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周秦汉时代的乡官

乡官在东周秦汉社会是文官系统中的最底层吏员，甚至不属于朝廷的正式命官，职卑禄薄或根本无禄。但乡官却是广大农村的最高长官，担负着直接治民的重大职责，在监督考核制度相对疏陋之时，行政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乡官又往往与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紧密粘合，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威望和权势，在乡里社会一言九鼎。因此，乡官的选任及其行政直接关系到地方的治乱和王朝的安危，对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代的乡官论与制度选择

以隋唐时期废乡官为转折点,传统中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乡官制到职役制的重大转变。明末清初,顾炎武等倡导“寓封建于郡县之中”,试图在县以下重建乡官体系,以弥补郡县制的缺失。此后乡官问题逐渐进入清朝官方视野,雍正君臣言论、地方志编纂及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皆有关于是否重设乡官的议论,戊戌变法时还曾波及几乎所有在京官员,而清末新政之时,讨论方式又为之一变。不同时段对乡官问题的争论重心不断转变,其背后涉及对清朝乡村行政体制架构的歧见,尤其进入晚清,传统乡官的思想资源得以重新激活,但已深受西方政治理论特别是地方自治思想的影响。围绕乡官的争论决定了清朝乡村治理的制度选择与政策走向,既呈现了清代国家政权建设试图进入乡村的复杂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政权建设的内在困境。

隋废乡官再思

史称隋废乡官,究竟是说隋朝废止了县以下乡党闾里一类官职,还是废止了州刺史自行辟用当地人为属官的制度,历来看法不一。古人基本倾向前者,20世纪以来的史家多为后者。这直接涉及到对当时"乡官"本义的认识,也与"废乡官"的意义相关。本文从史籍本身以及从隋唐到明清重要学人所用"乡官"这一名词的涵义及其对相关史事的陈述进行分析比较,探索这一历史上重大变革的意谓。

太平天国乡官的任用标准与社会功效

对太平天国乡官制度的研究,传统的阶级分析论观点过分拘泥在乡官的阶级成分上,并以此为基础判定政权的性质。其实,以历史当事人的视角去认识当时的政策,是一种更客观的研究角度。太平天国任用乡官的标准,是建立在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政治需要之上的。出于以征收粮赋为重点的传统地方行政的需要,太平天国着意与精通传统行政事务的地方名流合作。从社会功效角度来看,太平天国当局通过发挥地方人士的行政优势,很好地弥补了自身行政经验的不足,成功影响了地方政治,并有效缓冲了自身对农村社会的冲击。

清末乡官议设初探

清末,政府放弃"乡官"方案,采纳移植日式地方自治模式,这实际上是对地方绅权的让步,而并非是对基层社会实施更有效控制的步骤,县以下基层社会仍然游离于国家职官体制之外。"乡官"话题从产生到热议,再到最终被放弃,反映了中国固有知识与制度在外来思潮冲击之下的命运。

50位乡官眼中的新农村建设

■54%的乡镇领导不知道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50位乡镇领导中没有1人对农民素质表示满意,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72%■在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方面,乡镇领导对上级财政投入寄予厚望,对财政依赖心理较为普遍■多数乡镇领导认为,目前农民最关心、最迫切希望解决的是“看病贵、上学费用高、养老无保障”

2005河南乡镇撤并:分流超编“乡官”17万

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我国部分省市和地区已开始了撤并乡镇的尝试,如安徽、湖北、山东、浙江等省份都走在全国的前列,与之相比,河南可谓后起之秀。河南在1998年与2001年分别进行了两次乡镇机构改革,但收效甚微,2005年下半年是河南进行大刀阔斧乡镇撤并的改革年。据报道:截至2005年12月21日,河南省已撤并乡镇236个,清退乡镇临时人员2万多人,分流乡镇机构超编人员17万人。这在河南可谓史无前例。河南的成败得失,值得我们总结与反思。

秦国乡官里吏民籍管理职能探究

西周已形成较完善的户籍制,有权威资料可以考证的户籍制产生于战国。秦国的新型户籍制由商鞅创制,基层乡、里两级政权的乡官里吏是贯彻落实民籍的一线管理者。民籍包括五种籍簿,籍簿的初步填写由里吏负责,上报乡部;正式户籍由县乡职能官吏书写。民籍的管理,以乡部吏为主,里吏为辅。里吏配合乡部吏组织民众参加年度案比,配合乡部吏办理拆籍、迁籍、更籍、入籍手续。民籍管理出现失误,里吏负连带责任,乡部吏负主体责任。秦国的乡官里吏实践并发展着比较完备的民籍管理模式,由乡官里吏参与管理的民籍制度基本精神,为其后我国历代王朝继承沿用。

不要让大学生“村官”变成“乡官”、“镇官”

2008-2010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有48.42%的大学生＂村官＂每周5天在村里工作,近35%的大学生＂村官＂在村工作时间在3天以下,有92%的大学生＂村官＂表示被乡镇借调过,甚至有27%的＂村官＂一直在乡镇工作。大学生＂村官＂＂被截留＂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如：管理部门不统一;

仪征“乡官”民提名

用公开选拔的方式,让一些人才脱颖而出,任职乡局级干部职位。这样的改革尝试,近些年在全国各地屡有探索。江苏仪征,就是其中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在仪征乡局级干部公推公选中,群众评委和专职评委推荐得票分值占70%;在乡党委纪委领导班子公推直选中,以市四套班子、乡局级干部、乡镇党员的4:4:2的权重计算综合得票率,按照得票率高低和差额比例,提出候选人预备人选;在乡镇政府领导班子候选人初步人选公开推荐中,市四套班子和副处级干部、正乡局级干部和基层群众的推荐权重为4:4:2,各乡镇参加推荐大会的人员都在500人以上,约占乡镇人口总数的2%左右。仪征的改革,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正式颁布并实施以来,按照中央扩大民主的思路,踏踏实实、稳步推进的一个地方版本。这也给仪征切切实实带来了很好的成效:通过民主和竞争的方式,由更多的人在更大的范围内挑选人才,想干事的人有了机会,会干事的人有了舞台,多干事的人有了待遇,干成事的人有了位置,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你追我赶、充满活力的生动局面。不过,仪征的改革只是在干部入门的选拨环节破了题,如何进一步在退出机制上有所布局,我们充满期待。

太平天国乡村政治再研究——以乡官群体为中心

太平天国据守江南,开始了在占领区以乡村社会为基地较为普遍稳定地推行具有自身政治宗教特色的乡村政治,其核心内容是践行乡官制度。而乡村政治实践的成效却表现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失控的两极化。通过对1860年代太平天国231位乡官构成的乡官群体之分析发现,乡官群体主要作为传统社会“包税人”角色的客观素质、谋私投机和委曲求全的主流心态,以及太平军当局对农村建设的盲目和乡官铨选机制的弊端等因素,共同导致太平天国乡村政治实践的失败,激发了太平天国占领区的民变风潮,太平天国渐失人心。但在评判太平天国功过是非时,尚须正视其努力控制乡村、介入乡村并治理乡村的事实,也应看到将地方行政的重点置于农村和粮食问题,放弃流寇主义,这些都是太平天国终为中国旧式民众运动顶峰的重要原因。

试论先秦乡官制度

乡官虽职低位卑 ,但作为国家政权最基层的官吏 ,其作用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本文拟通过对先秦乡官制度的研究 ,对作为中国乡官制度源头的这一制度的产生和演进以及乡官的选任、职责和监督考核的情况 。

清代中晚期乡官议设初探

清代中叶开始就不时有人提出恢复古代的"乡官"制度,将国家职官体系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对其实施更为有效的控制。然而,"乡官"筹议始终停留在朝野话题的层面上,而未得到实施。时至晚清,随着西方地方自治思潮的传入,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主张将西式地方自治与传统的"乡官"制度嫁接起来,改善基层治理。

乡官“坐直升机” 冲击政坛惯例

一些地方选人用人的框框太多,或明或潜的“规矩”太多,诸如惟职级、惟职称等惯例太多,令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破格提拔优秀干部打破了官场惯例。

汉代乡官“有秩”、“啬夫”补论

运用考古资料,尤其是近年出土的《尹湾汉墓简牍》资料,结合历史文献相互参证分析,对汉代乡官"有秩"与"啬夫"及其相关问题,即可获得前人不曾揭示的一些新认识:汉代乡官"有秩"与"啬夫",名称虽异,但都是乡里负全面领导责任的最主要的行政长官;汉乡一级的领导体制似应为乡有秩或乡啬夫统一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又因乡有秩地位略高于乡啬夫,所以也更有机会升迁为二三百石的长吏。

H镇:乡官的“免税滋味”

对今天的乡镇来说,农业税渐行渐远,改革的脚步却越来越近。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宣布,2006年将在全国免征农业税。自此,中国农民告别几千年的“皇粮国税”,欢呼一个无税时代的来临。然而,温总理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农业税全免只是农村税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巩固改革成果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走更长的路。必须抓紧研究解决税费改革中的新矛盾新问题,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搞好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各项改革上。这是更重要、也更为复杂艰巨的任务”。诚哉斯言!自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乡镇出现的困境并不会在农业税全免之后自动消失,有些问题甚至还会变得更加复杂。农业税全免之后,乡镇改革的时间表大大提前。湖北省率先张弓搭箭,3月初在全省推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面对这样一个改革信号,如果还有人发出“为什么改”的疑问,那显然存在认识上的时滞,摆在全国近4万乡镇面前的是“怎样改”的待解难题。树欲静而风不止。后农业税时代,无论下一步乡镇改革何处落子,总有三个问题无法回避,那就是钱从哪里来?人往何处去?职能如何转变?后农业税时代的乡镇改革充满了悬念。

乡官的“痛”与“乐”

基层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一个县直部门的干部，在面对“急、难、险”任务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冷静、特别无畏、特别能忍辱负重，八成是乡镇干部出身。

乡官与明代政治生活

明代乡官作为在野官员是官僚统治集团的一部分。随着明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变迁及官僚集团内在构成的变化，乡官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露，并逐渐成为明代政治生活中一支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明代乡官的政治活动一般集中于地方，在积极地辅佐地方官员治理地方的同时，也表现出把持地方官府、左右地方政府政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