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中乡土纠纷的变迁

转型期中国乡村的传统秩序正在经受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呈现为机制观念的转变、人际交往的疏离、权力关系的演变与独立个体的崛起。城乡的巨大流动使得独立的个体在纠纷处理上具有足够的自由与话语权,不再受制于乡土秩序的约束。乡村纠纷因流动而出现了解决上的"无主地带",进而刺激了乡村"混混"的"暴力救济"与纠纷解决上的"丛林法则"。乡村基层组织"悬浮"于乡土之上,不再具有支配乡村个体的机制与力量。"调解"失去了其固着的乡村组织结构与秩序保障,随之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效力,原有的"实质性调解"被弱化成了"表象性调解"。

乡土纠纷解决机制之思考

目前,我国乡土纠纷解决机制严重影响了乡土纠纷的顺利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因素的影响及诉讼自身的局限性。然而,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尽管早已为中国乡土社会所接受,但也受到市民社会的影响,其解纷的功能正在日渐削弱,加之其权威性与公正性难免受到质疑。故而,乡土纠纷解决机制宜走多元化道路,应在发挥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吸收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优点。

浅析乡土纠纷的特点及法律适用

人们在交往中难免因为利益的差异引起纠纷。本文主要分析乡土纠纷的特点进而说明在民间适用法律时应充分考虑民间的具体情况,要做到"灵活司法",在规则之治和纠纷解决的天平下,基层的司法人员应侧重于纠纷解决。

乡土纠纷的解决与正义供给——来自赣南宋村的田野经验

乡土纠纷研究的既有进路对纠纷事实的阐释有力所不及之处,视纠纷本体为社会事实的"村庄的纠纷研究"成为可取的探究路径。从常人方法学的认识论出发,村庄社会关系的差序均衡构成了村庄内生秩序的微观机制,村庄客居主体社会关系失衡后,村庄边缘人对其进行具有反制意涵的公然侵犯的原因,在于客居主体的依附性生存结构、乡土社会变迁中民间权威的消失与乡村治理转型背景下村庄体制权威的式微,由此引发的主体安全感危机系侵犯性纠纷所产生出的社会心理事实。在正义供给体系无法有效回应乡土社会秩序需求的前提下,纠纷主体借助国家法律机关的出场来维护自身生活利益的实质是对"社会一法律"系统张力的能动整合。

纠纷主体的能动性与纠纷解决的社会场域——一起乡土纠纷的田野考察

既有乡土纠纷理论对纠纷解决中纠纷主体的能动者行为缺乏足够的关注。赣南农村的纠纷经验表明,纠纷主体在纠纷解决中具有较强的能动性。在乡土纠纷解决中,纠纷主体通过公共空间的语言游戏来完成纠纷性质的公私转化,并在纠纷发生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增强纠纷的公共属性来逼迫民间权威的出场以促成纠纷的场域性解决。纠纷主体在纠纷解决中能动性的可能在于与之具有同构性的村庄社会场域的存在,纠纷解决的主导型方式成为维系乡土社会秩序的'判例法',它与社会场域构成相互强化的关系。

乡土背景下的基层民事司法

乡土背景下生成的基层民事审判要求基层法官必须在规则稳定与适法灵活二者之间衡平。其实二者绝非非此即彼关系,若能在司法克制基础上探求有限能动的审判立场和裁决技能,将会达致更多的个案正义。基层法官生于乡土,长于基层,裁决乡土纠纷过程中会进入法律规则与乡土民情耦合并共同作用的逻辑场景,生成乡土痕迹的价值取向,并达致更具亲和力的裁决结果,有学者将之称为以实用为目的的良心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