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义军时期敦煌的乡族与社会

归义军时期敦煌的乡族力量主要包括乡豪、乡里胥吏、耆寿。乡族力量在敦煌社会中的功能有组织集体活动、倡导公共建设、推行社会教化、调解民事纠纷、参与政治活动。乡族是归义军政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得不依赖的对象,在建设乡村、推进社会治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清代赣南的乡族势力与农村墟市

清代赣南的农村墟市的建立、发展和管理是与乡族势力联系在一起的。乡族势力对农村墟市的控制,不仅使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地方社会的资源,而且使墟市的设立并不完全符合经济规律,呈现出一定的“非经济性”。

从清代安徽经济社区看基层社会乡族组织的作用

乡族是区域基层社会中众多族姓基于公共事业活动和文化信仰而形成的、共同领导和协调公共事务的实体组织。清代安徽各家族、宗族组织 ,在以市场网络、水利设施为标志的共同的经济活动中 ,组成了“互动”“共生”的乡族组织 ,由邑绅为代表 ,共同统治着基层社会的经济社区。这一模式 ,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研究中 ,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

汉代“乡三老”与乡族势力蠡测

综合分析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本文认为汉代“乡三老”具有官方身份但又不是纯粹的吏,他们通常颇有资财,有相当的文化和议政能力,在当地较大的地域范围内对民众有号召力,因而是乡族势力的代表人物。汉朝建立“乡三老”制度,旨在笼络和利用乡族势力的代表人物,让他们从政治和文化习俗方面帮助国家维护乡村统治秩序,从而加强国家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控制。

从碑刻、民间文书等资料看福建与台湾的乡族关系

利用碑刻文书等民间资料研究历史 ,于今已经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福建地区现存下来的有关台湾的碑刻文书 ,为数甚少。近年来 ,获见一些记录福建沿海地区家族、乡族与台湾相关往来的碑文 ,以及民间信函、家族祭祖簿记、族规乡约等资料 ,洵为可贵。根据这些民间文书资料 ,可以对清代以来福建与台湾的民间关系 ,特别是两地的家族。

清末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

清代后期,民间规避赋税的行为日趋激烈,不仅有一般的贫民参加,更有许多地主、乡绅等乡族势力从中推波助澜,从而使清代后期的赋役征收及民间的抗粮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民间抗粮与官府统治权力彼此消长。乡族势力在与国家政权争夺权益的时候,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当国家政权统治比较稳固的时候,乡族势力能够相对地约束自己和配合政权的统治;而当国家政权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的时候,乡族势力就能更多地操纵地方事务并且侵蚀国家政权的权益。国家政权与乡族势力的复杂关系,无疑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唐代乡族势力的地方政治参与——以德政碑为中心

文章利用德政碑,探讨了唐代以耆老为代表的乡族势力其地方政治的参与情况,大体有三:为藩镇和州县官员申奏刻立德政碑,上书反映当地官员的治绩或败绩,干涉地方官员的去留。透过德政碑,可以看到唐朝的国家监察非常重视利用基层力量来制约地方官员,一则给予他们较大的权力,可以直接上书朝廷,到朝廷请愿,或者向巡察使等反映当地情况,甚至可以直接干涉当地官员的去留,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升迁;二则地方官员的序迁除授,晚唐中央也重视向以耆老为代表的地方民众核实该官员的治绩是否属实,自下而上与国家自上而下的监察体制相辅相成。德政碑从更深的层次揭露了唐代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渠道和方式。

风水信仰与乡族秩序的议约化——以契约为证

本文以福建的风水契约为基本资料 ,管窥风水信仰与传统乡土社会的秩序构建的密切关系。文章集中探讨的是契约文书所反映的三个观念层面的问题 :旧坟买卖与乡土社会之风水信仰图式的意义转换 ,远祖墓地风水的象征营造与家族和房派的认同层级的变化 ,乡族势力如何借助风水观念图式参与乡土社会的秩序控制。随着风水观念在传统乡土社会的“深耕化” ,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模式部分地受到了风水观念图式的先在的制约和安排 ,从而在“破坏 /整合”之相对的向力之中维持其一种动态的平衡机制。

民国时期的晋江华侨与乡族械斗

文章根据新发现的民国档案、报刊资料,就民国时期晋江华侨在乡族械斗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一探索。华侨一方面充当支援者,利用资金、武器对家乡械斗予以接济,作为乡族利益的代言人向政府施加影响,助长了械斗的蔓延;另一方面又充当调解人,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参与械斗的调解,努力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矛盾角色反映出乡族观念对华侨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体现出民国时期华侨已经成为侨乡社会的一种重要调节力量。

围绕“乡族”问题——在厦门大学共同研究会上的讨论报告

一九八三年四月至次年一月,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和中国教育部双方协定所派遣的长期研究员,就“中国明代土地制度研究”这一总课题,在中国的复旦、厦门、武汉、南京以及北京五所大学学习。其间,除荣幸受邀参加在昆明市召开的第一次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学术讨论会之外,还给我访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京博物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天津市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机会。关于这些活动的概况,记述于另稿《和中国史学界的十个月》中(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九二、史学三一,一九八五年)。本文所述,是为了把八三年九月在厦门大学度过的一个月间,本人与傅衣凌、杨国桢二先生为首的厦大历史研究所以及历史系的研究生们所进行的共同研究会的情况传告于诸位。同时本文能够作为战后给我们极大影响的厦门大学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现状报告,也是荣幸之至。

唐代乡族势力对地方政治的参与

唐代乡族势力对地方政治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二是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与制约,甚至干预地方官员的升迁与去留。从而实现了唐代国家与地方基层社会的有效沟通与互动。

从宗族到乡族:闽西芷溪古村跨宗族整合的事件空间与会社组织

以闽西古村芷溪为研究对象,基于各宗族居住形态形成过程的分析,利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发现士绅阶层通过跨宗族的会社组织对地方公共事务实行有效的控制,使得多个独立的血缘型宗族聚落建构出一个跨宗族、超血缘的乡族共同体,并通过四年轮值制度举行的游灯仪式串起祖屋、神祠、庵庙等各种"事件空间",完成对社区空间组织、以及村民对"芷溪人"身份认同的建构。

傅衣凌学术研究中的乡族势力与中国传统社会

乡族势力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关系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著名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家傅衣凌先生以敏锐的视角洞察乡族势力与中国传统社会变迁之内在联系,并通过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修改完善研究成果。傅衣凌先生早期认为乡族组织的存在阻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到后来又提出了乡族势力缓冲了外来压力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多元化的观点,即著名的"乡族论"、"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为我国乡族势力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沈从文“乡族”与“军族”叙述中的“生活”与“生命”——以《丈夫》和《连长》为例

沈从文小说《丈夫》与《连长》可以代表其小说世界里"乡族"与"军族"的两个题材,在"乡族"与"军族"的叙述维度中,作者隐含的"生活"与"生命"观多有抵牾,充满了潜在写作的无意识悖论。

游走的“边缘人”:新时期乡族小说的新形象

游走的"边缘人"——流动农民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型阶层。"边缘人"的兴起是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对"边缘人"的发现和书写,构成当代文学不可忽视的大事。忍让型"边缘人"经济地位的缺席预示了他们劳动价值的失范,"自我认同"型"边缘人"则通过自身的抗争努力寻求社会的认同。新时期乡族小说以特有的艺术形式反映了这些"边缘人"所表现的生存、伦理、价值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论闽商经营中宗亲乡族势力的现代转型

结合文献资料、实地调研和典型案例,分析了闽商经营中宗亲乡族势力的作用、发展困境和机遇,指出其现代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从精神观念、素质形象、组织形式等方面探讨了其转型策略。认为闽商经营中的宗亲乡族势力是闽商经营活动的一大特色,也是闽商成功的一个重要支撑;在海西建设的新背景下,应当摆脱落后的宗法乡约和功利主义的束缚,倡导大团队精神,提高教育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转型为现代商会组织,打造闽商精英团队,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为闽商事业和福建经济建设的新一轮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明清福建沿海农田水利制度与乡族组织

历史上的农田水利制度,不仅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且反映了农业生产过程的社会组织形式,应当成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考察明清福建沿海的农田水利制度,旨在探讨与此相关的农村社会组织。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农田水利事业的组织形式 福建沿海农田水利事业的组织形式,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办”和“民办”两种类型。在沿海各地,由于自然条件有较大的差异,农田水利工程的规模不尽相同,其组织形式也各具特色。

明清福建的民间宗教信仰与乡族组织

福建民间的宗教信仰与家族制度的关系至为密切,而这种与家族制度关系密切的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带有浓厚的实用功利性色彩。从整体上说,福建民间的宗教信仰,也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型:一、从西方传进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等其他教派);二、伊斯兰教(回教);三、佛教;四、道教;五、各类神魔鬼怪。但由于西方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家族制度的价值观念差异甚大,因此这两种宗教历来受到福建大部分人民的强烈抵制,社会影响比较微弱。许多家族甚至在族规、告示中明文禁止族人奉仰基督教。妇福安县甘棠堡的林、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