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学全科教师培养的难题与破解

作为补给乡村教师队伍的有效途径,培养小学全科教师既是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优化乡村教师队伍的现实需要,亦是加快乡村教育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当前,关于小学全科教师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由于对全科教师的价值认识存在争议,出现了小学全科教师自身缺乏身份认同感、社会需求与供给存在矛盾等问题,影响了小学全科教师的培养质量。为此,正确看待全科教师的价值,坚定教师个人信念,构建校内外协同培养模式,优化培养机制,注重全科培养,加强政策支持,逐步解决乡村小学全科教师面临的困难,能够优化乡村教师队伍,提升乡村教师的整体素质。

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发展的影响—— 基于1804个县域经验证据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方向,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文章首先在理论层面阐述了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随后基于2018-2020年1804个县域的面板数据,结合熵权法构建乡村振兴综合评价体系并测算乡村振兴指数,匹配《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2020)》,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能显著促进乡村振兴,而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未展现出应有的效果。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等乡村振兴维度的促进效应最为明显。数字乡村水平较高的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公共预算支出较低的县域,数字乡村驱动乡村振兴的效果更为明显。上述发现表明,当前阶段的乡村振兴应该紧密结合数字乡村建设契机,重点推进乡村经济数字化转型,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生活的便利度和获得感。政府应加大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投入,特别是对数字乡村发展较落后地区的支持。

乡村治理现代化:现实基础与差异化资源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和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建立在已有乡村治理资源基础上的,已有的治理资源决定了治理能力。传统的乡村自治传统、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的农村工作经验和以科层制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政权建设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要资源。不同的村庄有着不同的治理资源,这决定了同样的治理机制在不同乡村产生了不同的效果。治理目标决定了治理机制,治理能力决定了治理效果。面对治理资源的差异性,要实现统一的治理目标,就需要培育乡村治理基础,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从而平衡统一的治理目标与多样的治理基础之间的张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土村落的设计与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给乡土村落来带了深化影响,如村落面貌发生了变化、乡土文化重新焕发活力、乡村经济得到了发展、乡村居民生活条件与方式实现了较大转变。该设计则从乡村景观设计出发,强调乡村振兴背景下乡土村落面貌变化、乡土文化传承发展等。从美丽乡村建设到如今奔赴共同富裕,作为乡村居民重要活动场所,作为乡土村落面貌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乡村文化重要载体的乡村建筑,已经不再满足于原本的生产生活功能,而是越来越注重其美观性、文化性和艺术性,其承载的也不仅仅只是“乡愁”,更是彰显“乡韵”的一种全新存在。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学校文化教育发展问题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赋予乡村学校文化教育发展新的历史使命。乡村学校作为乡村办学机构,其承载着乡村政策宣传、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人才培养等重要责任。在城镇化、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有的乡村学校文化教育发展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迷失方向、缺乏乡土特色的现象。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相关要求,乡村学校文化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应顺应乡村社会转型发展要求更新育人理念,筑牢乡村文化根基;凸显文化自信,重视校园文化引领;活用教学方式,助推乡村文化内化;加强师资培育,担当文化振兴使命,助力乡村振兴。

基于乡村振兴的“体育+劳育”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和重要力量。文章基于乡村振兴背景,分析了“体育+劳育”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理论依据,其中包括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特点、体育及劳动教育的作用及特点及“体育+劳育”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作用及特点,探讨了我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现状,在此基础上,讨论“体育+劳育”融合下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优势,并提出“体育+劳育”融合下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路径,以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中国情境下的乡村创业:一个研究框架的构建

乡村创业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抓手和实际切入点。“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创造的成功经验和实践范例,不仅成为一份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样本,还为我国乡村创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中乡村情境是与创业活动紧密交互且不可剥离的要素,是实践和理论的研究焦点。通过梳理全球乡村创业研究脉络发现,异质性情境决定了乡村创业研究的侧重点,使不同区域开展的研究呈现发展不平衡且碎片化的特征。为推进我国乡村创业研究的内生理论发展,通过紧扣乡村创业活动与情境的互动这一核心特征,在梳理多维情境中乡村创业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中国情境下开展乡村创业研究的综合框架。该框架遵循资源依赖理论的逻辑,通过审视乡村情境各维度蕴含的资源,分析乡村创业同情境之间的资源依赖程度,强调最契合动态嵌入模式的选择。在时间、空间双重维度中,该嵌入模式的动态特征决定了乡村创业实现路径会不断演化甚至有双元嵌入融合的可能。结论进一步厘清了乡村创业的理论边界,有助于我国乡村创业研究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发展,表明在学习“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所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时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以当地乡村情境为核心,合理编排相适配的资源,选择恰当的嵌入模式以促进当地产业有序、良性发展。

“村超”出圈:乡村文化振兴新力量

让更多基层群众投身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发挥乡村内生动力,启动在地化知识体系和文化传统。贵州榕江“村超”火爆现象表明,基于全球本土化和在地化视野,可以理解并尊重乡村的知识传统和文化传统,发挥基层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找到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因势利导精耕乡村体育土壤,发展乡村在地化体育,有助于推动新时代乡村体育文化长期繁荣,从而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论旅游开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国乡村建设中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近10年来乡村旅游开发的勃兴。在传统意义上,乡村旅游开发会产生巨大的经济、生态、环境和文化建设的正面效应,业已得到学界和社会的公认。但随着近年来文旅融合的持续深化,乡村旅游开发作为一种具有综合价值的平台治理形式,似乎还没有得到学界的深入阐发。

绿美文山建设中乡村生活垃圾处理的调研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文山州”)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发展主题,高质量推进绿美文山建设,不断改善和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推动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迈上新台阶。然而,在乡村变绿变美的同时,乡村生活垃圾处理陷入了困境,成为绿美建设中的一个痛点和堵点。这一问题得不到合理“根治”,势必会导致乡村生态环境进一步污染和破坏,影响乡村现代化进程和乡村文明。

青年视角下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表达与场景建构

青年群体参与乡村旅游、融入乡村发展、介入乡村振兴,为打破乡村旅游“围城效应”困局,重塑“乡村性”创造了更多可能。以场景理论为依托,对37个青年集聚的超大、特大城市周边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开展研究,结合相关性分析、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PCA)方法,剖析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表达及相关模式,最后结合案例分析剖析青年群体再构“新乡村性”。青年群体正以扎根集聚与守望创新传承保育传统乡土内核、以现代理念与国际视野再构现代乡村新特性、以多元体验与在线“蜂鸣”重塑理想乡村新意象,日渐成为重构乡村性、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不可或缺的建设、体验与消费主体。

银龄教师助力乡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

银龄教师是对“老龄化”时代退休教师优势资源开发的结果表现,是助力乡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的重要力量。银龄教师助力乡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具有补充、帮扶、优化等价值,能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乡村学校教育水平发力,助推教育强国目标实现。当前由于相关政策实施处于经验积累阶段,银龄教师助力乡村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面临供需匹配之困、动力激发之困、差异跨越之困、优势利用之困和成效保障之困,阻碍了预期成效实现。为突破困境,可从利用数字技术、提供服务支持保障、完善招募与培训体系、“输血”与“造血”并举、构建服务成效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实现推动供需侧无缝对接、合理调适主体矛盾的同时,充分发挥优势、持续维系帮扶成效,借助银龄教师之力打造高质量乡村教师队伍。

激发乡村教育振兴新动力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经验表明,做好美好乡村建设,须紧扣区域常住人口,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培养好各类乡村人才。乡村学校是美好乡村建设的重要载体,没有了学校,乡村建设就缺少了活力;办好了学校,才能激活乡村人口活力,让乡村文化丰富起来。在美好乡村建设中,要改变以往乡村教育弱、差等观念认识。“千万工程”的实践经验表明,因地制宜规划好、建设好、解决好、支撑好乡村学校建设,确保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及其推进机制

在国家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下,浙江省率先探索未来乡村建设路径,其本质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的重要成果。作为浙江省共同富裕现代化创建单元之一,未来乡村重点围绕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大价值理念,对乡村九大场景建设营造提出具体要求,并集成共富乡村、美丽乡村、数字乡村、人文乡村、善治乡村于一体。在未来乡村建设实践层面,浙江省通过“地方探索—试点创建—建成提升—全面推广”的实施路径,省市县三级联动的申报创建评价流程体系以及各个政府部门的职责作用,逐步形成“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的乡村建设格局,以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

空间重构: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浙江省德清县W村的案例分析

数字赋能已成为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支撑。数字技术向乡村持续渗透与覆盖,使乡村地域系统的实践、社会和文化空间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以浙江W村的数字乡村治理实践为案例,探究乡村空间重构的内在逻辑,阐释微观实践空间形态与村民治理行动的相互影响。数字乡村空间重构的逻辑包括实践空间的理性建构、社会空间的关系重组和文化空间的价值重塑。空间重构对于推动数字乡村建设行动具有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也存在实践空间设计的弹性缺失、社会空间的活力受限和文化空间的体验落寞等问题。因此,数字乡村治理需要因地制宜,结合地方发展实际,激活乡村空间中的内生动力,促进乡村地域空间的“活化”;确立乡村空间中的地方秩序,推动制度规则的“再造”;唤醒乡村空间中的历史记忆,推进文化资源的“重生”。

乡村治理共同体视角下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双重样态与实现路径

基层政府、人民法院、乡村自治主体形塑了乡村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内部理应呈现出的行政行为介入规范自治、司法权力嵌入保障私权、自治主体纠偏回归法治等预设样态,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应然图景。然而,行政行为偏差、司法裁判冲突、自治秩序混乱等治理乱象表明,治理共同体内部存在的行政机关权责失衡、司法机关审理规则不明、自治主体落实约束制度缺位,已然成为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面临的现实困境。立足于村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融合发展,以细化权责清单、统一司法规则、完善制度保障为依托,厘清行政机关介入农民集体决议事项的权力限度与责任范围、明确司法机关处理农民集体决议纠纷的案由类型与撤销权客体、强化自治主体重作农民集体决议的内部约束与司法约束,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重要路径。

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内涵、推进逻辑与实现机制

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农耕文明为底基,以乡村自然环境为基本载体,融入现代先进技术手段,以乡村教育优质均衡为目标,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振兴的乡村教育现代化进程。要推动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需要直面我国乡村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所存在的实践目标不够明晰、主体治理亟需提质、助推乡村经济文化能力偏弱、对外交流与合作水平相对滞后、风险调适机制仍需完善的挑战,遵循保障农民教育基本权益的底线逻辑,根植中华农耕文明的历史逻辑,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以及扎根中国乡村大地办教育的实践逻辑。从动态目标设计、主体治理完善、经济文化重塑、合作交流拓展、行动协同规范五个层面推进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

源流耦合: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中合作生产的生成机制——基于乡村春晚的案例分析

“身有所栖”而“心无所寄”现象是乡村治理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以需求回应性和农民主体性为特征的合作生产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模式。通过对乡村春晚案例的研究发现,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中合作生产的生成是由在特定时刻汇合在一起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文化源流推动下文化之窗打开,通过文化源流、行政源流和乡土源流的两两局部耦合开启行政之窗和乡土之窗,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资源依赖关系,实现三者的全部耦合开启合作之窗,进而在领导注意力分配的驱动下生成。乡村公共文化合作生产生成机制为理解中国情境下的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视角。

西部地区推进乡村建设的现实困难与思路举措

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现阶段乡村建设的最大短板在西部地区,最大难点也在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乡村建设面临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健全、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任务重,公共服务能力明显不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难度高,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实现脱贫产业健康发展挑战多,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地域差异性、农民主体性和操作实效性重视不够,以及乡村要素持续外流和公共财力投入有限等一系列突出难题。今后一个时期,应遵循城乡发展规律和乡村建设规律,立足西部实际和农民现实需要,给予西部地区乡村建设特殊且有效的帮扶措施,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稳步提升西部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特色产业持续性、人居环境舒适度和农民群众幸福感,不断夯实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基础。

乡村旅游何以助推乡村振兴——基于天津市蓟州区小穿芳峪村全域旅游的个案分析

在中国具备旅游发展要素的农村地区,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乡村旅游不仅可以促进农村产业兴旺,还可以促进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通过对天津市蓟州区小穿芳峪村成功开发全域旅游的个案进行考察,提炼概括了乡村地区发展旅游业的先天要素、核心要素和增质要素;同时,该村形成的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集体+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三治融合”的治理结构,为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提供了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