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劳动强度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性数据,比较分析了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流入地户籍市民的劳动强度。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外来人口的实际工作时间都远远超过,但标准劳动时间却低于本地市民,表明"内外之别"对劳动强度的影响大于"城乡差分"。而乡—城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最长,处于外来人、农村人的双重弱势,凸显出"城乡差分"的特点。可见,外来劳动者的劳动保护权益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亟待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关注。

乡—城、城—城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保率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本文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分析了乡—城流动人口与城—城流动人口社会保险的参保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尤其是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保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从共同点来看,定居性、雇员身份、在制造业工作和收入的增加,都对乡—城和城—城流动人口参加社保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私营企业工作、个体工商户和无单位群体的参保率较低。从不同点来看,对乡—城流动人口来说,省内跨市、市内跨县流动、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参保可能性最大,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参保率最低;对城—城流动人口来说,市内跨县流动、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参保可能性最大,中部地区的参保率最低。文章建议提高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加强对用工规范性较差行业的监管,早日实现社会保险的全覆盖。

超大城市乡—城与城—城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差异——基于北京和上海的研究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文章分析了以北京市和上海市为代表的超大城市乡—城、城—城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结果显示六成以上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居委会社区,大多数流动人口并没有居住在村委会社区。城—城流动人口居住在居委会社区及购买住房的比重更大;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就业身份和收入水平均对两类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产生显著影响。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在迁移城市的居住空间与其来源地密切相关,来源地的不平等导致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在迁移城市的居住空间和区位选择的不平等。

制度约束、人力资本与流动人口就业分化——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概率非线性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就业分化状态及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就业分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存在明显的就业部门分割状态,在就业市场上分化成了异质性分明的两类亚群体;第二,相比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在行业、所有制进入以及高质量就业机会获得三个维度都面临户籍身份歧视;第三,户籍制度约束下,乡—城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显著低于城—城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市民化与推进路径测算研究——基于同质化水平测度的视角

文章以典型市民作为基准衡量流动人口与城市市民的同质化程度,进而测度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在测度中,文章分别从经济、社会保障、社会文化、心理和自我实现五个维度展开。研究发现,以高、低标准的典型市民为基准衡量,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市民化总体水平分别为44.50%和56.83%,且社会保障和自我实现维度的市民化水平在两种基准下都相对较低。文章比较乡-城和城-城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发现:在两种基准下,乡-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程度无论是在总体水平上还是各维度上均普遍低于城-城流动人口,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层面,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方面。此外,通过分析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变化趋势发现,2011~2017年,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稳步提高,但社会保障层面市民化程度仍普遍偏低且提高缓慢。因此,文章认为当前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的主要政策思路应从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入手,尤其是要提高乡-城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

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初诊就医行为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综合分析个体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流迁因素分别对乡—城、城—城和全部老年流动人口初诊就医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老年流动人口初诊就医行为的选择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风险,乡—城和城—城老年流动人口受年龄、自评健康、收入、就业状态、生活状况、医保参保情况、本地健康档案建立情况、迁入地区、首次流动与否和家庭化流动与否等多种因素的不同影响。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加快推进异地报销结算进程;应加快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应重点关注农业户口的老年流动人口,给予医疗上的政策倾斜;全面提升流动老年人口的基本公共卫生知识素养,让老年流动人口的初诊就医行为更加科学,进一步降低老年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以此助力《"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战略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