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邹平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作为教育家的梁漱溟,对其教育理论全面、系统、完整的实验,是在邹平实现的,那就是1931年到1937年在邹平县搞的、轰动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三十年代,梁等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苦苦探求救国救民、使中华民族现代化的道路,这就是他们倡导的以乡村为本位,以社会化的大教育为主渠道,改造中国社会的乡村建设运动。从这七年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治、经济。

梁漱溟的农村文化教育思想

从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到他的乡村建设的教育思想,以及邹平乡村建设实践,贯穿了梁漱溟的农村教育观。“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是梁漱溟赋予乡村教育的文化使命,乡学村学是实现这一使命的具体机关。平民教育、社会教育和乡村建设是一回事。只有平民得到教育,乡村得到建设,中国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梁漱溟的县政建设实验及启示意义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邹平从事的乡村建设实验开始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县政建设实验阶段。在这一阶段,梁漱溟通过乡学村学的组织,自下而上,"从根底做起",以教育力量来改革行政,其目的是要在实际事业中养成农民"自动"的能力,促进自治的进展,从而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

现代化视野中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

如果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置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广阔时代背景下，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变革的角度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颇有特色的现代化方案，在目的层次上表达了强烈的现代化取向，但在具体手段的设计上却过多拘泥于过时的传统，无法摆脱传统的羁绊，这种现代化的目标追求和逆现代化的手段设计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粱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的最主要缺憾，也是它在实践上落于空想的主要原因。

以理性构建新礼俗社会——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研究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实际是对文化建设的思考。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礼俗为本质的,应依靠礼乐制度实现其组织与教化功能,以理性的文化方式维持社会的运行,故其倡导继承并改造传统乡约精神,通过乡学村学等文化组织形式的建设促成新礼俗社会。换言之,通过乡村新文化的建设,恢复乡村秩序,并进而推广开来,使得整个中国社会重视生机与活力。梁漱溟视士人知识分子为理性之代表,认为乡村建设有赖于他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