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乡城迁移意愿和城镇化路径研究——基于CGSS 2010年数据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基于全国大范围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对象聚焦为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心理特征三个维度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乡城迁移意愿进行了研究。从目的地来看,超过半数的研究对象希望迁移到县城/县级市或小城镇居住,而不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从迁移意愿看,当前的乡城迁移意愿较低,经济条件仍然是制约迁移的主导性因素。从影响因素看,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有外出务工劳动力、非农工作经历、10年后所处阶层预期等因素对乡城迁移意愿有正向作用,年龄、当前所处阶层的自我评价等因素对迁移意愿有负向作用。结合研究结论和当前小城镇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在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形势下,应大力发展中等城市,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考虑人口省际和乡城迁移因素的陕西省城镇人口发展趋势预测

人口省际迁移与乡城迁移对城镇人口发展有重要影响。本文构建了包含人口省际和乡城迁移因素的动态预测模型,对2010-2060年陕西省城镇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第一,省际迁移和乡城迁移人口在年龄结构上呈倒V型分布,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随时间推移,人口省际和乡城迁移趋势减缓。第二,在人口省际和乡城迁移的影响下,2047年陕西省城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之后回落,而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规模在预测期内始终呈现增长趋势。第三,人口省际迁移和乡城迁移因素使陕西省城镇老龄化趋势得到显著改善。

基于拉姆齐增长模型的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研究

乡城迁移城市化是现代城市成长的前提和基础,而且研究乡城迁移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有两种:政府主导的郊区城市化和农民自发进城务工的迁移城市化。基于两种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中的农民收入增长率使用拉姆齐模型研究了城市增长过程,研究表明:乡城迁移城市化之后的消费水平并不是农民的最优消费水平而是政府强加的消费水平,城市化中的最优路径是类似于使农民利益受损失的"圈地运动"经济增长路径,政府购买不会对经济系统的均衡路径产生影响。此类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城乡和谐发展。

社交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研究——以“皮村”乡城迁移者为例1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日渐普及,乡城迁移者也逐渐利用社交媒体构建起社会关系网络,这些共同影响着农民工的自主意识与身份认同,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是这一过程中或隐性或显性的重要因素,成为乡城迁移者获取生活、工作资源的途径。本研究立足社会资本理论,剖析位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乡城迁移者聚居地的皮村中乡城迁移者社交媒体的建构及其嵌入的社会资本和身份认同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帮助乡城迁移者构建了社会关系网络,扩大了社交圈子。然而由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现实安排,社交媒体及其嵌入的社会资本未能带来乡城迁移者身份认同的改变。身份认同更有赖于法律地位的赋予而非心理的认知。

论人口乡城迁移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影响

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持续发生的大规模乡城迁移背景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养老保障的供给方面看,人口乡城迁移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经济保障水平,但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会有所欠缺。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不仅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而且在经济上为农村地区开展社会养老提供了可能。事实上,人口乡城迁移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加快了我国农村地区养老观念的转变和养老保障体系的重建。

社会资本对乡城迁移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因素跟踪调查的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乡城迁移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4个维度对乡城迁移老人的健康具有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信任与安全感、人际关系网络、社会参与对老年人的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互惠与社会支持这一维度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应加强宣传教育,形成重视与关爱乡城迁移老年人的社会氛围,提高其信任与安全感;提高社区公共服务的公平性,使其充分覆盖乡城迁移老年人,提高其社会支持水平;提倡社会工作的有效介入,回应乡城迁移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提高其社会参与度。从而提高老年人社会资本状况,保护和改善其身心健康。

阜新市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研究——基于博弈的视角

采用博弈的视角,通过分析阜新市农村劳动力乡域迁移决策,探讨政府在促进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过程中职能的重新定位。阜新市应提高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同时通过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转变制度运行模式来促进农村劳动力与政府之间亲和性分离,‘进而推进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研究结果为完善阜新城市政府治理模式,推动阜新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农户净收益最大化的中国乡城迁移行为研究

本文建立了基于农户劳动配置净收益最大化的乡城迁移模型,把制度、生活成本和农村非农产业等变量引入模型,把非永久乡城迁移纳入分析框架,并从模型入手对乡城迁移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用专项调查的数据对部分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

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界定与实现路径探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乡城迁移和农民市民化逐渐成为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农民既是乡城迁移和市民化的主体,又是城市化的主体和核心,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和能动作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要求迁入城市的农民转化为市民。为此,"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概念体系需要深入界定。在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乡城迁移的农民必须完成职业转化、身份转变、思想转换和地域转移四个方面的转化。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具有农村农民市民化不可比拟的优点,能够很好地解决我国二元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人变为城市人,融入城市生活,建设城市,从而使城市向着更高层次迈进。而且,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领域,需要深入研究。

城乡收入的跨空间差异对乡城迁移的影响

城乡收入的跨空间差异对乡城迁移的影响李若建首先有必要对两个概念做出界定：一是城乡收入的跨空间差异，这里指的是不同地区城乡收入的跨空间比较，例如甲地的城镇居民和乙地农民的收入比较。二是乡城迁移，这里指的是从居住在农村的村委会（包括乡和镇的村委会）迁入到...

乡城迁移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人力资本异质性视角的解释

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也日益突出。以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异质性为切入点的分析表明,我国近年来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过程,是一种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迁移过程,而不是相反,这一点构成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关键原因。鉴于此,有序推进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并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水平、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强化农村地区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鼓励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回流"创业,就成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中国非永久乡城迁移的福利分析

本文运用福利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阐述了农村劳动力非永久乡城迁移是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比较了不迁移、非永久迁移和永久迁移之间的福利差别,从而明确非永久迁移比不迁移的福利大,而从长远来看,应引导农村劳动力向永久性迁移转变。

社会保障对乡城迁移的影响——以10村444户农户调查为例

为了探讨社会保障对乡城迁移的影响,通过对2005年组织的"中国10省10村乡城迁移调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全面分析了乡城迁移人口在城市的社会保障状况以及社会保障对从未外出劳动力进城打工决策、农民工继续打工与回流决策及永久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提出了把城市农民工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工伤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

乡城迁移人口的住房问题

在本世纪头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乡城迁移人口呈上升趋势,并在城市定居或暂居。迁居人口对住宅 需要增加,但有效需求不足,住宅供给以市场为主,但政府公共供给不足。他们的住房问题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江苏乡城迁移对第二产业GDP增长贡献率的统计测算

乡城迁移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实现了闲置资源的空间再分配,增加了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GDP的增长。以江苏省第二产业GDP的增长为例,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增长核算理论,建立统计模型,测算江苏乡城迁移对第二产业GDP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表明,江苏各年第二产业GDP的增加值中有大约三分之一是来自于乡城迁移劳动力的贡献。

农民工的土地权益、居住权益与乡城迁移意愿:基于沪宁铁路沿线八市火车站的调查研究

农民工的城乡权益在其市民化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市民化的微观基础是农民工的意愿。因而,有必要从农民工农村土地权益、城镇居住权益的角度检验其与农民工乡城迁移意愿的关系。本文利用沪宁铁路沿线南京、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昆山、上海火车站(含高铁站点)等8个站点农民工调查的数据,对农民工的土地权益、居住权益与乡城迁移意愿进行了概念化与操作化测量。从农地产权强度、社会保障效应、资源禀赋效应方面检验农地权益与农民工乡城迁移意愿的关系;从农村宅基地权益、城镇居住权益检验居住权益与农民工乡城迁移意愿的关系。结果发现,农民工乡城迁移意愿的强弱在有无发生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有无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打算、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住房来源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因此,在农民工进城落户与农村土地权益脱钩、农民工与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挂钩的背景下,农村土地政策和城镇住房保障政策既要保有社会保障功能性支持,又要有差异化设计,以满足不同农民工的意愿。

乡城迁移安置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乡城迁移安置小区居民这个特殊群体为切入点,对影响乡城迁移安置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年龄、家庭年收入、生活精彩度变化程度、房屋美观度和社会保障等变量对居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中年人数、是否保留农业用具、失眠频率的变化程度对乡城迁移安置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性别、学历、迁移前后与邻居交流的频率变化程度、环境卫生、广场绿化、基础设施、房屋建筑质量、就医状况等变量对乡城迁移安置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由此可知,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当下,不仅应重视安置小区的生活质量,还应关注其居民生理心理健康质量。

乡城迁移人口就业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乡城迁移人口是城镇化的主体,这一人口在从农村到城镇的就业转换中促进了消费需求的提升。乡城迁移人口在城镇就业获取了工资性收入,提高了可支付能力,扩大了消费范围。乡城迁移人口对城镇地区消费需求提升的贡献并不明显,对农村地区消费需求提升显著,乡城迁移人口收入提高是活跃农村消费市场的先决条件。要扩大消费需求应从改善乡城迁移人口的生存条件入手,进一步提高工资水平,解除他们对维权、社保、医疗和子女入学等方面的隐忧。

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乡城迁移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体验消费观的调节效应

本文通过1032份问卷调查数据,从消费数量水平、产品消费质量水平和消费幸福感3个维度,分析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乡城迁移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考察体验消费观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乡城迁移农民产品消费数量水平无显著影响,对产品消费质量水平和消费幸福感正向影响显著;体验消费观对互联网消费信贷与产品消费数量水平影响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但对互联网消费信贷与产品消费质量水平、消费幸福感影响关系均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因此,应针对乡城迁移农民创新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充分满足其消费信贷需求,并通过线上线下的宣传与引导强化其体验消费观,促进消费水平的提升。

“市民化”进程中乡城迁移家庭的子女教育困境

农民的离村进城成为推动城乡教育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迁移的家庭化带来子女教育问题。“市民化”强调关注未完成市民化的家庭在城市生活的融入状态。在农民工家庭、流动家庭、新市民家庭的概念视域下,群体内部差异明显,教育支持难以聚焦。乡城迁移家庭的“不完全市民化”主要以家庭教育空间和家庭教育观念为表征。从乡城、迁移、家庭的内涵出发,其在子女教育上面临教育资源差距的制度障碍、家庭城市融入的文化壁垒和家庭教育功能的阶层分化等现实困境。乡城迁移家庭在子女教育上面临的困境其实是如何获得有效率、有质量的教育的困境,需要为其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教育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