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化迁移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多维度社会融入——基于三类迁移模式社会融入的比较

家庭化迁移日益成为我国乡城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但家庭团聚能否促进社会融入尚不明晰。基于2014年8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针对核心家庭三种迁移模式——单人迁移、夫妻迁移和家庭迁移,从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对比三种类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不同维度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并运用倾向值匹配法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表明,夫妻迁移者社会融入水平最低,家庭迁移者最高。社会融入各维度不均衡,经济融入和社会适应较滞后。家庭化迁移对除社会适应外各维度社会融入起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对社会融入各维度起促进作用,城市类型的影响则较为复杂。鉴于家庭团聚能促进个体的社会融入,地方政府应为乡城流动家庭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建立家庭友好型社区,促进流动家庭市民化。

乡城流动对农村青年性别观念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基于CGSS 2012—2018年混合截面数据的分析

性别观念是测度主观性别平等的重要标尺。本文利用CGSS 2012—2018年五期混合截面数据,考察了乡城流动对农村青年性别观念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检视了“迁徙中国”时代背景下的性别不平等。研究发现:(1)乡城流动对性别观念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增强逆概率加权模型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2)有限混合模型(FMM)识别出性别观念高均值和低均值两类子群体及其影响模式存在差异,乡城流动只对前者的性别观念产生正向效应,对后者没有显著影响;(3)性别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乡城流动对女性性别观念的正向效应高于男性,并且该作用在性别观念高均值群体中更为明显。相关政策应考虑到子群体和性别双重异质性,扫除青年人性别观念现代化的障碍,提升性别平等的整体水平。

空间维度与社会维度双重视角下的乡城流动人口研究——评陈心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城人口流动迁移与人的城镇化问题研究》

笔者与陈心颖教授相识于2017年12月复旦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区域人口发展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人口变动与城乡发展高端论坛”,她提交了论文并作为受邀嘉宾交流发言。陈心颖教授具有经济学专业背景,对人口学领域的研究具有交叉学科视角,其在会上的交流发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2022年年初收到陈教授寄来的国家社科基金结项的成果——《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城人口流动迁移与人的城镇化问题研究》(下称“陈著”),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翻阅专著,收获颇多。

社会资本、非正规就业与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

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检验原始社会资本、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影响以及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对新型社会资本影响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原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初次非正规就业效果明显;新型社会资本对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新型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乡城流动人口获得更高层次的非正规就业进而影响其家庭迁移。因此,需注重新型社会资本的培育,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原始社会资本"向"新型社会资本"的延展。此外,应当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规范性,消除市场歧视,为乡城流动人口提供更完善的就业信息,最终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现家庭迁移。

乡城流动对夫妻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家庭举家流入城市,这种"家庭化流动"对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及稳定具有深刻影响,但流动对这些家庭本身的影响如何?本研究在流动与性别相关研究理论的指导下,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街道的89户农民工流动家庭流动前后的性别分工状况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从而得出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流动家庭的性别分工的结论。

就业质量、体验效用与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

文献梳理发现,就业质量、体验效用均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就业质量是影响乡城流动人口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基于就业质量的体验效用影响乡城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基于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就业质量方面,可支配收入越高的乡城流动人口感觉生活幸福的可能性更高;拥有至少1项劳保福利的乡城流动人口较1项都没有的乡城流动人口感觉生活幸福的可能性更高;相对于雇员、自营劳动者,就业身份为雇主和家庭帮工的乡城流动人口感觉生活幸福的可能性更高;体验效用方面,生活舒适度较高的乡城流动人口,感觉生活幸福的可能性更高。

乡城流动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探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劳动力的乡城流动日益增多,二元户籍制度的消失将会加剧这种趋势。在新形势下,劳动力市场分割势必会发生重大变化。该文从劳动者的流动趋势、人力资本水平、行业与职业选择以及政府的宏观政策四个方面分析了劳动力市场横向分割与纵向分割的变化趋势,认为体制性因素导致的横向分割已不是主因,纵向分割才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关键。要想消除纵向分割,必须提高农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实现乡城劳动者在职业之间自由流动,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村劳动者就业培训的政策扶植力度,在产业结构规划的基础上为其提供有效的就业指导。

人口的乡城流动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在总结了我国迁移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后,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中的成人问卷数据库与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项目中的全国个人数据库,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各孩次递进生育的影响过程。研究结果显示,流入地居住时长越长则乡城流动人口二孩、三孩递进生育的概率越大,中断理论在我国这一问题的研究中适用。中断效应将会推迟流动妇女生育孩子的年龄,人口流动对生育水平影响的进度效应存在。相比较于农村本地人口,人口流动确实降低了乡城流动人口在二孩及更高孩次递进生育的概率,人口流动对生育水平影响的数量效应存在,这或许可以从融合理论来解释。

乡城流动人口生育男孩偏好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与农村本地人口的比较

基于CFPS2010和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以及2012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并从与农村本地人口比较视角,从具体生育行为上实证分析乡城流动人口生育男孩偏好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无论乡城流动人口还是农村本地人口仍具生育男孩偏好,但乡城流动人口偏好程度明显弱化;乡城流动人口无论各孩次生育均在流入地的,还是一孩或一孩二孩生育在流出地的,在没有男孩的情况下,二孩与三孩递进生育概率均小于农村本地人口。在社会融合五个维度中,经济融合维度尤其是其中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会明显弱化乡城流动人口生育男孩偏好。提高农民工参保率并积极开展社区文体活动对平衡出生婴儿性别结构很有帮助。

人口的乡城流动会降低生育水平吗?——基于递进生育率指标的分析

基于现有理论与文献的回顾,本文提出采用更合适的生育率指标或研究方法,重新划分流动人口类型是研究我国人口流动对生育水平影响这一议题上需要进一步改进的两个方面。本文采用2000年人口普查0.95‰的抽样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值得分匹配删除乡城流动的选择性后,比较了乡城流动人口与农村本地人口在递进生育率上的差异。研究发现,农村本地人口的一孩递进生育率为0.945,二孩递进生育率为0.387,三孩递进生育率为0.009;乡城流动人口分别为0.916、0.227与0.004。乡城流动人口二孩、三孩递进生育率小于农村本地人口,人口的乡城流动与生育水平降低之间有着因果影响关系。

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与生育率下降——以上海市为例

基于2012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采用离散时间Logit模型分析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对二胎生育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市地区有稳定住房、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有读书看报学习活动、在老家不再有农村承包地、较长的流入地居住时间将会降低全部或者部分乡城流动的人口二胎生育的概率。这一方面是因为乡城流动妇女在城镇地区的生活经验与经历改变了她们传统的生育观念,而城镇居民的社会范式也改变了乡城流动人口生育孩子的信念;另一方面是因为乡城流动人口上向的社会流动将驱使她们投入更多的能量与资本到提高自身的社会阶层地位上,因而减少了孩子的生育。

市民网络、性别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

相对于城市户籍人口,乡城流动人口面临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既有研究对于风险因素的考察仍然局限于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忽视了社会关系对于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考察流动人口和本地市民之间的关系状况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市民网络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一方面,市民网络的四个结构指标对男性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都不存在显著影响。另一方面,除网络规模外,其他三个结构指标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都存在显著影响。而且,引入网络指标能够明显提升对女性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解释力,但对解释男性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则几乎没有帮助。完全交互模型的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关系强度和网络相对地位对男女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研究:历史脉络、现实困境与发展态势

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包括生存职业市民化、社会身份市民化、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市民化四个方面,与此相应,其市民化需经历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目前,其研究存在"市民化先行群体辨识滞后""生存职业市民化既有理论与实践路径认知偏差""农村退出机制与城市进入机制研究不足"及"生活方式城市化研究薄弱"等现实困境。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研究将呈现如下三个发展态势:一是生存职业市民化研究的重点将由"就业促进"转向"就业质量提升";二是社会身份市民化研究的重点,将由户籍制度改革转向农村退出机制和城市进入机制研究;三是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市民化研究,将由"人格""价值观"等抽象领域转向生活方式城市化等具体领域。新型城镇化理论、三权分置政策将为该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引。

打工嫂的乡城流动与家庭权力关系的变迁

女性已成为我国乡城流动的重要力量,但以往对流动女性的研究要么集中于打工妹,要么把已婚女性当作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流动的跟随者,忽视了独自流动的已婚女性(打工嫂)群体。本研究以独自流动的打工嫂为对象,了解单独流动带来的家庭权力关系变化。通过对20个单独到北京务工的打工嫂的访谈,本研究发现,一方面,外出打工确实给打工嫂的家庭权力带来诸多变化,具体表现为个人意识和性别意识的提升、自主权的增加、来自丈夫控制的减弱、对家庭资源控制力的增强,以及家务负担的暂时减轻;另一方面,外出打工并未增强打工嫂对丈夫的约束力,也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家庭的资源分配格局。总体而言,打工嫂与丈夫的家庭权力博弈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我得他未失”的非零和博弈:在一些非对抗性权力上,打工嫂的权力有较大增加;在对抗性权力上,打工嫂的权力是否改变取决于丈夫是否合作,当与丈夫直接抗争时,打工嫂的权力增加是微弱的。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乡城流动问题研究——以东北地区为例

人口城市化需要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第二、三产业就业,而二元经济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乡城流动。转换就业体制、统一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并完善农民就业培训机制,可以有效地提高农民就业竞争力,使农民向城镇的候鸟式流动转变为永久性地定居,彻底地消除城乡福利差异。

乡城流动青年的伦理困境与出路——基于当代华语电影的内容分析

本文以当代华语电影为分析蓝本,对中国乡城流动青年的伦理困境与出路进行探究。首先记叙中国乡城流动青年的生存之艰、权力之失、心理之苦、文化之伤和人性迷失,然后审视导致中国乡城流动青年伦理困境的教育规制、户籍规制、劳动规制和安全规制,最后提出乡城流动青年伦理困境的破解路向,即激励奋力打拼、弘扬传统美德、加快现代转换和促进城乡融合。

当代中国劳动力乡城流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分析了当代中国劳动力乡城流动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水库移民短途乡城流动驱动因素分析

为探究影响水库移民从跨市流动转向短途乡城流动的驱动因素,基于新迁移经济学,以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水库移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偏最小二乘Logistics回归法构建了短途乡城流动指标体系。通过对其深入分析发现:家庭因素对于移民选择短途乡城流动有显著的影响,收入不再是移民流动空间抉择的首要考虑因素;水库移民人口流动代际差异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建议:促进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保障;城镇应发挥自身优势,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特色产业;继续加强移民教育投入,提升其文化水平和就业竞争力。

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超时工作的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多分类有序Logistic回归方法,对不同类型流动人口超时工作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流动人口的超时工作受到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特征以及流动特征的影响。远距离、长时间流动的乡—城流动人口出现超时工作的可能性更高。进一步对于不同户籍身份流动人口的分析显示,教育程度、职业类型以及劳动合同的签订对于超时工作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政府应该努力提高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素质、完善现行政策中对于乡—城流动人口的权益保护制度,并加强对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劳动合同签订的监管,避免流动人口超时工作现象进一步加剧。

乡城流动人口农村退出的意义、障碍与推进路径探讨

乡城流动人口是人口城镇化的先行群体,其农村退出是城镇化的必然要求。目前的农地政策和城镇社会保障隔离是乡城流动人口农村退出的主要障碍。重新认识农地的兜底性保障功能,探索积极的农村退出机制,建立农地等政策性资源与城镇就业、住房及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转换机制,是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农村退出的必要条件。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遵循“准退出—部分退出—完全退出”的渐进路线,确立比农地现实收益更具比较优势的退出补偿机制,实行“区域协调,分程核算”的社保模式,是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农村退出值得探讨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