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论进路与乡土共同体——论“儒法合流”的成立基础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本模式的“儒法合流”,其成立基础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它们共同具有的整体论进路,在儒家是强调“家族本位”,并通过“孝”的中介而连接到国家;在法家是赤裸裸的国家本位,其实质是强调君主私利。它们在操作层面的关联是通过儒学的意识形态化来实现的。二是国家与乡土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即由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在秦汉地域制国家产生以后,乡村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乡土共同体并没有随之消解,国家政权力量还不能在长期内有效延伸到乡村,这些地域的社会整合必须借助儒学的教化作用。

回不去的故乡——《祝福》与1920年代的乡愁

鲁迅小说《祝福》是借助"我"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新的知识者的回乡故事。在"我"的讲述中,故乡成为不变的、残酷的、驱逐异类的乡土共同体,必须被告别。无家的体验是这个回乡故事的核心。这种无家的体验既是1920年代新的知识者的普遍感受,也有鲁迅本人在兄弟失和之后"已没有家"的切肤之痛在其中。由此,1920年代的乡愁诞生,它终结了传统的乡愁。它不是对昔日田园乌托邦的怀旧,而是重归故里的知识分子对现实不满的心理投射。对鲁迅来说,通过故乡和乡愁的书写,他也完成了对故乡和乡土中国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启蒙现实的再确认,"回乡"验证的是"没有家","回乡"成了更坚定地告别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