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与区域发展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自7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导入,激发了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活力及其由农村向城市的集中,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劳动产出效率的提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城市化及经济的发展。本文即以此为对象,主要考察和分析了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人口迁移态势的变化及动因、迁移人口特别是乡—城迁移劳动力基本状况及迁移特征、农村劳动力迁移效应及其对推动区域发展的意义、政府对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乡—城迁移相关制度和政策的改革及其动向等问题。

乡—城迁移人口城市聚居形态与“半城市化”问题——以成都市为例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经济真正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本研究从当前乡—城迁移人口所处的时代背景入手,对于目前成都市典型的乡—城迁移人口城市聚居形态展开分析,提出相关建议:以"产业引领"和"包容性规划"为核心,树立"功能互补,互惠共生"的城市规划理念;推进具有市民化能力的外来务工人员"迁转俱进";依托"过渡型社区",探索"大混居、小聚居"的和谐居住模式。

“乡—城”迁移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聚居社区治理研究——浙江的个案及启示

"乡—城"迁移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在中国,前30年人口流动的主要轨迹是以第一代农民工候鸟式的"流动工人"转移形态来呈现的。随着流动人口代际传承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两栖人流动态势逐渐减弱,新生代农民工举家迁移、定居城市的态势越来越明显,由此导致了当前中国城市"混居社区"的大量产生。"乡—城"迁移和社区化聚居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的新特征,也为其城市融入问题提供了新的背景。本研究基于国内外混居社区、移民社区治理的已有文献,比较新生代农民工聚居社区的三个典型案例,从社区介入的角度提出了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微观机制和实践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城”迁移及其城市融入

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工流动为主的中国"乡—城"迁移一直持续至今,与之相对的是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乡城移民及其城市融入问题的追踪研究。在社会空间和归属感两级框架主导下,学界就中国"乡—城"迁移模式及代际差异演变基本达成共识,即,模式上从"单枪匹马"转变为"链式迁移"、代际上从"返乡务农"进入到"留城发展"的新阶段。受制于迁移前群体特质和流入地城市特征的双重影响,学界集中从二元分割的宏观制度及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中观路径这两大方向提出完善策略。国内外相关成果为理解和化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乡—城"迁移及其城市融入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尚存拓展空间,具体表现在:一应从跨越农村空间、永久定居城市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来重新界定中国新生代"乡—城"移民;二应更关注"乡—城"移民城市融入中的非结构性"弱"排斥;三应推进未来"乡—城"移民城市融入中横向社会化机制的突破。

乡—城人口迁移与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

在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推进中,由于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其结果则会加快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并对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为了积极应对乡-城人口迁移下的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问题,那么,加快我国农村养老制度改革,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既是适应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乡—城人口两阶段迁移模式及其经济学分析

乡—城人口两阶段迁移模式是中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不同于国外模式的突出特点。本文简要介绍了两阶段迁移模式的特征和影响,并运用经济学方法分别从城市政府和农民个体两个视角来考察该模式的内在动因和影响因素,揭示了这一模式在根本上是由城乡差别和"城市偏好"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基于此,本文主张在政府行为导向上要努力克服政府的"城市偏好"和"经济偏好"倾向;在政策变革时机上要认识到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对于扩大内需以应对当前经济困难的重要意义;在政策重点上要紧抓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的生存、居留和发展等核心问题,为农民工逐步适应并最终融入城市生活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农民工群体的分化与住房保障

引言相比于其他国家,当代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最大特点是迁移的不完全、不彻底,实现了人口从农村的流出,却并未实现人口在城市的定居[1]。住房已成为影响乡—城迁移人口在城市定居主要因素之一,农民工作为乡—城迁移人口的主体,解决其住房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07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发布为标志,中国住房保障被重新赋予重要地位,住房供应从“重市场、轻保障”转向“市场、保障并重”[2—3]。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Dynamic Effect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the Consumption Growth of Residents in China——Based on Varying Parameter State-space Model

The research constructed varying parameter state-space model and per- formed estimation on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rural migration and aggre- gat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n basis of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urban consumption growth made the most contribution to aggregate consumption growth, followed by urban-rural migration caused consumption. The role of rural consumption growth kept stable, but consumption caused by population growth was decreasing. Therefore, China consumption growth mainly relies on urban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nd urban-rural mi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