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前后乡保人员暴力现象分析:制度的视角——以浙江省新昌县为个案

目前,学界大多把南京国民政府后期乡村社会的失控归结为"劣绅"当政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国家制度的影响。文章力图从国家制度的视角来分析1945年前后乡保人员征税过程中的施暴现象以弥补上述漏洞。

叠合抑或并行:堤垸水利行政与乡保行政之关系——以民国晚期湖北省松滋县为考察中心

松滋县民国末期的系统原始档案为复原江汉平原垸区基层社会的细致图景提供了可能。地理传统下,垸界一般与乡保边界对应。以修防处为中心的水利行政体制与代表国家意志的乡保行政系统形式上呈并行状态。在垸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获得权势的强宗大族是水利机构的中坚,他们在遇到困境时既会彰显“水利”话语,又可利用乡保制度来达到预期利益。很多时候,修防处和乡公所的利益侧重并不一致。但在共同的防洪压力下,两个系统时常叠合一体,相互协作,努力维持垸的水利功能。

抗战期间中共对乡保政权的改造--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期间中共开辟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在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通过改造乡保政权巩固根据地是中共采取的重要举措。中共对乡保政权的改造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创初期,为了站稳脚跟、打开局面,中共在沿用旧有乡保制度的同时,主要改造乡保长群体;随着根据地的日益巩固,中共推出新乡制,试图通过乡选完成对抗日根据地乡保政权的彻底改造。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实现抗战与民主的共赢是中共制订乡保政权改造政策的出发点;策略性与战略性相结合、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是中共成功改造乡保政权的主要经验。

道光朝直隶宝坻的乡保保举

道光时期宝坻的乡保,由县衙饬令该里书手、车领以及帮办人等会同绅民保举本保村庄内殷实老练之人任充。多数情况下,保举的过程并不顺利,保举人和被保举人均可能出现推诿以及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在某些保举案例中,亦存在勒索、朋充等不法现象。

1945年前后乡保人员贪污现象分析:制度的视角——以浙江省新昌县为例

目前学界大多把1945年前后乡村社会的贪污腐败归结为“劣绅”当政的结果,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制度的影响。本文力图从制度的视角来分析1945年前后乡保行政人员征税过程中的贪污现象。

乡保制与地方治理:以乾嘉道时期巴县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为基础,展示这一时期该地地方治理在很大程度上系由乡约、保长、客长、团首等乡保人员来落实和完成。乡保制是在清代地方官吏队伍不足的情形下应运而生的一种半官方地方管理机制。这一机制整合了法定的乡约、里甲、保甲、仓储制,其低成本和功效使之通行全国。即使在白莲教起义后,在县官期待由士绅领导的团练事务上,巴县团练也是由乡保而非士绅主办。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乡保制的稳定性与包容性以及既往研究中未加充分注意的士绅崛起之时代、地域差异。

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治理比较研究——以获鹿县、宝坻县为例

相同的年代、相近的地域、统一的国家权力和官僚体制下,清代顺天府宝坻县与直隶省获鹿县两地的乡村社会治理形式浑然有别。这既反映在两地乡村组织结构的差别与乡村职役人员的构成任职上,也表现在两地乡村社会不同的治理模式与理念上,宝坻县所反映出来的是乡保制下的官绅博弈,而获鹿县所呈现出来的是乡地制下的庶民政治,体现出两地不同的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以及近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清代中后期商州的村社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

明清时期陕南商州的乡治实践表明,村社在商州设置时间长、地域广,功能和作用不同于元代以前的祭社和聚会饮宴,也不同于元代村社具有的政治和经济功能,其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突出表现在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维持地方治安上。在治安管理中,村社亦不是完全独立的乡治组织,它需借助国家力量,才能将村社的条款及约束实施下去。此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基于西方社会学“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国权不下县”,“基层自治”的传统观点进行再认识。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现有治理理论多聚焦在正式的机构制度上,在国家与社会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把正式制度等同于国家,区别于社会。然而,最近的档案研究表明,中国地方行政实践广泛地使用了半正式的行政方法,依赖由地方自身提名的准官员来进行县级以下的治理。与正式部门的官僚不同,这些准官员任职不带薪酬,在工作中也极少产生正式文书。一旦被批准任命,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其是;县级行政机关只在发生控诉或纠纷的时候才会介入。这种行政实践诞生于一个高度集权却又试图尽可能保持简约的中央政府,在伴随人口增长而维持统治的需要下所作出的适应。这个来自中华帝国的简约治理遗产,有一定部分持续存在于民国时期、毛泽东时期和现今的改革时代。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看作为中国政治的'传统'、'前现代'和'近现代'中特别执着的特性。它很可能会在塑造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性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抗战时期绥西农耕合作运动历史探讨

抗战时期的绥远省政府,面对复杂的历史条件和艰难的战争环境,以农耕合作方式复兴农村经济,是决定绥西命运的一项重要举措。新县制实施后,绥西河套地区举办的合作农场、乡保合作社及农耕合作小组活动相继得到长足发展,其农业生产获得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但因其具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绥西土地合作经营的本质仍沿着实物地租的老路而循常袭故,无所加前。

皇权下县:清代乡里制度实践运作的困境及其出路--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

在国家正式行政制度止步于县的传统中国,看似“皇权不下县”背后却蕴含着特定的制度设计,清王朝不断完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融合互动的机制,探索低成本的乡村治理方案,从而建立了兼具官民色彩的乡里制度。清王朝将乡里制度视为推动皇权下县的重要途径,以乡里制度沟通国家与乡村、官方与民间,推动王朝国家的基层政权建设。站在国家权力向乡村渗透的单一向度,部分学者围绕“皇权下县”与否展开讨论,从而忽略了乡村社会治理的双向性。如果超越乡里制度的宏观研究框架,从区域性的个案来看,下县的国家权力已经不是单纯的皇权,乡村社会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受众,清代乡里制度的实践运作是国家政权与乡村自治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

清乾嘉时期的江西地方社会职役——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清朝设置基层社会职役治理地方,有一个不断推行的过程。江西是清代基层社会治理突出的省份,该省基于康熙晚期、雍正时期推行保甲制,乾隆初年继续力行保甲。乾嘉时期刑科题本记载了乡保、地保为主的地方职役,乾隆朝刑科题本中保正(保长)较"地保"为多,地方职役比较多样化。嘉庆朝刑科题本中"地保"绝对性地增多,说明地方行政职役统一化,以"地保"为标志的地方职役更加深入基层社会,清朝的社会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得到了基本的制度保证。

清乾嘉时期的安徽地方社会职役——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乾隆朝刑科题本呈现的安徽地方社会职役,以乡保数量最多,地保紧随其后,出自保甲系统的亦为数不少。嘉庆朝刑科题本中的地方社会职役,以地保最多,远多于乡保,保甲系统的仍不少,新出现的练保引人注目。乾嘉时期安徽的地方社会职役有从乡保向地保发展的趋势,乡保、地保的构成包括乡约、地方这两个宣教、赋役系统,越来越重要的则是保甲系统,地方职役已经深入乾嘉时期的安徽基层社会。

清乾嘉时期的福建地方社会职役——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福建基于康熙晚期以及雍正朝保甲制的推行,乾隆、嘉庆继续推行保甲,建立起保甲体系。刑科题本表明,乾嘉时期福建的保甲以地保、乡保以及练保的形态存在,属于地方基层社会职役系统。地保的用语逐渐普及,最终基本成为地方社会职役的代名词。'保民'用语的普及化,应是保甲制的普及化,以及人民作为保甲制管理下属民的反映。对于不称职的地方社会职役,要进行惩罚。劝处不力、率行混报、说合过付、得赃匿报,都要在杖八十之后革役。有不少题本都记载地保病故,尚未举充。可能是因为地保年龄较大容易病故,而充任地保有一个举充的过程,不能很快确定。但是或许也反映出官府对于福建地方社会的控制力相对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