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乡下人》中的二重身与现代救赎

美国南方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哥特色彩,她的小说《善良的乡下人》描述了哲学女博士哈尔加因残疾而引出的身份认同危机和精神困境。本文通过观察弗兰纳里·奥康纳在《善良的乡下人》一文中对“二重身”写作模式进行的特殊变形,分析现代个体身份认同的危机。弗兰纳里·奥康纳对以哈尔加和曼利·波恩特为中心的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替身关系做出了颠覆与还原的三次变动,勾勒出一幅框架式嵌套的“二重身”模式,从而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困境——虚无主义者和平庸化的现代基督徒大行其道,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二重身的出现暗示着主体陷入主观危机,弗兰纳里·奥康纳对人物的身份危机问题的刻画,反映出现代语境中个体的信仰失落与生存困境,以及她对精神救赎做出的独到思考。

沈从文湘西书写的发生与变迁——以“乡下人”身份的形成为中心

沈从文湘西书写使他从早期的文学探索中脱颖而出,这是与批评界密切互动的结果,其内容多与沈从文的行伍见闻相关。随着文学自觉与自信的增强,沈从文发现湘西的眼光也逐渐从“小兵”变成“乡下人”,“湘西”则从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景转变为对抗都市文明的桃花源,正是这一转变成就了沈从文。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是“五四”新文学启蒙传统的产物,它以理想人性和完美世界为目的,无论是所构建的“湘西”与崩坏中的湘西之间,还是“乡下人”身份与湘西人的现实处境之间,都有无法弥合的裂缝,这也正是沈从文的隐忧,因而在他的湘西书写中始终有悲哀的音符相伴随。当沈从文返乡并正面遭遇湘西的沉沦后,这种冲突开始动摇沈从文的湘西想象,并直接导致他的湘西书写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式微。

探究语言规律 提高审美能力——以《乡下人家》教学为例

《乡下人家》是统编版语文四年级下册的教学内容,文中使用了大量对仗的语句,描绘出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乡村图画。本课的重难点是感受自然和谐、优美宁静的田园风光,体会作者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之情。教学这篇课文时,笔者抓住文本特殊的语言表达形式,引导学生探究其表达规律,体会其内容之美,感受其音韵之美,最后运用所学的语言表达规律,进行审美创造。

小学语文语言鉴赏教学设计与实践——以《乡下人家》为例

在小学语文课程中,学生的审美创造、文化自信、思维能力皆以语言运用为基础。从学生角度而言,提高语言运用能力需以充分鉴赏语言为前提。教师可据此设计小学语文语言鉴赏教学活动,发挥语言鉴赏的优势,促进学生全面学习与成长。以《乡下人家》为例,教师可引导学生在预习中自主鉴赏语言、在批注中掌握基本方法、在问答中进阶语言鉴赏、在替换中对比鉴赏语言、在联想中沉浸感受语言、在朗读中加强审美体验。

乡下人:从身份认同到文化观念——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沈从文自我塑造考论

有关沈从文“乡下人”身份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但大都带有本质化的色彩,而其产生过程、意义流变以及在文学场域中的特殊意味等生成性特征,则有进一步梳理和考释的必要。沈从文的“乡下人”意识诞生于京海文学场域的挫折体验,并在否定外界赋予自身的“天才作家”标签、反思新文学的“趣味化”倾向、积极参与“京海论争”等文学实践过程中逐渐明晰,表现为“自嘲到自觉”的曲折过程,进而建构为独特的“乡下人”文学身份。沈从文有选择地突出“乡下人”的自然、雄强、野性、努力、呆气等特征,并以之自况,处处显露与城市知识阶层的不同,使其成为自我的文学招牌。沈从文进一步从“乡下人”气质中提炼出“成功”的经验,并拔高为文化观念,既彰显了文学个性,也流露出面对城市学院派的自我优越感,体现出他进入文学史经典序列的潜在意愿。

略论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内涵

考察《从文自传》之中的“身份预设”,不难发现,“乡下人”,便是沈从文对自己所作的“身份预设”。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言之,倘若说20世纪30年代《从文自传》之中的“乡下人”内涵主要是从创作层面出发,针对“城里人”而言的。那么,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内涵,则更多是为了凸显自身精神的独特性与思想的边缘性。实际上,这种凸显,恰是这一时期,沈从文对自身思想源头进行了清醒审视之后的直接结果。

日常叙事·人物形象·城乡关系——论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的新书写

“乡下人进城”小说是新世纪以来重要的文学创作类型,这类小说常运用现实主义手法,书写进城农民的生活遭遇和精神困境,以表达作家的同情与悲悯,但有时会落入“苦难叙事”的窠臼。新世纪以来,部分作家摆脱城乡二元叙事和苦难主题的拘囿,在关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呈现出“乡下人进城”小说新的书写面向:淡化冲突的日常生活叙事、塑造具有自我主体意志的进城农民新形象、探索城乡融合趋势与城乡关系的新表达,从而扩大了这类小说的表现形态,丰富了读者的审美体验。

在进城与返乡之间——从湘西作家沈从文、孙健忠、蔡测海的“乡下人进城”书写谈起

20世纪湘西沈从文、孙健忠、蔡测海三位作家的“乡下人进城”书写,摆脱了习见的城/乡、汉族/本族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形成开放的创作视角和观照思维。在面对城市召唤时,他们有着故乡情结与忧患意识的叠加。对进城乡下人和城市居民之间的身份接纳、文化认同、经济融合的焦虑与欣喜,传达了他们对乡村命运的深切关注和人文关怀。

沉潜到语言文字深处——以《乡下人家》教学为例

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熟练掌握并使用语言文字,运用准确、规范的语言精准地表情达意,所以语文课堂应该是基于语言文字运用的课堂。语言的运用主要指语言的输出,体现为学生的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能力。如何让学生精准运用语言文字表情达意呢?本期我们精选三篇文章,谈一谈基于语言文字运用的课堂教学策略。

三步搭建概括性支架——以《乡下人家》的教学为例

支架式教学法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该教学法要求教师基于学生实际发展水平一步一步地为学生学习提供适当的线索或理解提示(支架),让学生通过支架逐渐发现并解决学习中的问题,掌握所学习的知识,逐步成长为独立的学习者。实践中,教师如何科学设计教学支架?如何适时给学生提供教学支架?本期,我们围绕“设计、提供教学支架”展开探讨。

重新审视沈从文的“乡下人”观念

乡下人"和"乡下人的特点"是沈从文对于自身独特精神结构和感知模式的表述。"乡下人的特点"既有民族文化的"遗传",也有个体后天经历的积淀,但它主要是指那种深入到主体心灵深处的潜意识的认知形式。沈从文对于"乡下人"身份并不是完全认同的,一方面他认为"乡下人特点"是自己实现生命意义的生物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感觉到"乡下人的特点"让自己回避了时代、社会赋予的重任,并给生活带来很多麻烦,因此称之为"乡下人弱点",并与之战争了一辈子。

《摸彩》与《善良的乡下人》:黑色幽默语境下的乡村与暴力

无论是1940年法国出版的《黑色幽默文集》(布勒顿),抑或是2010年美国出版的《黑色幽默文集》(布鲁姆),西方评论界都有一个共识,即18世纪英国的斯威夫特才是黑色幽默之父,其《一个温和的提议》(1729)是黑色幽默鼻祖。布鲁姆强调——其实他只是对世界文学中的现象进行了概括而已——黑色幽默通常分为两类:一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黑色幽默;二是后现代主义黑色幽默。20世纪中期发表的《摸彩》和《善良的乡下人》两部短篇名著中的黑色幽默显然属于第一类黑色幽默。虽然两部作品不约而同聚焦黑色幽默语境下的乡下人与暴力,但《摸彩》描述了村里人通过百年不变的“摸彩”习俗,用石头活活把“中彩”者砸死的冷漠、血腥场景,而《善良的乡下人》则侧重塑造没有文化、没有宗教信仰的“善良的乡下人”如何通过冷暴力迫害同样没有宗教信仰的无业游民女博士,完美传承了美国幽默的反智本质。

论沈从文“乡下人”心态的二重性

沈从文一贯自称为“乡下人”，其“乡下人”心态对于创作的影响和制约在于：“乡下人”心态不仅促成了他富有个性的题材领域和艺术思维的形成，而且使他触及了生命原型，从而使其一些作品具有超越性品格。乡下人心态中的矛盾性蕴育了沈从文“美丽总是使人忧愁”的美学风格。另一方面。

中国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

关注中国古代"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在当代有其特定的价值。缺少乡村的推移力和城市的吸引力,中国古代的"乡下人进城"是在封闭的农耕文明背景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乡下人个体的、分散的、随意的实践行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叙述相对冷落"乡下人进城"这一话题的一切表现,都可以由此得到合理的解释。已有的古代文学叙述则表明:城市的繁荣进步离不开一代代进城后飘泊无依的乡下人饱含辛酸的奋斗和努力。由城乡差别决定的乡下人的贫困、闭塞以及融入城市生活的种种难堪别扭,很容易被具有优越感和强势话语地位的城里人看到并加以夸张放大,以至于"乡下人进城"这句话竟成为嘲笑乍一进城的乡下人的俗语和口头禅。

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内蕴新解

沈从文自我认同为"乡下人"。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转型的背景下,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内蕴是诗性主体的建构,它在两个维度上进行:一是对现代文明弊病的反思和批判,二是回归自然,实现生命的本真和精神的还乡。

“乡下人进城”论题的多向度对话

“‘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事研究”是一个具有广阔理论空间与深远学术前景的新命题。2007年4月1415日,我校文学院与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文艺报》编辑部,在我校联办“‘乡下人进城’：现代化背景下的城乡迁移文学”研讨会,来自全国的50多位学者就此话题展开热烈讨论,不同话语形态和模式之间的碰撞与对话,激发出许多具有开创性的理论问题和新的学术生长点。这对于丰富与深入当前乃至今后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无疑是十分有利和极有价值的。本刊有识于此,特设“‘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事研究”专栏。本期刊登这次会议的笔谈实录,作为这一新建学术平台的开场锣鼓。以学术研究立命的各路英雄们,来此发出你们的声音吧!

“乡下人”的精神诉求与文学想象——沈从文、师陀创作比较论

沈从文和师陀虽然风格迥异,却都以“乡下人”自居。作为都市里的“乡下人”,“怀乡”是其无法逃避的文化宿命,所不同的是,沈从文一心一意地建构“人性的希腊小庙”,而师陀则始终无法回避故乡衰败与凋零的现实;沈从文自觉地塑造理想中的“乡下人”品格,由此寄托他对中国社会人生未来的构想,而师陀则从对故乡丑恶人事的揭露和批判出发,转向了深沉的文化思考,将个体生命的感受与体验与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融为一体。不论是沈从文还是师陀,他们均以“乡下人”表明其文化归属,其意义在于对于个体价值的坚守和对艺术风格的独特追求。他们作为“乡下人”的文化性格和审美追求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论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中的“失范书写”

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对乡下人的失范行为作了逼仄的书写,主要有道德堕落型、暴力型和失身型三种类型。作家们将笔触伸向人性的黑暗,这是批判意识的显现。但是,失范书写的偏激化,缺乏"度"和"道德感",构成了道德价值观层面上的不足,暴露了此类小说创作的局限性。

游走在城乡之间——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的苦难叙事

"乡下人进城"早在城乡差别产生之时就进入了文学的视野,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的母题之一。新世纪小说中有关乡下人进城书写,展现了进城乡下人在城市文明和农耕文明冲突中陷入身份危机、生存两难、游荡漂泊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境遇,体现出作家对进城乡下人这一弱势群体的现实关注和人文关怀,隐含着作家对城市化语境下乡土叙事的思考与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