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习惯及其法律意义——以中国近代民商事习惯调查为中心

目前我国民法典的起草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民法典中如何确立民事习惯的地位问题引人关注。通过对古今中外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清末至民国时期,我国曾经展开过几次全国范围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为民商事立法工作留下了大量有关国情民俗方面的基础资料,南京国民政府在起草民法典时明确将民事习惯视为法源之一;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的民法典都对民事习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我国自建国以来对民事习惯则一直采取漠视或不重视的态度。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认真借鉴中外历史上的立法经验,充分挖掘法律的本土资源,给予民商事习惯以足够的重视。

清末民初民事习惯调查的勃兴与民间规范的式微

从清末开始的变法改制,结束了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法与民间规范浑然一体的时代。在清末民初西方化语境中日渐勃兴的民商事习惯调查,由于法律对民众生活全方位的规制、"调查"方式本身的局限及立法者对习惯吸纳过程中的改造等原因,造成了民间规范的式微,最终形成了"国(国家法)进民(民间规范)退"的大格局。在法典化成为主流的今天,立法者必须注意调适国家法与民间习惯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法律的生命力或持久性,在于能有选择地吸收拥有广泛民情基础且合乎时代需要的风习。

清末法制习惯调查再探讨

清末新政期间,为了给编订和审核新法律提供参考和借镜,同时还出于筹备立宪、推进宪政的需要,清政府自上而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包括民事习惯、商事习惯、诉讼事习惯、地方行政习惯等在内的法制习惯调查活动。在调查活动中,中央的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馆、地方督抚以及新型法政人才扮演了不同角色,其作用值得肯定。

浅析我国当前物权习惯调查模式——从清末民初两次民商事习惯调查比较角度

从比较角度出发,概括比较清末民初两次民商事习惯调查历史背景、起因、组织机构、调查内容、调查成果等方面,将两次调查分别归纳为立法模式和司法模式。从当前物权法已获通过现实、司法机关启动调查的有利因素和可行性角度分析,建议我国当前物权习惯调查应选择类似民国初年的司法模式。

民法典编纂中的民事习惯调查:历史、现实与方案

在现已公布的民法典草案中,民事习惯被赋予补充性法源地位,然而这种处理方式过于笼统,无法准确知晓民事习惯的具体内容。清末民初两次民事习惯调查的组织经验和调研方法对于民法典编纂不无借鉴意义。当前民法典编纂启动民事习惯调查存在现实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体现在民事习惯作为客观事实、民事习惯与民法典之间关系以及民事习惯的司法适用三个方面。从调查机构设置、调查章程、调查人员、调查经费、调查程序、内容及期限等方面可以大体勾勒出当前民事习惯调查的总体方案。

论习惯调查在《继承法》修订中的必要性

立法机关仅仅按照常规的做法不能修订出一部符合国民心愿的《继承法》,习惯是传统的一种表现形态,对传统习惯、惯例的尊重不仅仅是英美法系的特点,它在大陆法系同样受到尊重。近代以来我们的法律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对当今的学者与立法机关而言,当下的一个挑战是法律如何在变化、改革中保持和尊重中国人不变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继承法》与亲属法同属固有法的范畴,均带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因此其规范应该是建立在对本民族生活实践与原理尊重的基础上。在当前的中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替代和发挥国家和政府的作用,作为社会资源的主要掌控者,国家和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担负起组织习惯调查的历史职责。因此,修订《继承法》,除了常规的一套修法程式,还需要由政府部门或者立法机关主导开展习惯调查,这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对传统必要的尊重是优秀法典的品质。

西法东渐视角下的清末习惯调查

伴随晚清西法东渐,国人开始用"习惯"一词对译英文法律术语"custom"。以西方习惯法理论为指导,国人认为中国亦存在发达的"习惯法",并进而主张法制改革应以习惯调查为基础。接受西方法学理论知识的新式法律人尤其是法政留学生主导了清末习惯调查的具体开展,使习惯调查这一追求法制本土化的活动又具有了重要的西法东渐意义。

南京图书馆所藏清末民初习惯调查报告概论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中,为了重新修订各类法典,全国各地进行广泛的习惯调查活动;珍贵的一手调查资料大多湮没无闻,南京图书馆保存了其中的近百部原始文稿,它们对于中国近现代的法律研究意义重大。

从诉讼习惯调查报告看晚清州县司法——以奉天省为中心

学者们从制定法、幕学读本、判牍集、官箴书、司法档案等途径曾对清代州县司法实践进行过梳理和剖析,并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清末的诉讼习惯调查资料为我们"旧题新作",去利用新资料深入对已有论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诉讼习惯调查资料进一步证明了学者们已有的发现和观点,并对有些推测进行了论证。如允许旁听的观点,诉讼费用昂贵的观点,等等。通过对来自昌图和复州两地诉讼习惯调查资料的比较分析发现,尽管州县司法实践存在大量相似的地方,但地区间的差别不容忽视。诉讼习惯调查资料还为我们了解清代司法提供了不少有用的定量信息,这些信息都是一般的材料所不具有的,其价值弥足珍贵。

清末各省调查局和修订法律馆的习惯调查

作为新政期间法制改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的习惯调查是国家政权在立法实践中对本土资源进行全面整理利用的一次巨大尝试。调查是在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馆的管理下分别进行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是清末习惯调查的一部分。清末的习惯调查尽管规模巨大,但在组织管理上缺乏协调一致。受限于清末预备立宪的时代背景,其在发挥为修订和审核法律的参考作用方面十分有限。

法学向度的民间习惯调查与汇编

民间习惯调查与汇编是法律发展的一个资源性要素。在法制史上,很多国家都曾进行过规模宏大的习惯调查。通过习惯调查,立法者可以充分认识法律制度运作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司法者可以得到适用习惯解决纠纷的第一手材料。因此,立法者和司法者均有可能成为习惯调查的推动因素;学者是习惯的理论加工者,更是习惯调查的主力。语言沟通和民间权威的崩解是当前习惯调查者面临的两大主要障碍。

泌尿系统结石病人的发病时间分布与生活习惯调查

肾、输尿管结石是急诊科常见病,绝大多数是肾结石排出过程中停留在输尿管所致,输尿管的3个生理狭窄是结石的好发部位,尤以输尿管下段最多见,可引起尿路直接损伤、梗阻、感染或恶变,并且复发率高。通过对855例肾、输尿管结石病人进行调查研究并与正常人进行比较,旨在为临床预防、治疗、护理提供科学依据,以降低复发率。

不可承受之重:民国法典编纂时刻的习惯调查

民国时期由官方主导的大规模民事习惯调查,曾先后启动两次.从历史经验来看,创设优良法典实乃民事习惯调查不可承受之重.就时间而论,民国时期启动的两次民事习惯调查,均伴有法典编纂活动,但两次民事习惯调查都未对民法典编纂产生有效知识影响.这与后世学人的历史想象略有偏差.究其缘由,概因既有限于历史情境的固有难题,又有超越特定时空的一般困境.具体而言,原因有三:其一,习惯调查资料的立法转化,存在客观环境与技术提炼的双重障碍;其二,民国时期以法律改造社会的法律观,限制了民法典对固有习惯的吸纳;其三,普遍主义历史观压制历史主义思考,传统习惯难以获得同情理解.在现代性理念主导之下,作为立法素材获取方式的习惯调查,终究难以承受优良立法之重任.

家庭睡眠习惯调查在孤独症患儿睡眠评估中的信效度研究

目的检验家庭睡眠习惯调查(FISH)在评估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患儿睡眠评估中的信度和效度。方法随机抽取在清远市妇幼保健院儿童语言行为科干预的199例2~6岁ASD共患睡眠障碍患儿,其照顾者同时完成FISH和儿童睡眠习惯问卷(CSHQ),2周后再次同时完成上述两个问卷,以检验FISH的信度和效度。结果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五因素模型拟合良好(χ^(2)=79.05,df=44,χ^(2)/df=1.80,P<0.001,SRMR=0.06,GFI=0.94,IFI=0.89,RMSEA=0.06),总量表及各分量表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0.71~0.77)和重测信度(0.79~0.88)。FISH的白天习惯分别与CSHQ的入睡延迟、夜醒呈负相关,入睡前习惯分别与CSHQ的睡眠抵触、睡眠焦虑、白天睡眠呈负相关,睡眠常规分别与CSHQ的睡眠抵触、入睡延迟、睡眠焦虑呈负相关,睡前父母行为分别与CSHQ的睡眠抵触、睡眠焦虑呈负相关,总分与CSHQ总分呈负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FISH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ASD患儿睡眠习惯的评估工具。

儿童睡眠习惯调查问卷在肥胖儿童中应用研究

目的探讨儿童睡眠习惯调查问卷(Children’s Sleep Habits Questionnaire,CSHQ)在肥胖儿童中的应用,以辅助制定护理对策,预防和干预儿童肥胖发生发展。方法选取2014年6月至2016年6月医院儿科就诊肥胖儿童200例,并按年龄和性别相同条件1:1与体重正常儿童(对照组)配对,采用CSHQ评估2组儿童睡眠习惯,并分析组间差异;应用Spearman相关分析,探究肥胖儿童CSHQ评分与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的相关性。结果 (1)肥胖组儿童CSHQ评分显著高于体重正常对照组儿童(P<0.05);(2)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肥胖儿童CSHQ评分与BMI正相关(r=0.38,P<0.05)。结论 CSHQ评分在肥胖儿童中普遍高于体重正常儿童,且是儿童肥胖的潜在预测因素,可辅助制定护理对策,有临床应用价值。

制作“习惯”:近代民法典编纂的习惯调查

长期以来,法律史是建制于法学之中的一门学科,从业者多为法学界人士。近年来,很多历史学者进入该领域,不少重要学术成果相继出版发行,在史学界颇为瞩目,一时间呈献“显学”之势。总体而言,法律史是法学与史学的交叉学科,当然,还需要从其他相关学科中汲取养分。换言之,法律史是法学、史学学者们的“共同事业”,只有不同学科、不同背景、不同路径的学界相互交流、求同存异、互鉴学习,才能共同推进法律史研究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期开设“法律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笔谈栏目,邀请在法律史研究领域中颇有造诣的法学、史学学科的新锐学者撰写笔谈:既有学科发展方向的思考,也有方法论的自觉与反思,还有重要概念的探讨等。本期笔谈,意在抛砖引玉,我们诚挚期盼,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进来,共同推动法律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云南彝族健康成年人生活习惯调查分析

日常生活习惯与健康密切相关,有些疾病直接由不良的生活习惯引起,比如三餐饮食不规律、进食方法及偏好,睡眠质量低,失眠等,这些都是致病的原因[1].心血管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全球的患病率逐年上升,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影响人们生存质量的重要疾病,这些慢性病很多都与不良的生活或饮食习惯如饮酒、吸烟、高糖高脂低纤维素饮食等相关[2].有研究显示我国居民整体健康知识知晓率较低,其中健康生活方式知晓率仅为11.6％[3],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的生活习惯和生存质量也存在差异[4].本研究旨在了解云南彝族成年人生活习惯,并与同地区的汉族人进行比较,发现彝族人不良的生活习惯及潜在的致病因素,已达到早期预防的作用.

清末民事习惯调查与《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

有关资料表明,在清末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虽然立法者极为重视本国民事习惯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将本国民事习惯采纳为成文法。从宣统三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来看,本国民事习惯几乎没有对编纂民律草案产生直接影响。

近代湖南民商事习惯调查疏论

近代以来湖南省由清末湖南调查局和民初湖南民商事习惯调查会组织了两次大规模民商事习惯调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社会调查亦有民商事习惯内容,留存了丰富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史料。近代湖南民商事习惯调查多数与民事立法保持一致,在意思自治领域起到补充民事立法的作用。调查问题能够向民间普及近代民事法律概念,调查内容能够展现清末民事纠纷解决实践,为民事审判提供参考。民法典时代可以将民事习惯体现的善良风俗融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学习商业行规展现的商业自治,并在调查方式上为将来的民事习惯调查活动提供经验。

清末诉讼事习惯调查与清末诉讼法典的编纂

清末诉讼事习惯调查是与民事、商事习惯调查并列的清末法制习惯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诉讼法典的编纂作准备。清末诉讼事习惯调查在宪政编查馆的组织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有序开展,但因诸多因素的影响,这次习惯调查在当时修订法律馆编纂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中均未有明显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