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乡举里选”考辨

秦汉的选举制度常常被称之为"乡举里选",但其意何指,历来尚无详细的解释。"乡举里选"应作如下层面的考察:其一,秦汉的"乡举里选"与先秦"乡兴贤能"思想或制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又有重大不同;其二,"乡举里选"是指乡里民众有被选举的政治权益,在乡里舆论的影响下,乡里人物可以多层次地进入各级官僚系统,但并不存在乡里民众的民主选举;其三,尽管察举制下举主的最低秩次是县一级,但乡里行政组织在整个秦汉选举制度中仍然具有重要作用,承担着管理与组织职能,这既是构成乡里行政组织政治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体现了"乡举里选"最为核心的内容;其四,秦汉"乡举里选"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朱熹科举观平议

朱熹对科举制发表过大量言论。朱熹前后,宋人对科举制的批评和建言集中在两个方面:否定科举制,要求恢复隋唐之前的推荐制,即所谓的“乡举里选”;要求变革科举考试内容,主要是改诗赋为策论,为经义。朱熹首先从文人士大夫道德品质的自我修养和完善角度出发批评科举制,进而批评科场文章之刻意求新、胡乱拼凑、内容空洞,认为科举制对士人最大的毒害是“夺志”。朱熹本人是科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所以其又从谋生的角度肯定了科举制一定的合理性。朱熹认为士人和科举制必须有所调整或变革。其一,士人要更多读书;其二,士人要在科举制中保持独立思考;其三,科举制要有变革。《学校贡举私议》集中表达了朱熹对科举制的批评和建言。建言主要有三点:均解额,立德行之科,罢诗赋。朱熹对科举制所发表的大量批评,乃是宋人之共识;所提供的变革措施,既无新意也不可操作。

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

"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多用来指代士人的公平论政或泛指社会合理舆论。先秦时期,我国即有清议传统存在,开明君主为取得政清民和之目的,往往借此体察民情。汉代发扬了清议传统,在乡邑间、士人群体间、名士个人间,皆存在清议现象,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更是影响巨大而深远。汉代统治者在用人制度上实行的"察举制"尤为重视乡里清议的作用。乡里清议的对象既有布衣平民,又有没落官宦之后或经明行修之士。而乡里清议的内容则注重孝悌、德行和才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乡里清议亦渐显其弊。

近代“选举”概念的演化及其文化喻义

古代"选举"的本义是选贤任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具体指称对象不同。晚清以来,随着西方选举概念的输入,"选举"逐渐脱离中文传统涵义,转变成与英文"elect"对应的概念。这一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它蕴含深刻的文化喻义,与近代中西、中日间文化权势转移的大趋势相关联。"选举"的古今词义虽迥然不同,但思想层面的联系却难以完全割裂。

从贡举制的演变到科举制的产生

一、贡举制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古代的官僚机构,是阶级产生后社会等级制度的反映,是整个国家统治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镇压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通过“官”来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此,历代统治阶级自然要重视官吏的选用,作为他们忠实的奴才,得心应手的工具。

宋濂科举主张探析

作为元末明初最有影响的学者,宋濂对明初人才选拔制度的确立有重要作用。多年的学习、教育经历使他对科举取士制度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当世人才的缺失与阅卷标准的不明确及评判体制的落后单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建议明太祖朱元璋采用"乡举里选"的办法选拔人才,同时,对科举文体八股文持批判态度。作为一代名臣,他的这些观点,对于后人认识明初人才选拔制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值得人们思考。

民初第一届国会选举实践的考察与分析——以国民党湖南支部的竞选活动为中心

中国人对选举政治的探索即使不从"乡举里选"起算,从清末设咨议局而后至今也已过百年,期间从中央到地方各地发生了各式各样的制度试验。但时至今日不能否认的是,在建设现代选举制度的进程中我们依旧在路上,衡阳、辽宁等地相继爆出的大规模贿选案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理论与现实的双重需求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厘清认识、总结经验。由此而言,将目光投诸历史,重审中国曾经的探索实践,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寻当下的出口,可能是个值得一试的选择。

古代科举制度述要

现代考试制度源于古代的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是由上古选官制度发展而来的,因此,了解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对思考现代教育制度、现代考试制度是大有益处的。周代以来,选官就有乡举里选之说。据《周礼·地官·乡大夫》载,三年举行一次"大比"。先秦,士以上阶层世袭,士以下靠选举,这就是"大比",以考查乡人的"德行道艺",选拔贤能的人才。《礼记·王制》提到"乡论秀士",经过逐级选拔谓俊士、进士。《礼记·射义》还提到"

湖湘文献学家邓显鹤

近代湖南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学者,梁启超称之为“湘学复兴之导师”,他就是新化人邓显鹤。显鹤(1777—1851)字子立,一字湘皋,学者称为湘皋先生。湘皋自幼通贯群书,学识渊博,以诗文扬名一时。但自乡举之后,屡试礼部,都名落孙山。科场上的失败,使他转而放弃功名,潜心著述。五十岁以后,虽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宁乡县训导,但直到终老,他的主要精力始终用在乡邦文献的整理上。《清史稿》说他“系楚南文献者二十年”。

魏晋南北朝文化:历史与传统的转折

文化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的既存形态,与之保持高度同步,展示了整体性。因此,各历史时期由时代特征所制约,既存的文化形态必然与之相协同,诸如观念结构、政治模式、人才与教育模式、情感等,无不如此。魏晋南北朝文化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充分反映了作为历史与传统转折期的时代特征。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和传统一样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从其生成始便保持着发展与生命力,从未被其他具体文化所取代。对于中国文化的这一特殊性状,

霍州市新档案馆竣工

霍州市新档案馆库在市委、市政府和省、地档案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7月6日胜利竣工。国家档案局冯子直局长为新馆题写馆名。为了使档案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全馆同志不怕苦不怕累,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经过10多天的苦战,于7月20日正式开馆。市委书记、市长李建明、市委副书记马嘉庆、市政府副市长郭思红等领导亲临新馆进行视察,并希望大家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改革,使档案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振兴霍州经济服务。新档案馆库于1991年3月10日破土动工,建筑面积为875平方米,总投资33万余元。

世界最早的人才选拔制度——西周的选贤贡士制度

我国在据今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就创立了人才选拔制度,成为世界上创立此制度最早的国家。为什么西周会创立这一制度呢?“选贤与能”原为原始社会的民主制度。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上层统治阶级把国家视为私产,君、大夫的官位,皆为世袭。

浅析中国古代采取的几项选官制度

人类社会一开始就面临如何组织管理问题。原始社会的管理者,是在向大自然斗争中自发涌现出来的,如前氏族社会时期,人们之首是自发产生的、是不固定的,今天你在采集、狩猎劳动中表现突出,你就是当然的组织者、管理者,明天他表现地超群。

欧阳孺人墓志铭

藿园先生葬其配欧阳孺人于蒸水之源,命子邠重趼垂涕,抱孺人子陈汝方之状授余而属之铭,以孺人与余为中表兄妹,习其家世与行谊为悉,宁不文也,凡无不实也。谨按欧阳氏自唐安福令讳万者,从渤海南迁,十六世至宋奉议大夫伋之子礼庭,迁于楚。其在衡者,为建乡之甲族。孺人曾祖考讳和,赠奉直大夫,妣杨太宜人:祖讳炳,万历丙子乡举,官思恩府同知,妣聂孺人;考讳瑾,崇祯癸酉乡举第一人,母陈氏,孝廉嘉策嫡长女。孺人年十四,归于文学陈君讳某,太常正卿前督学御史翰林庶吉士宗契之冢嗣也。太常公得文学君于暮年,未几薨。文学君又弱,家益落。

《杜诗注解商榷》拾补

拙著《杜诗注解商》,从1979年发行以来,承蒙不少读者提出宝贵意见,这使笔者很受鼓舞。但《商榨》仅六万六千字,篇幅太小,对于杜诗,缺而未解者尚多。爱得若干条选此以飨读者,不免错误,敬请指正。《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学诗犹瑞子,乡赋泰嘉宾。蔡梦弱孺子谓小子也。甫谦言能诗不过小子之学耳。《论语·阳货篇》子日,小子何莫学夫诗。乡赋,犹言乡举也。

曾国藩读书作文思想及教子艺术浅述

一百多年来,在对曾国藩的评价问题上,各种观点可谓隔若天渊,判若冰炭。褒者称之为“勋高柱石”的“古今完人”,贬者斥之为“汉奸剑子手”。双方从不同的时代要求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各持一端,互不相让。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谁也不否认曾国藩的学问与能力。近几年评论文章尤多。本文不拟对曾国藩作全面评价,仅就其读书、作文思想及教子艺术作一浅述。

用善照亮孩子的前程——记柘荣县第二小学林金娇

“涓涓细流,可以汇聚成溪,微小细沙,可以堆积成塔,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善一样可以汇聚成大善,这些善的力量支撑着我,也会感染、吸引那些从善、向善的心灵,为孩子撑起一片爱的蓝天。1984年4月,正值花季的林金娇第一次登上讲台。很难想象,那样一个年方二八的女孩独自一人来到柘荣山区单人校,勉力挤入代课教师的行列。学校地处素有“鸡鸣一声二省晓,犬吠一声三县闻”的英山乡举坂村,是个连男教师都不愿去的地方。

新建县“宾兴会”考述

“宾兴会”也称“宾兴馆”、“宾兴会馆”、“宾兴局”和“宾兴公局”等。是我国清代一种民间的助学组织。“宾兴”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注“兴犹举也,民三事教成,乡大夫举其贤者能者,以饮酒之礼宾客之。既则献其书于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