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论王鲁彦乡土小说

王鲁彦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期间创作了许多体现当时乡土世界生活的乡土小说,其作品体现了浙东乡土世界中独特的民风、民俗、民情,更描摹出了当时民风、民俗、民情下的世情冷暖与人生困境。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对王鲁彦的《黄金》《一个危险的人物》《菊英的出嫁》《阿卓呆子》等短篇小说中的乡土世界进行分析,进而阐释作品中所呈现的人的生存困境,并从中探寻乡土小说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

乡土小说更新的双重逻辑与路径

乡村和乡村生活始终存在,中国乡土小说不可能消亡,但须不断地转型与更新。更新的历史逻辑在于,百年乡土小说形成的几种传统叙事范式未能切近乡村与农民,表现为叙述视角的“他者化”、叙述方式的“工具化”、叙述模式的同质化,农民形象匮缺主体性等。更新的现实逻辑在于,“乡土中国”已经裂变为市场时代的“后乡土中国”,农民、村庄、城乡关系等均发生了深刻变迁。新的时代感觉结构,自然孕育着新的乡土话语表达,未来乡土小说可在乡土文明价值认知、理解乡村新变趋势、城乡关系、叙事伦理、农民形象等五个维度进行更新,从而在主题凝练、人物塑造、叙事模式、美学面向、结构策略等方面发展和衍生更多新的范式。

论许钦文乡土小说中的疾病书写

许钦文作为20世纪20年代乡土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疾病书写,包括由暴力引起的身体疾病和疯癫形式的精神疾病。这些对疾病的书写背后承载着作家对社会、文化的沉思和批判。同时许钦文对疾病的书写来自于其深刻的疾病体验和以文救人的文艺观。

西部乡土小说中乡土语言的翻译策略研究——以雪漠小说为例

乡土小说是中国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形式,蕴含丰富文化内涵和浓郁地域特色的乡土语言则是其不可或缺的载体。甘肃作家雪漠创作的《大漠祭》和《猎原》两部小说,以甘肃农村为地域背景,用充满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的语言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西北农村的“风俗画面”。文章以这两部小说的英译本为例,探讨和分析译者在翻译小说中乡土语言时运用的翻译策略及经验得失。研究发现,在翻译乡土语言时,译者灵活采用了多种翻译策略,既注重中国本土文化观念与表达方式的准确传递,使原文异域特色得以保留;也关照了译入语读者的认知惯习,对一些地域特色明显的乡土语言表达淡化处理,确保了译文的可读性与接受性。

乡土小说教学中的美育渗透

语文教师要利用学科优势,将美育理念、美育教育渗透在语文教学过程中,为学生的审美发展开辟切实的路径。以乡土小说为例,从巧设目标、规划内容和建构任务三个角度入手,探讨语文教学中渗透美育理念的策略,让学生在乡土小说阅读中形成审美意识,增强审美能力。

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文学传统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乡土小说的文学传统基本是缺失的。完整的乡土经验进入小说文本,是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现代启蒙思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相遇的结果。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土小说的分化基本都是政治形势驱动的结果,对政治的不同态度衍化出了不同的乡土小说流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时代呼唤出来的科学话语体系,确立了乡土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主流地位。新时期乡土小说打破了那种整齐划一的文学局面,20世纪以来的本土文学传统被激活,西方文学资源的大量引进催生了中国文学一波接一波的文学思潮。内外共振中,世纪之交的乡土叙事更加厚重、更加开阔、更加圆熟,也成为新世纪乡土小说最切近的文学传统。新的文化语境、新的表现题材、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叙事手法,使得“新乡土小说”的生成成为可能。

新时代乡土小说青年农民形象论

进入新时代,乡土小说中的青年农民形象较此前发生了不小变化。离乡者、返乡者和守土者都出现一些新质,知识水平的提高使青年农民具有了更强的生存能力,整体形象也更为丰富多样,其中女性青年的主体意识亦有增强。这些青年农民形象提高了乡土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度和纵深度,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创作者及学界关注和思考。

当代乡土小说的“中国经验”书写研究

当代乡土小说书写的“中国经验”是70多年国家在各个领域和层面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其来有自,既是执政党的“乌托邦”想象,又是“后革命”和“后启蒙”所积累的经验,它有自身的特点并对同类国家、地区提供镜鉴。我们可以从当代乡土小说的“中国经验”中梳理出“新人史”“新创业史”“新山乡巨变史”“新文化运动史”等若干清晰可辨的支脉。当代乡土小说的“中国经验”源自其强烈的史传传统和“慕史”“史补”情结,“史诗性”“全景式”“鸿篇巨著”“百科全书”等成为乡土小说的美学徽章。新世纪后,“非虚构”则上升为乡土小说的新创作追求。

民间文化视角下哈代与莫言的乡土小说对比研究

乡土是文学的重要题材,而不同作家的乡土情结又独具特色。英国作家哈代的乡土情结展现了其写作风格和作品的艺术魅力,我国当代作家莫言在乡土文学创作方面也成绩斐然。基于两位作家不同的年代、成长经历和文化语境差异,对其乡土小说中体现出的民间文学色彩进行对比研究,了解不同的乡俗土情,探寻二者对人性思考的迥异,并对此进行溯源,恢复读者的民间记忆,揭示乡土形态潜藏的文化意义,唤起读者对于两位作家的当代文化建构意义思考,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生态观念。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风俗书写与乡土情怀

新世纪乡土小说通过对传统风俗的书写,再现了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传达了作家浓郁的乡土情怀。作家通过儿童视角或回忆视角,再现乡土世界的善与美,唤醒人们对乡土的深深眷恋;作家通过传统风俗书写,特别是对丧葬习俗、婚礼习俗的描写,旨在挖掘其深层意蕴,解读风俗背后蕴藏的生者对死者的爱与关怀,以及对生者的宽慰与祝福,传递了人世间的默默温情;作家通过对传统习俗的书写,展现乡村的绿水青山,传达人们对纯美、纯净乡土的向往与追求,传递内心的隐隐乡愁以及人对自然的爱与尊重。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传统风俗书写不仅是作家表达对田园牧歌式乡土向往的手段,更是作家内心的浓浓乡土情怀的外在表现。

论90年代四种乡土小说成因

9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大致分为四种范型,我们试图从城市化意义的出现、后现代主义的整合、"人文精神"的反思和现实主义冲击波来分析它们形成的原因。

晚近40年乡土小说“语言问题”再认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观念对于文学界而言,似乎是无可指摘的共识。然而文学、语言这两个概念及其所表征的具体范畴、理念,以及两者相互交织的互动关系,却并非不言自明。这不仅涉及如何定位语言作为文学基本要素的价值、标准,同时也涉及如何理解“作为文学的语言”与“作为语言的文学”之间的理论区隔。同样如何理解作为“语言”之艺术的文学,即如何定位、平衡语言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往往也是研究者无法遽然回答的问题。

试论罗伟章乡土小说的地理空间建构

罗伟章的乡土小说中,常耸立着一座贫瘠险恶的老君山,流淌着一条折射时代倒影的清溪河。老君山这一地理空间中贫瘠的土地、逼仄的空间以及饥荒的历史暗含罗伟章对故乡人民艰难命运的痛心与同情。清溪河作为老君山人的母亲河,承载着作者对灾荒年月的深刻体会以及对故乡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冷静反思。在灾荒年月,清溪河是老君山一带灾民们能否熬过生存极限的“希望之河”;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它是照映实利主义者生态破坏的“罪恶之镜”。清溪河的流动不息,象征了乡村现代化历史动向的不可阻挡。

文化寻根与生命存在的哲学思索——郭文斌乡土小说论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型,现代化与商品经济侵蚀着乡土社会的地理版图,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乡土小说面临着思想与审美的双重困境,如何整合“乡土经验”,使乡土小说重现辉煌?郭文斌以独有的感性深入传统与民俗文化之中,从乡土民俗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与生命意识的探寻;在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之间寻求和谐;他通过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现代重塑,建构了新的精神谱系:“农历精神”与“安详哲学”,探索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思索,他的乡土小说对于当代乡土文学在思想深度的开掘和审美疆域的拓展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卫生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形象建构

论及“农村新人”,学界通常认为其致力于承担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任务,具有宏大叙事、崇高美学、理想主义的特征。但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小说在塑造改革时代的“农村新人”时,却显得丰富与复杂。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对“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聚焦农民个人的卫生问题。小说叙述“新人”将刷牙作为挑战乡村传统的方法;书写因其讲卫生而身体散发香味,借此指认“新人”认同改革的立场取向;描绘其所穿服饰的洁净状态,表征一种新的文化觉醒。卫生问题在成为塑造“新人”形象、传达改革诉求表意装置的同时,还存留了诸多当时的乡村生活信息,并由此建构“农村新人”塑造的一种生活化与人性化的新模式,昭示出新时期文学转型的方向。

“重土”传统的弃置——论21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农耕文化困境书写

作为乡土文明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传统农耕文化所遭遇的时代困境是21世纪乡土小说创作所聚焦的对象。具而言之,21世纪乡土小说对土地经济收益的渐弱与农民恋土的精神情节的比较,呈现出作家创作心理的“悖论”姿态。作家在“在乡”“进城”“返乡”三种叙事模式中对动物形象的差异化建构,隐喻着对传统农业文明消解的隐忧。对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导致的生态危机的多维度摹绘,透露出作家以文学为载体省思“人化自然”与“人类中心主义”理念的叙事基调。

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的家族伦理书写

新中国成立之后明令禁止依仗封建族权族规剥夺个人婚恋在内的身体自主权,对于那些危害个体身心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家族陈规陋习进行了清理,后果严重者还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封建族权。然而由于乡村传统家族伦理道德观念浸淫日久而无法轻易消除,加之聚族而居的传统生活方式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因而在广大乡村传统家族伦理道德依然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198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定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乡人们经济意识的觉醒和个体自主意识的不断提升导致传统家族逐渐分化解体,族规族约所能起到的威慑力大不如从前。然而这也并非意味着传统家族文化已经彻底消弭殆尽,在广大乡村依然是颇为强大的存在。

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的父子伦理书写

20世纪80年代,在新一轮社会解放思潮的推动下,父亲本位的传统家庭结构受到巨大冲击,在乡土小说中再次形成对父性权威解构和否弃的创作热潮。该时期乡土小说的父子伦理书写可谓是多元并存,既在启蒙视野下将父亲作为封建威权的象征进行解构和否弃,又在政治历史层面中展现出父子之间的权利让渡,还在文化寻根的背景下表达了重建父亲权威形象的焦虑。而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权利让渡并非单纯由现代商品经济观念所激发的金钱欲望使然,同时还交织着现代平等意识与阶级斗争观念的复杂纠葛;其中的“寻父”与十七年红色经典里热衷于寻找“革命父亲”也有着明显差异,其目的是重新寻找理想信仰、精神支柱以及确认自我价值,从而重建社会秩序和人文信仰以摆脱精神失落。

论付秀莹乡土小说的双重叙事进程——以《陌上》和《野望》为例

以申丹“双重叙事进程”为理论依据,分析付秀莹乡土题材小说《陌上》和《野望》呈现出的双重叙事轨道:一条是作家隐藏身份冷静地讲述城市化进程下新乡村真实现状的叙事轨道;另一条是作家怀着敬畏和感恩之心,满含热泪书写乡愁的叙事轨道。在双重叙事轨道上,两种视角来回切换,两种话语交替进行,两种情感交织融合,共同营造“芳村”独有的乡村世界,也形成了富有灵性的“付秀莹文体”。

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

乡土小说与传奇的关系素来密切,新世纪以来更形成一种传奇叙事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它们较多运用巧合、偶然与神秘因素,或“超现实”的叙事方法,由此书写个人传奇、“怪力乱神”以及其他“陌生化”的传奇内容。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缘于小说、乡土与传奇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与近年来的文学、文化环境以及乡土现实书写的困境有关。传奇叙事可以增强乡土小说的故事性,开拓乡土书写与现实主义的边界;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最主要就是过分追求传奇效果,导致故事情节失实与人物形象失真,同时,在情感与思想表达方面也有所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