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维度与社会维度双重视角下的乡城流动人口研究——评陈心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城人口流动迁移与人的城镇化问题研究》

笔者与陈心颖教授相识于2017年12月复旦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人口发展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人口变动与城乡发展高端论坛”,她提交了论文并作为受邀嘉宾交流发言。陈心颖教授具有经济学专业背景,对人口学领域的研究具有交叉学科视角,其在会上的交流发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2022年年初收到陈教授寄来的国家社科基金结项的成果——《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城人口流动迁移与人的城镇化问题研究》(下称“陈著”),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翻阅专著,收获颇多。

乡城人口迁移对我国居民消费增长动态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方法（英文）

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构建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对乡城人口迁移与居民总消费支出的动态关系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对居民总消费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大;乡城人口迁移引致的消费支出对居民总消费增长的拉动作用次之,且呈现跳跃上升趋势;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处于稳中有升阶段;人口增长引致的消费支出的拉动作用的影响力仍在不断下降。因此,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主要依赖的是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和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引起的消费增加。

迁移圈层结构:一种新的乡城人口流动—迁移分析方法

明晰农业人口的迁移行为的内涵需要一个全面而准确的分类方式。本文从乡村视角出发提出一种新的分类方法,为剖析乡城人口流迁内在机理提出一种时空上更具连续性和完整性的思路,并基于这种分类构建起乡城人口流动迁移的圈层结构。该圈层结构不但反映出层级之间农村人口走出乡村的程度逐渐提高,还暗含不同层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地位的分层。圈层结构中的四个层级间存在渐进式的、跃迁式的以及反复的互动,在空间层面上均有体现。同时,本文在微观层面上对乡城人口流动迁移圈层结构的分析方法予以实践,针对两村庄1978—2016年共计38年人口流动迁移状况进行分析。本文为决策者全面、系统地解构中国乡城人口流动现象提供了新思路,从而更好地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家庭化迁移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多维度社会融入——基于三类迁移模式社会融入的比较

家庭化迁移日益成为我国乡城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但家庭团聚能否促进社会融入尚不明晰。基于2014年8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针对核心家庭三种迁移模式——单人迁移、夫妻迁移和家庭迁移,从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对比三种类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不同维度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并运用倾向值匹配法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表明,夫妻迁移者社会融入水平最低,家庭迁移者最高。社会融入各维度不均衡,经济融入和社会适应较滞后。家庭化迁移对除社会适应外各维度社会融入起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对社会融入各维度起促进作用,城市类型的影响则较为复杂。鉴于家庭团聚能促进个体的社会融入,地方政府应为乡城流动家庭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建立家庭友好型社区,促进流动家庭市民化。

乡城人口流动的理论解释:农村人口退出视角——托达罗模型的再修正

中国乡城流动人口"流而不退",传统的人口流动理论无法解释。文章在明晰农村人口退出内涵和必要性,分析农村人口退出与市民化、城市化等关系的基础上,从农村人口退出视角,加入制度因素对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进行再修正。乡城流动人口的流动退出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短期内,流动人口个体流动决策的依据是预期净收入最大化;长期内,具有若干期流动经历的流动人口在进行家庭迁移退出决策时,决策依据应是包含制度净收益在内的家庭预期净收益最大化。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农地制度是影响农村人口退出的核心因素,未来农村人口的顺利退出要求农村土地实现更多的功能,特别是财产功能;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特别是退出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

中国乡城人口的分化态势与融合导向

乡城人口的分化与融合,表象看,取决于户籍制度的存废;深层看,还与城镇化所处的演化阶段密切相关,更取决于非农产业发展程度和"农转非"群体的生存发展境况。跨过50%城镇化率的中国乡城人口格局面临两种走向:或继续分化、落入城镇化的"拉美陷阱";或导向融合、实现"统筹城乡"的发展愿景。站在这种分合变局的历史关口,促进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就不能止步于拆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藩篱,还需要打破长期以来"城乡分治"导致的阶层流动固化僵局,坚持非农化引领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取向,赋予农业转移人口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更强的致富能力,才有助于抑制分化、导向融合,促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早日到来。

基于修正Keyfitz城镇化模型的我国乡城人口净迁移比率研究

以Keyfitz模型及其扩展形式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城镇化率和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估算来求取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城人口净迁移比率。对估计结果的分析显示:在1978—2011年中的绝大部分年份中均存在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净增量,乡城人口净迁移比率表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且经济、制度变革对这一周期性波动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从整体演进趋势来看,乡城人口净迁移比率波动有较为明显的平稳化趋向,而这可能是源自于近年来不断深入的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影响。

社会资本、非正规就业与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

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检验原始社会资本、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影响以及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对新型社会资本影响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原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初次非正规就业效果明显;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新型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乡城流动人口获得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进而影响其家庭迁移。因此,需注重新型社会资本的培育,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原始社会资本"向"新型社会资本"的延展。此外,应当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规范性,消除市场歧视,为乡城流动人口提供更完善的就业信息,最终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家庭迁移。

就业质量、体验效用与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

文献梳理发现,就业质量、体验效用均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就业质量是影响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基于就业质量的体验效用影响乡城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基于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就业质量方面,可支配收入越高的乡城流动人口感觉生活幸福的可能性更高;拥有至少1项劳保福利的乡城流动人口较1项都没有的乡城流动人口感觉生活幸福的可能性更高;相对于雇员、自营劳动者,就业身份为雇主和家庭帮工的乡城流动人口感觉生活幸福的可能性更高;体验效用方面,生活舒适度较高的乡城流动人口,感觉生活幸福的可能性更高。

乡城流动人口生育男孩偏好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与农村本地人口的比较

基于CFPS2010和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以及2012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并从与农村本地人口比较视角,从具体生育行为上实证分析乡城流动人口生育男孩偏好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无论乡城流动人口还是农村本地人口仍具生育男孩偏好,但乡城流动人口偏好程度明显弱化;乡城流动人口无论各孩次生育均在流入地的,还是一孩或一孩二孩生育在流出地的,在没有男孩的情况下,二孩与三孩递进生育概率均小于农村本地人口。在社会融合五个维度中,经济融合维度尤其是其中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会明显弱化乡城流动人口生育男孩偏好。提高农民工参保率并积极开展社区文体活动对平衡出生婴儿性别结构很有帮助。

人口的乡城流动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在总结了我国迁移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后,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中的成人问卷数据库与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项目中的全国个人数据库,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各孩次递进生育的影响过程。研究结果显示,流入地居住时长越长则乡城流动人口二孩、三孩递进生育的概率越大,中断理论在我国这一问题的研究中适用。中断效应将会推迟流动妇女生育孩子的年龄,人口流动对生育水平影响的进度效应存在。相比较于农村本地人口,人口流动确实降低了乡城流动人口在二孩及更高孩次递进生育的概率,人口流动对生育水平影响的数量效应存在,这或许可以从融合理论来解释。

人口的乡城流动会降低生育水平吗?——基于递进生育率指标的分析

基于现有理论与文献的回顾,本文提出采用更合适的生育率指标或研究方法,重新划分流动人口类型是研究我国人口流动对生育水平影响这一议题上需要进一步改进的两个方面。本文采用2000年人口普查0.95‰的抽样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值得分匹配删除乡城流动的选择性后,比较了乡城流动人口与农村本地人口在递进生育率上的差异。研究发现,农村本地人口的一孩递进生育率为0.945,二孩递进生育率为0.387,三孩递进生育率为0.009;乡城流动人口分别为0.916、0.227与0.004。乡城流动人口二孩、三孩递进生育率小于农村本地人口,人口的乡城流动与生育水平降低之间有着因果影响关系。

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与生育率下降——以上海市为例

基于2012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采用离散时间Logit模型分析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对二胎生育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市地区有稳定住房、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有读书看报学习活动、在老家不再有农村承包地、较长的流入地居住时间将会降低全部或者部分乡城流动的人口二胎生育的概率。这一方面是因为乡城流动妇女在城镇地区的生活经验与经历改变了她们传统的生育观念,而城镇居民的社会范式也改变了乡城流动人口生育孩子的信念;另一方面是因为乡城流动人口上向的社会流动将驱使她们投入更多的能量与资本到提高自身的社会阶层地位上,因而减少了孩子的生育。

市民网络、性别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

相对于城市户籍人口,乡城流动人口面临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既有研究对于风险因素的考察仍然局限于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忽视了社会关系对于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考察流动人口和本地市民之间的关系状况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市民网络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一方面,市民网络的四个结构指标对男性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都不存在显著影响。另一方面,除网络规模外,其他三个结构指标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都存在显著影响。而且,引入网络指标能够明显提升对女性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解释力,但对解释男性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则几乎没有帮助。完全交互模型的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关系强度和网络相对地位对男女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研究:历史脉络、现实困境与发展态势

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包括生存职业市民化、社会身份市民化、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市民化四个方面,与此相应,其市民化需经历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目前,其研究存在"市民化先行群体辨识滞后""生存职业市民化既有理论与实践路径认知偏差""农村退出机制与城市进入机制研究不足"及"生活方式城市化研究薄弱"等现实困境。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研究将呈现如下三个发展态势:一是生存职业市民化研究的重点将由"就业促进"转向"就业质量提升";二是社会身份市民化研究的重点,将由户籍制度改革转向农村退出机制和城市进入机制研究;三是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市民化研究,将由"人格""价值观"等抽象领域转向生活方式城市化等具体领域。新型城镇化理论、三权分置政策将为该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引。

乡城迁移人口的住房问题

在本世纪头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乡城迁移人口呈上升趋势,并在城市定居或暂居。迁居人口对住宅 需要增加,但有效需求不足,住宅供给以市场为主,但政府公共供给不足。他们的住房问题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乡城流动人口农村退出的意义、障碍与推进路径探讨

乡城流动人口是人口城镇化的先行群体,其农村退出是城镇化的必然要求。目前的农地政策和城镇社会保障隔离是乡城流动人口农村退出的主要障碍。重新认识农地的兜底性保障功能,探索积极的农村退出机制,建立农地等政策性资源与城镇就业、住房及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转换机制,是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农村退出的必要条件。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遵循“准退出—部分退出—完全退出”的渐进路线,确立比农地现实收益更具比较优势的退出补偿机制,实行“区域协调,分程核算”的社保模式,是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农村退出值得探讨的路径。

乡城迁移人口就业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乡城迁移人口是城镇化的主体,这一人口在从农村到城镇的就业转换中促进了消费需求的提升。乡城迁移人口在城镇就业获取了工资性收入,提高了可支付能力,扩大了消费范围。乡城迁移人口对城镇地区消费需求提升的贡献并不明显,对农村地区消费需求提升显著,乡城迁移人口收入提高是活跃农村消费市场的先决条件。要扩大消费需求应从改善乡城迁移人口的生存条件入手,进一步提高工资水平,解除他们对维权、社保、医疗和子女入学等方面的隐忧。

乡城流动人口返乡创业选择的伦理逻辑

乡城流动人口做出返乡创业的行动选择,主要遵循抗争现实生活的伦理逻辑和追求美好生活的伦理逻辑。这两种伦理逻辑既共同作用于乡城流动人口返乡创业的行动过程,又在新老两代乡城流动人口身上侧重点不同,最终使得乡城流动人口由异化的生活回归正常的生活。

北京市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研究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2012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了人口特征变量后,从居留能力和社会融合两个层面出发,对北京市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超过七成的北京市乡城流动人口具有在大城市长期居留的意愿;居留能力方面,拥有较多社会资本和较高收入会对长期居留意愿起到促进作用,居于生产性服务业比处于消费者服务业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强,就业身份高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强;社会融合方面,心理认同感强的乡城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长期居留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