上,应以新时代为话语背景,培育一种以“差序法治”为表征的双向格局,并积极建构少数民族传统法治与现代法治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培育少数民族习惯规则的新型生存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