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视域下的渝东北乡土伦理叙事——论长篇小说《黄泥巴小街》

在立足地域文化和乡土伦理叙事两个学术概念基础上,对长篇小说《黄泥巴小街》从底层叙事、家庭叙事和创伤叙事等方面给予了评论分析。首先,文章从一条小街所展示的渝东北乡土伦理世界,以善恶归一、正邪博弈并借助方言的张力和农耕文明的乡村道德文化背景,窥见社会底层的悲欢;其次,通过描写乡土文化语境下家庭的聚散来关注人的生存境遇、道路抉择、矛盾纷争、私人恩怨和儿女私情等亲情伦理;最后,通过人物的悲剧、人物的命运和社会的变迁,见证了当代中国精神的变迁和身体“症候”,以创伤性成长故事叙写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乡土人生。《黄泥巴小街》是近年来重庆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小说描写的渝东北黄泥巴小街,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新地标,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基于乡土伦理的农村德育课程:起点与路向

乡土伦理是农村德育课程的起点,乡土伦理传承是农村德育课程的道德使命。当前农村德育课程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课程内容的乡土伦理缺失、课程实践的乡土伦理空场、课程使命的伦理传承失责、课程理念的伦理价值失解等问题。开发乡土伦理资源、关照乡土伦理融入、眷注乡土伦理传承和领悟乡土伦理价值,是改进农村德育课程的重要路向。

市场理性与乡土伦理:一项基于征地补偿引发的家庭纠纷的社会学研究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市场理性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解构着乡村传统社会关系。从征地补偿引发家庭纠纷的个案来看,虽然物质化、功利化、理性化成为乡村社会关系演化的重要趋向,但不容忽视的是,受制于结构、文化与认知的三重嵌入,村民行动受到传统亲缘关系、乡土价值逻辑和公众舆论的多重影响与制约,这进而决定了市场化扩张中的乡村社会关系可能超越纯粹的经济理性而呈现更为复杂的面相。

传统“乡土伦理”的现代转型与农村基层行政伦理建设

"乡土伦理"是在乡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时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随着时代变迁,传统"乡土伦理"逐步向现代转型,期间凸显的农村基层行政伦理建设中主体素质较低、权力腐化和利益失衡、权力与责任双弱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基于"乡土伦理"束缚下农村基层行政人员道德自主性的沉沦、"人情主义"的过度增长以及制度设计的缺失等原因提出了完善农村基层行政伦理建设的相关对策,以促进农村基层行政伦理建设的平稳发展。

乡土伦理的缩影:儒家文化视野下《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解读

《白鹿原》作为陈忠实的代表作,不仅展现了20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经历的种种变迁,而且通过中国一系列鲜活人物形象的完美塑造表达了对儒家文化现代命运的思索。在以白鹿原为缩影的中国传统乡土伦理社会中,不仅有对儒家文化忠贞不渝的守望者,也有誓死不归的反叛者,同时也有浪子回头的皈依者,这就是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

中国乡土伦理的转型——评王露璐著《新乡土伦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伦理问题研究》

中国现代化所实现的社会转型,不仅是社会体制、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在根本上,更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嬗变。由之,中国乡土伦理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我国社会全面转型的最终实现。

铁凝小说中的乡土伦理书写及其转向

受早年文学启蒙的影响,加上特殊的知青生活经历,作家铁凝有机会深刻地认识与体悟乡村,并从中获得丰富的文学创作底蕴,乡土伦理书写也成为她小说创作的显著特征。作家主动融入乡土的生活体验和情感态度,在小说中呈现为诗意性的乡村道德建构,阐释真诚质朴的乡村人情与人性的自然和谐,以及农民高度的道德意识和自制力。与同时代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作家不同,出身于城市家庭的铁凝采取中和睿智的艺术方式,书写中国现实乡村的真实生存形态,她笔下的农民既有着平和淡然的生存智慧和美德,又有愚昧落后、为生存而背弃伦理的道德负面。作家对此以淡化矛盾冲突、淡然幽默的处理方式,展现乡土伦理高尚与低俗并存的双重状态。21世纪前后,铁凝小说更多关注社会底层伦理问题,探讨部分底层农民工及城市边缘群体的生存形态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道德困境。她将城市人与乡村人置于平等的地位,以互相审视的方式阐释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异同。作家以旁观者的视角去观视和讲述他者的故事,巧妙地遮蔽作家自身的道德情感和伦理立场,引发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铁凝小说兼顾文学性与社会性,读者在受到文学审美熏陶的同时,也引发对社会道德问题的深刻思考,体现了当代文学伦理书写所应有的现实价值与社会意义。

论当代西部少数民族作家的乡土伦理书写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以本土民族生活为源头,深切地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家庭伦理、情爱伦理和人的正义观等人伦道德的嬗变,揭示当下道德变异和人伦困境。进入新世纪西部少数民族作家从关注现实人伦转向生态伦理的探索,提倡走近自然,保护生命的人文关怀。西部少数民族作家坚守民族文化立场,追求日常生活审美叙事的现实手法,又在世界文学背景的映照下,自觉地借鉴西方现代小说艺术手法。

论苏青的乡土伦理叙事

乡土人伦叙写是苏青乡土叙事的重要组成。苏青以女性言说者的身份,直面中国传统家庭的人际往来和女性人生,真切地呈现了背负传统人伦道德重压的现代人尤其是女性的生存悲剧,显示了苏青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场和女性自我完善的主体自觉。面对现代社会女性依然孤独的人生境遇,苏青文字对传统人伦规约又给予一定的宽容和认同,折射出传统乡土伦理之于作家的深远影响。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与乡土伦理的重建

中国传统乡土伦理不仅嵌入在农耕经济与地方性的初级社会共同体之中,更是嵌入在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之中。近代以来,这种"嵌入性伦理"受到国家与市场双重力量的强大影响。从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看,乡村伦理的建构需要面对两个现代性的问题:一是国家权力的下沉及其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二是市场经济力量的冲击。乡村伦理只有"嵌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市场理性以及作为现代性的工业化浪潮中,才能形成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伦理规范。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十分重视乡村伦理在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意义。党建引领的"三治融合",使得中国乡土伦理以"德治"的方式,有机地嵌入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中而得以"重构"。通过党建引领的"三治融合"来重构乡村伦理,一方面可以使乡村伦理与现代国家建设相适应,另一方面也可以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法治精神相结合,从而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和现代性地方公共精神。这既是乡村伦理重构的基础,也是其发展的方向。

女性主义视阈下的乡土伦理研究——重读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克兰福镇》

盖斯凯尔夫人是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女作家,《克兰福镇》是盖斯凯尔夫人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小说从女性主义视阈描写了宁静的克兰福小镇的风土人情,展现了一个理想的女性世界及小镇中没落的贵族女性群体共同的精神处境,以及在一些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中透露出的乡土伦理,寄托了作者对即将消逝的田园时代传统伦理的眷恋。

《百年不孤》:乡土伦理的消解与重构

《百年不孤》通过塑造两代乡绅形象,不仅为读者展示了极具湖南特色的民俗生活,更试图追寻乡土伦理的生存机制、探寻传统文化之根。一方面,其乡土伦理通过作品中民俗生活的描绘得到了外在化展现,以两位乡绅主人公对于传统精神的坚守对乡土社会进行"常"与"变"的剖析;另一方面,其通过展现乡土伦理消解与重构的过程,试图在传统乡绅缺席的当代中国乡土社会中,重新构建起一套"德性"体系,在求善寻美的路途上重新找回素朴之风。

论《酒疯子》的疯癫叙事与乡土伦理

小说《酒疯子》在油菜坡村民袁作义的媳妇娃子和村长发生伦理关系的越界行为之后的时间和空间里,袁作义驾驶着象征村长权威的摩托车去杂货铺买酒、喝酒、醉酒等一系列的疯癫叙事中展开。从小说的酒意象和性意象开展分析,阐释小说利用精妙的疯癫叙事策略所展现的村民异化的权利意识和两性道德,阐释疯癫叙事策略和越界理论对小说文本建构的推动作用。以“文学反映现实”的批判观念观照社会转型期乡土社会权力的滥用和乡村治理的混乱语境,在现代性乡土道德失范和乡土伦理体系坍塌的现实氛围中,透视民众越界的伦理意识。审视现代乡土社会中人性价值的重塑问题和乡土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问题,展现乡土社会的精神危机和乡土伦理价值重建的迫切性,并反思乡土社会的权力观念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度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伦理的“缺场”与重建

乡土伦理的重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从乡土伦理的社会结构基础、文化意蕴、社会组织化功能三个方面切入,传统乡土社会建立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具有乡土性的文化基调,以关系为本位,以礼维护社会秩序;但是,现代性浪潮带来传统乡土伦理的"退场",社会结构趋于松散,经济理性渗入,乡土伦理难以再作为社会的黏合剂。破解乡土伦理"缺场"的现代性危机,需调和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失调,通过"利"与"理"、礼治与法治的结合,重塑乡土伦理的文化意蕴,重构乡土伦理的社会功能,将乡土社会重建为有机团结的有机共同体,实现乡村振兴。

乡土伦理和文化寻根:当代汉族作家的地域书写——以张祖文“藏边体小说”《光芒大地》为例

21世纪以降,文坛上开始出现以汉族作家张祖文为代表创作的“藏边体小说”系列。作者基于“藏漂族”的特殊身份重新审视和观照汉藏人民的生存之累和精神之痛。他在《光芒大地》的城乡二元空间视域中探讨青年人的身份焦虑和年长者的灵魂归属问题,其动物叙事具有“动物性”和“精神性”双层内蕴,借以实现“以物喻人”的语义指归。小说弱化藏区边地的地域特色,而聚焦汉藏融合代际关系的矛盾冲突,借助葬礼的“虚化”和“简化”来表现传统乡土伦理的变迁及新乡土伦理的形塑,“下乡回城”的可逆性,实则是“边缘区域”的文化活力为文化寻根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

革命伦理与乡土伦理的博弈——重读《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邪不压正》

《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邪不压正》都是解放区土改小说中的经典文本,通过对经典文本的重新阅读与阐释,可以发现隐藏在土改运动背后的是革命伦理与乡土伦理的博弈。周立波、丁玲、赵树理等作家秉承着为政治服务的创作观念,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写入小说中,实际上却被意识形态左右,对这两种伦理的博弈采取了不同的表现方式。

论李凤群《颤抖》中的乡土伦理

乡土小说中的伦理关系往往是造成个人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话语权丧失的女性身上尤为明显.《颤抖》中女儿与母亲的矛盾从小到大无法和解以及女儿自身在成长过程中种种精神受挫,都和童年被乡土秩序中不合理性戕害分不开关系.本文从乡土伦理的角度进一步阐释小说中母亲和女儿的成长.

青年成长、乡土伦理与历史记忆——杜阳林小说论

杜阳林带着强烈的地方经验和个人记忆进入文学创作,执着于对四川地域文化的书写。青年成长、乡土伦理与历史记忆是理解其小说的三个重要维度。作家在历史变革的缝隙中以绵密的生活细节展现苦难中的青年成长,深描传统乡土伦理中纷繁复杂的人情、人性以及历史记忆中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通过个人经验和历史记忆的重构,杜阳林在小说中打捞起那些被历史遮蔽或为人们所忽略的东西,彰显了作家为现代人构建精神家园的自觉,为当代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思考。

乡土伦理与城市文明的碰撞——论《河山传》

贾平凹的《河山传》以农民工洗河和罗山的视角展开叙述,以编年体的体例展现了1978-2020年改革开放后城市化的进程。通过洗河与罗山与市井社会各界人士的交往描绘出在重视人情、追求眼前利益与崇拜权力的乡土伦理滋养下的世风世情,同时揭露在飞速发展的城市文明影响下而产生的浮躁、贪婪与虚伪的城市隐疾。乡土伦理与城市文明的碰撞也是贾平凹关注的焦点之一,二者碰撞形成的“围城”效应被贾平凹深刻地展现出来,这是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忽视的问题。

近年来西北乡土电影中“在地者”的现实伦理困境

近年来,西北乡土电影以西北地区的地域风貌和地域文化为依托,以诗意化的影像语言揭示了西北乡土社会中“在地者”的三重伦理困境,即物质困境、精神困境和发展困境。西北地区偏居一隅,经济的封闭性较其它乡土地区更甚,影片中的乡民为谋求生存、维系家庭选择离开土地,然而这一举动却可能会导致其所在家庭的破碎。在对物质财富的片面追求中,乡土文化、人际关系不断遭到解构,乡土秩序遭到变革、乡土生态遭受破坏等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地者”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在影像中以超现实主义画面呈现出来,这种浪漫式表达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透露出近年来西北乡土电影的创作者对西北乡土现实发展困境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