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乡宦与乡评之互动及其对地方秩序的影响

乡评是晚明民间舆论的一种形式,反映乡里社会的群体共识和道德期许,因兼具公论批判的性质与评断是非的功能,成为晚明乡宦借以维持威望的舆论资源。乡宦一方面主动趋附乡评,通过救荒、慈善、基建等行为实现与乡评之间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随着晚明乡评的不断尖锐化,乡宦陷入恶评的漩涡中,他们因畏于乡评而杜门自守,与乡民的关系也不断恶化,以至酿成大规模的民变。最终晚明乡评参与并推动了地方社会权力阶层的力量转变,生员阶层代乡宦而起,但也造成了地方社会秩序的紊乱。

野服躬耕:晚明乡宦的文化装扮与仕隐并存

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价值选择和生存方式日渐多元,但同时社会变迁也带来了普遍的焦虑,乡宦的社会角色和身份定位变得复杂不确定。于是他们转而借用其他社会群体的角色来寻求身份之外的价值体现,以野服躬耕的文化装扮游离于隐士、官员、士人、农人、商人等不同角色之间。但晚明乡宦既不会抛弃士人身份成为绝对的隐士,也不会成为全然投身于地方事务的改革家,体现出社会转型期知识群体对自我的困惑和反省。

晚明乡宦参与地方社会治理考述——以河南归德府为考察中心

我国古代的乡宦大多有过从政经历,或因事遭贬,或告老还乡,从"仕宦"转化为"乡宦"。乡宦归乡后,他们一般退而不休,通过结社集会、兴建工程、限制特权、改革役法等作为,主动参与当地社会治理,对当地发展及中央政府有效控制地方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由于乡宦群体的个人局限,其影响的正面性、持久性均有待商榷。

晚明乡宦的教化观及其实践困境

明代地方教化组织发展至晚明已渐渐流于形式,普遍的世风日下和风俗浇漓促使乡宦群体重新寻找教化途径,试图以"以身倡率"的模式改良风俗,由改士风到改民风。但由于乡宦以重返浪漫主义色彩的农业田园社会为教化宗旨,这与晚明不可逆的城市化、商业化进程相悖,因此难以赢得民众的认同。同时乡宦虽然在教化观念上主张复古复礼,但在实践中却渐趋奢华纵欲,导致大规模的民众竞相仿效,教化未行而风俗更坏。"上行下效"的教化过程因传统与现代、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冲突而在实际的推行过程中出现困境。

历史的再现 艺术的创新——谈《清忠谱》中群众斗争的艺术描写

《清忠谱》是我国明末清初大戏曲家李玉的代表作。这部剧作取材于明末苏州市民反对魏忠贤逮捕周顺昌的群众斗争。这场斗争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又发生在李玉的故乡,李玉曾亲自耳闻目见其事。“事变”以后,他每思及这段“往事”,便为之“心裂”、“神越”,而时人的传奇又缺少“全篇”。所以,他以“词场史家”自任,把它搬上了戏曲舞台。全剧不仅“事俱按实”,再现了明末群众斗争的历史风貌,而且艺术上也别具匠心,对在戏曲舞台上表现群众斗争很有独创,在明清戏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明朝万历年间松江的苛税杂役

明神宗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封建王朝为了维护其江河日下的统治,尽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税役合一,交银完纳,清查冒占,整顿吏治,并“以江南贵族怙势及诸奸猾吏民善逋赋,选大吏精悍者严行督责”,使得“国藏日充益”。同时,在客观上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治柄赫然”。但张居正变法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只能短暂地使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掠夺有所缓和,而并不能改变他们贪婪的剥削本性。不久,腐朽、寄生的地主阶级看到经济稍有恢复,便又垂涎欲滴,迫不及待地横征暴敛了。 江南土地肥沃,人民勤劳,物产丰富,是明朝财政来源的重要基地。素称鱼米之乡的松江府,因海涂的开发、棉桑的发展、稻麦的连作、商业的繁荣,更使得统治阶级视为奇货可居,“加税之令,急于星火”。而士官吏胥,乘机瘠民肥家,舞文玩法,不仅通过“诡寄”、“飞洒”等手段逃避税赋、侵匿土地,而且派丁加税,鱼肉百姓。

明代河南怀庆卫军户对地方社会的认同与塑造

明初,移民的到来及军事卫所的建立,河南怀庆府地方社会的秩序得以重新勾画。在移民入籍及军户寄籍的历史过程中,他乡即故乡的认同感在军户移民中被逐渐强化。尤其到了明中叶,军籍儒生在科举上的成功及以何瑭为中心的学术群体的形成,使得军户群体成为影响书写地方社会历史的重要因素。同时,军籍乡宦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塑造也是对地方社会认同的体现。

论海瑞的法律思想

回族人民在伟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曾经有过卓越的贡献。在政治法律思想界,就出现过一位杰出的回族法学思想家海瑞,他至今仍然为人们所称颂!研究海瑞的法律思想,对弘扬回族人民在我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光辉业绩,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海瑞(公元1514～1587年),是明代著名的贤臣,一个敢于直谏,为民请命的清官,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人,回族。出身于小官僚家庭,父早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