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

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能否充分融合,决定着他们能否形成自己的乡族集团,从而能否在南方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有关东晋南朝政治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传统文献资料的不足,以往的研究难以深入下去。近些年来新发现了若干墓志资料,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分析这些资料,我们发现,在是否与南人联姻,是否以侨居地为籍贯,是否将居地和葬地置于侨籍所属之侨州郡县内这三个关键问题上,东晋的北方高级士族和中下层士人的情况有所不同。高级士族未能在上述三个方面与南方社会充分融合;而京口地区的中下层士族却程度不同地在以上三个方面与南方社会有所融合,并较早地结成以宗族、乡里为核心的新的乡族集团。这既印证了传统文献中的若干记载,又大大补充了传统文献的不足,为东晋末年高级文化大族逐渐丧失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力,而中下层士族得以崛起,并执掌国家政权,找到了更为充分的历史依据。

东晋襄阳地区军府的沿革及其与各政治集团之关系——以侨义成郡为中心的考察

东晋襄阳地区军府扼长江中上游北鄙门户,政治地位十分突出,其沿革与各政治集团势力的消长关系密切。咸和七年,陶侃以桓宣镇襄阳,以其淮南部曲置侨义成郡。襄阳地区军府的沿革,与义成郡统辖权的归属紧密相关。义成郡统辖权在不同名号的襄阳地区军府和其他军府间频繁地转换,关键在于义成郡军事化的"乡族集团"是襄阳地区军府所仰仗的重要力量,而其他军府(主要是荆州都督府)欲削弱或省废襄阳军府时,则往往先将义成郡的统辖权收归己有。义成郡统辖权的转换,见证了襄阳地区军府的沿革和各政治集团斗争的经过。

封建宗法势力对佛山经济的控制及其产生的影响

中国城市的兴起和繁荣为时甚早。明代,特别是宋代之前,城市是因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亦即或为设置郡县治所,或为军事要地驻扎重兵而发展起来的。一般都处于经济富庶,交通便捷的地方。它虽然是作为该地区自然经济必要组成部分的地方小市场网络的轴心,但也仅仅是土贡式贸易的中心而已,对该地区的经济并不起支配的作用。城市内部有一些奢侈品和日用品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本城市居民的需要,并不以广大农村为其市场。因此,在这种“郡县城市”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八)

十六 明清两代,福建有不少乡族集团,为了扩大本乡族的影响以及加强对于乡族内部的控制,往往集建有形形色色的乡有或族有的寺庙庵观等。此类寺庙,由于财产系乡族所捐给,寺庙的僧道等管理人员,对于该乡族集团往往带有较强的依附关系。一九八三年,我们在邵武县获见《樵西古潭何氏宗谱》,其中卷三记载樵西何、叶、徐、吴四姓合资修建南山善济庵,并附有一组何、叶诸姓与该庵僧人的各种关系文书,对于了解明清时期福建地区寺院经济和乡族势力的一个侧面,很有帮助。今抄录如下,以饷同好。 立议明扺兑字人僧普照、静修,原何国盛、锦标、思圣、鼎玉、周俊、又岐等,先祖施有均山寺田米十石四斗,因山门颓败,致僧觉安迁徙南山庵,将所施米数带归此庵已有年所。及至僧权一理家不守清规,将何施主所施产业盗卖一光,今何姓查明,速欲鸣官究治,僧等适值众施主敦请掌管是庵,因力劝何姓念在三宝佛上,又兼旧腊庵遭回禄,姑从宽宥,但何姓所施米数,原以斋僧供佛并奉祀祖牌,奚容盗卖?僧等不敢忘何姓善心。

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村社制和奴隶制残余

人们在研究中国史时提出许多感兴趣的问题,诸如中国历史上的时局,有如走马灯般的变动,封建王朝不断兴衰更迭,农民战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不时出现新贵族代替旧贵族、游牧贵族代替农耕贵族的情况;其在财产权上也不是很稳定的,所谓“千年田,八百主”,即足说明其间变动的剧烈。从表面上看来,随着新王朝的建立似乎一切都变了,人也变了,农民皇帝取代了蒙古大汗。可是,如果宏观整个社会,则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化,耕田的还是农民,当地主的照样是地主,中国社会的发展始终迟滞缓慢,一直没有超越过自然经济的界线,处于一种“死的拖住活的”的状态中。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这样迟滞不进呢?这必须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加以探索,找出造成迟滞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