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乡役之三月”补证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楚城濮之战(在四月),提及战前的“乡役之三月”曾有“郑伯如楚致其师”一事。对于“三月”如何理解,前人观点颇不一致:杜预、段玉裁、竹添光鸿等皆认为是战前的三月,即三月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则存两可之说,认为“三月有二义”,即“三个月”或“三月”,未指何为确解;杨氏又于《白话左传》中将此确指为战前的“三个月”,即“一月或二月”,赞同此说者有沈玉成、何乐士等,至今信者仍众。其实,这里的“三月”应该是本年的三月份,杨氏等人的解说非是,而杜预等人虽已有正解,惜皆未坐实,现补证如下。

由“职”到“役”:两宋乡役负担的演变

作为职役之一,乡役是宋朝乡村民户的一项徭役负担。在维护社会秩序、征收赋税等诸多方面,处于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乡役人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职役”的特性,在官僚士大夫和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其社会形象有很大差距。随着社会的演进,乡役制度发生了由“职”较为突出到“役”日益凸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则反映出宋朝内外交困、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实况。在这一景况下,国家不得不更多地剥夺广大民户的利益,并以牺牲、侵夺国家政权“神经末梢”的乡役人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分工与合作:两宋乡役职责的演变

征税派役、治安管理等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是两宋乡役的主要职责。不同职责,国家规定由不同色役分别掌管,但由于积贫积弱,内外交困等国势,在实行中却往往是混合执行。从唐、元前后两代的沿革来看,宋代乡彼职责及其所反映出的社会发展过程,其特点则更为明显。

在官治与民治之间:宋朝乡役性质辨析

两宋乡役不仅体现为国家权力的“神经末梢,”也是具有以民治民“自治性”意味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并非一级完整的行政区划。乡役性质,官治、自治两者兼具,不可偏废。唐宋朝廷在整合乡村秩序时,乡村管理的外在形式前后变化显著,但其赋役征派、维护治安秩序的实质性内涵,寄寓于乡里、乡都保甲等外在表现形式下,却较少变化。

乡村中国家制度的运作、互动与绩效——试论两宋户等制的紊乱及其对乡役制的影响

户等制和乡役制,均是宋王朝用以控制乡村社会的重要措施。对于何等民户承担何种乡役,国家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但是,由于乡役制前后变动不一,户等制本身紊乱不断,据此差派的乡役也受到影响,趋于混乱。宋代这两项乡村管理制度的互动、运作过程及其实态,反映出作为国家和社会的衔接性社会阶层,由北宋到南宋,乡族势力在乡间的影响不断增强。由于这一社会阶层的上通下和,以及宋王朝行政能力和治理成本等局限,传统帝制政权对于乡村社会的渗透是有限的。王朝控制乡村的制度在实际运作与国家治理理念之间,存有一定差距。

从“稽古行道”到“随时立法”——两宋乡役“迁延不定”的历时性考察

两宋期间,乡役制度在"稽古行道"的外在口号下"随时立法"①,以致前后不但有役名上的反复和叠压,也有差役、募役和名募实差等差派方式的变化。究其原因是朝廷不重视制度的彻底改革,更是与两宋州县财政运转状况以及乡间富民形势户应对帝国法制以维护私家利益等密切相关。

从“集议帐”看宋代荆湖南路民户对乡役负担的应对

北宋前中期,荆湖南路乡役征调以劳役形态为主,其中负责催税的里正、户长役较为艰辛。王安石推行免役法后,湖南路民户深受役钱困扰,免役钱宽剩率始终处于全国高位,这与役钱征收标准多元化、宽剩钱的制度设计有密切关系。随着保甲法与乡役制的融合,湖南路役法亦反复多变,催税役时差甲头,时差保正、长,实质上又回到了劳役形态。“集议帐”法是由官方提出与保障,民间积极响应,官民共同应对科役不均问题的役法新创,是湖南地区对苛繁乡役的应对与调适,体现了公权力主动吸收基层力量参与乡村秩序整合的尝试。

富民阶层与两宋时期乡役主体

两宋时期,作为"治民之基"的乡村治理体系,不论是统治理念、制度设计,还是具体实施都凸显出承上启下的变革特点;随着乡官制向职役制过渡的逐步完成,乡村富民阶层成为乡役主体的格局基本定型。这是中国古代乡村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局,也成为两宋时期乡村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之一。

“乡役论”与乡里制的演变

马端临认为乡守里胥由于在帝制前期为官员,唐宋而后改为从民户差发的役人,故此役人不胜诛求之苛,这一“乡役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秦汉以来乡为地域性的类政区单位,乡守为低级官员,到隋代乡改为逐级团并人户而成的联户单位,乡守也变成了从民户差发的役人。在里胥这一层级,则从来都是从民户差发充任。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新制之行,也深刻影响了基层行政。从唐到北宋中期,由于乡里(管)单位规模过大等原因,作为基层行政最要的催科事务大多由上户或充代之人掌控,相比于州县役,乡役尚未成为主要难题。随着熙丰新法的推行,在都保范围内组建百户规模的催科单位,差雇大保长等充任户长以催科,政府权力进一步深入基层,催科等行政负担被分摊至多数中户乃甚下户。及至南宋,“官督虚籍之赋,民苦破家之役”的局面遂愈发严重,因此影响了后世的里甲制度。

以免役诱民而取其钱?--宋代保甲乡役的成因与影响再研究

北宋熙丰、绍圣年间,在雇役法实践的背景下,新法所重塑的保甲组织逐渐融入职役中的乡役,所形成的“保甲乡役”成为新的职役重难,使史家将之视为雇役法变质、失败的体现。然而乡役本非雇役所针对的重点,保甲乡役的形成是地方官府为解决北宋中期以来,基层公共事务暴增与行政资源不足之矛盾而推行的简政节支措施之一。这些措施既不增加官吏编制,又能完成对基层更深入的控制与汲取,故得朝廷认可并将之制度化。从乡职到乡役再到保甲乡役,反映近古以来基层治理单位细密化、综合化及基层社会权力转换的趋.势,也体现国家、地方官府与基层社会在磨合中形成新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过程。

“乡役论”与乡里制的演变

马端临认为乡守里由于在帝制前期为官员,唐宋而后改为从民户差发的役人,故此役人不胜诛求之苛,这一“乡役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秦汉以来乡为地域性的类政区单位,乡守为低级官员,到隋代乡改为逐级团并人户而成的联户单位,乡守也变成了从民户差发的役人。

宋代土地清丈成效不佳之原因再探——以县乡吏役的职业素养为考察中心

宋代县乡吏役是土地清丈的具体执行者。一方面,县乡吏役在土地清丈中的投入与回报之间无法取得平衡;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同样拥有数量不一的土地,加之社会中盘根错节的各种关系,一旦利益攸关便很难认真负责。在职业技能水平上,受两宋时期各地教育水平及各阶层接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县乡吏役可能并不具备掌握土地清丈所需的书算能力。总之,在一般情况下,宋代县乡吏役不能以较高的职业素养水准投入到土地清丈中,这直接影响到土地清丈所获数据的准确性,进而影响到土地清丈的成效。所以,执役者自身较低水准的职业素养,也是两宋土地清丈效果不佳且屡次进行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清代“乡地”制度考略

清代雍乾以后里甲制度趋于废弛,"乡地"成为各地的主体性乡村职役组织。乡地不同于保甲,是一种职能全面的地域性乡役组织,一般以村、庄等自然聚落为基层单位,其上置各级"地方"。各地乡地组织的生成途径互有不同,有些是出于原有地域性乡役组织的转化,有些是出于里甲组织的地域化演变,有些是伴随里甲制度的废除而创建,有些则长期与里甲组织共存,此外,有些地方的乡地通过编联保甲得到充实,呈现次生形态。乡地组织承担的职能包括催征田赋杂税、摊派征发差徭、报告刑事和治安事件、在民事诉讼和刑事案件审理中承担各种责任、进行道德教化和调节民事纠纷、办理保甲和统计户口、办理抗灾赈济事务,以及奉官府饬令办理各种临时性事务。清中期以后的乡地制度,可以折射出中国传统政治的实用主义特征,可以反映中国政治发展中国家组织逐渐向乡村社会延伸的趋势。

试论北宋职役制度

宋代职役制度,是宋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对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对于了解宋代阶级斗争状况,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斗争状况,是大有裨益的。解放以来,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为进一步研究开拓了道路。解放后关于职役制度的研究,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一些看法:一,关于宋代职役制度的性质。

宋代好讼之风产生原因再思考——以乡村司法机制为中心

对宋代民风好讼问题,可以从社会经济变化和司法机制两个角度来理解。前者原因包括民众私有观念深化,社会成员之间交往增多,人口增加等几方面。后者是宋代司法机制在乡村层次的相对薄弱———由于乡村中缺少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对民间各种矛盾进行有效协调,因而造成诉案大量涌入州县衙门。

清代乡约基层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

清代乡约基层行政管理职能的强化,主要表现为乡约被赋予基层司法、稽查奸宄和催粮办差等职能。乡约基层司法权威的增加,是老人制度衰落的结果。乡约被赋予稽查职能,则是保甲稽查效果不佳造成的。而清代乡约催科的普遍化,则是以里甲制的衰落为背景的。因此,清代乡约的官役化,不仅是国家权力逐步下移的过程,也是其他基层社会组织职能向乡约转移的结果。

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镇宁自治县部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

黔府函[2016]25号安顺市人民政府:你市《关于镇宁自治县乡级行政区划调整的请示》(安府呈[2015]12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一、同意撤销扁担山乡、募役乡、本寨乡建制,分别设置扁担山镇、募役镇、本寨镇,撤乡设镇后行政区域和政府驻地不变。二、同意撤销城关镇建制,分别设置白马湖街道和环翠街道。(一)新设置的白马湖街道辖原城关镇南街社区、黄果树东大街社区、青龙村、水京村、黄马村、治安村、民族村、永和村、田其村、凉山村、城南村、大新村、民新村、祝英村。

论宋代县乡吏役在土地清丈中的职责

两宋时期,土地作为国家赋役征发依据的作用日益突出,但隐匿田亩、赋役不均的问题十分严重,有鉴于此,两宋时期屡次推行土地清丈。县乡吏役在土地清丈中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北宋时期,乡役人主要承担着土地打量以及亩角的计算;南宋时期,乡役人需要承担土地的打量以及亩角产税的折算计定,这与两宋时期均税地域范围从县变为乡存在直接的关系。县吏在土地清丈中承担着指导监督乡役人的具体操作执行以及攒造部分簿账文书的职责,在北宋时期还需承担对亩角的审定以及产税的折算均摊;在南宋时期如果乡役人无法完成亩角产税的折算计定,则需由县吏承担,这与乡役人的职业技能水平存在密切的关系。

宋代的形势户

宋代的户籍制,大体承袭五代的户等制,按人户统计,有主户、客户两大类,主户分等级,客户不分等级。以主户来看,有坊郭九等户、乡村五等户。此外,是不是还有被称为“形势之家”的人户?在宋朝的诏令和宋人的著述里,这种户有时与官户、乡村五等户、豪强户相提并论,如“命官形势”、“官户形势之家”、“形势食禄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