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意识形态的风景:《乡村与城市》中的视觉政治

《乡村与城市》代表了英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传统,即乡村与城市书写的传统。威廉斯通过作为意识形态的风景视角,梳理了英国文学脉络中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重要历史线索,其目的在于颠覆“如画风景”的田园书写和城市“进步”话语叙事,揭示出风景在社会秩序演进中的建构作用。他对全球化时代的城乡关系注入更加深刻的寓意——“城市化”帝国风景与“乡村”殖民地的关系,将风景话语暗含的现代性隐忧推进至全球范围。英国文学作者对城乡风景的凝视,表征了观看主体特定观看方式下的自我投射,展示出不同历史语境特有的意识形态。

英国文学的空间释读——论《乡村与城市》中的英国性流变

《乡村与城市》通过解读英国文学作品,分析乡村与城市空间,结合文化、社会语境,探究英国性的历史变迁。首先,该书驳斥了"快乐的英格兰"乡村怀旧情愫,解构了田园式的文学幻象,使得乡村空间中包含的经济关系上升为洞察英国性的焦点问题;其次,该书揭示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造成沉重的经济剥削及日趋复杂的城乡关系,使得现代性成为书写英国性的重要因素;该书还指出,在全球化影响下,乡村与城市在文学中构建了相互融合的"第三空间",通过抵抗资本主义,寻找化解民族危机的渠道。

乡村与城市,等值而不同质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德国Ludwigshafen市郊外的一个小镇住了4个月。小镇上多是一些带有花园的独立式住宅,我居室的窗外就是大片农田,这是我第一次住在离农田如此之近的地方。但是除了偶尔看到在大田里转动的农用机械外,我从未见到干农活的农民。镇上的居民多在Ludwigshafen市工作,乘坐轻轨半小时可到市中心,交通非常便捷。小镇的主街上有超市、邮局和各类专卖店等服务设施,镇外还有一个标准足球场。

民间调解在乡村与城市的发展差异

诉讼作为民间纠纷的解决方式在千变万化、日趋纷繁的民间纠纷面前有时也显得束手无策和应接不暇。于是民间调解这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被重拾。文章从民间调解的形式、依据、组织和调解员组成以及对象四个方面来探讨民间调解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以便寻找民间调解的发展规律,最终能够促进民间调解的完善。

乡村与城市——薇拉·凯瑟《瓦格纳音乐会》的结构探析

《瓦格纳音乐会》是薇拉·凯瑟的早期作品之一,反映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本文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小说的行文结构进行了剖析,揭示出小说作者通过描述现实、回忆过去联结小说中的乡村与城市、理想与现实,从而使故事浑然一体。

割裂与反抗:重审中国“土味文化”现象——基于“乡村与城市”视角

“土味文化”是由生活在中国大城市边缘、三四线城市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小镇青年”创造的,自诞生以来,便遭遇了主流社会的嘲讽与批判。英国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认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其社会背景紧密相关,他提出了“乡村与城市”的文化研究视角。中国“土味文化”的勃兴本质上受城市化背景影响,对“土味文化”的彻底否定是城市主流审美与文化霸权的话语压制,当前对“土味文化”应该给予包容的态度和合理的生存空间,尊重小镇青年展现自我的表达权利。

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精神危机与话语重构——70后诗人侧影

从乡村进入城市的70后诗人,在求学时期曾深受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诗的影响而走上诗歌道路。他们凝视着现代大都市正在频繁上演的悲喜剧,与他们背负的乡镇历史和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性纠缠搏斗。然而,他们的诗却频繁地展现他们作为进城者的失败与虚无,以及凋敝的乡村已无法返回的悲伤与惆怅。他们在书写自身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感受到的精神危机的同时,也尝试寻求新的写作可能性,用古典抒情策略烛照都市和山野生活经验,以本体灵思为荒原化的存在重新注入意义的甘泉,从而在话语层面重构乡村与都市之间的情感结构与文化张力。

春风化雨 锐意创新 共筑和美乡村

乡村兴则百姓兴、乡村安则天下安。乡村,作为中国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生活的根基。尝一口“本地”菜、品一汪山泉水,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人生理想的美好寄寓,他们寄予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中,在“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山水情缘中,在“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乡愁眷思中,更在每年春运往返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羁旅客心中。

踏上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路的歌者——沈从文与施蛰存小说的城乡二元文化探析

沈从文和施蛰存分别是“京派”和“海派”小说的代表作家 ,二人具有相同的城乡二元文化心理 ,其作品形象的反映了在 2 0世纪 30年代中国由乡村步入城市、由传统走向现代所经历的痛苦而艰难的心理蜕变过程 ,研究二人小说中的城乡二元文化 ,对于我们认识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城乡二元文化母题 ,厘清 2 0世纪城市小说的发展轨迹 ,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城市、乡村与西方田园诗——对一种文类现象语境的“考古学”描述

文章从一种“考古学”的角度考察了乡村与城市之间对立关系的演化过程,并侧重探讨了西方田园诗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以及西方现代诗人“返乡”的心理意向性。文章认为,现代都市主义对乡村的征服和贬抑本身并不映现人类文明的真正发展样式。相反,那些被现代都市文明所征服、排斥的对立面都正好是人类情感生命本身所需求的合理因素。田园诗,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和主题业已消亡,然而。它的诗性结构却播散、潜沉于现代诗人的诗性意识之中,并深化了他们作品的田园乌托邦冲动。

乡村主题的变奏与城市形象的改写——评《1980年代的爱情》

自《那山那人那狗》与《暖》之后,霍建起电影的乡村(故乡)主题书写发生了明显的变奏,而进入到乡村与城市的二元书写的框架。由《那山那人那狗》和《暖》所建构的田园牧歌式的乡土世界被打破,乡村已不能维持一种自足的空间存在。到了《1980年代的爱情》,隐藏在乡村背后的城市正式登场,恬静的乡村书写与被压缩、被省略的城市时间书写形成强烈的反差。因而城市的形象遭到改写,由彼时的憧憬、眺望与想象变为和乡土田园相对的一个掠夺式的符号或象征,而霍建起的田园理想也在变奏中呈现出某种悲凉的意味,犹如一首挽歌。

城市文学乃乡土文学的结晶——以旧海棠《消失的名字》为例

我很难把我对光明、对生活的爱与我对我要描述的绝望经历的依恋分离开来。没有生活之绝望就不会有对生活的爱。——加缪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以文化研究的视角梳理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乡村和城市关系的演变史,作者既对乡村田园牧歌化进行袪魅,也对城市进步主义进行批判,让我们知晓城、乡貌似二元对立的概念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同时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充斥着种种危机的总体发展过程中”。

人类活动对河岸湿地植物群落的影响

人类活动干扰是河岸带外来植物侵入的主要原因之一.选取唐河县乡村段和城市段,对比研究河岸湿地外来植物群落特征,旨在探明不同类型人类活动对外来植物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6个处理中乡村段河岸上乡土植物的比例最高(65.38%).乡村段的乡土植物比城市段多,乡村段的入侵植物明显低于城市段.无论是乡村段还是城市段,乡土植物优势度都最高,乡村段河岸的乡土植物优势度高于城市段,而乡村段河岸外来植物的优势度明显低于城市段,乡村段河岸的入侵植物优势度也显著高于城市段.在乡村段的外来植物中,多年生旱生草本植物的比例最高(38.29%),而在城市段的外来植物中,一年生中生草本植物的比例最高(29.45%).乡村段与城市段的本土植物相似度最高(0.823),其次是乡村段与城市段的外来植物(0.692).随着人类活动干扰强度不断增加,物种的更替变化导致不同区域的植物群落构成呈现出很大的差异,降低了区域之间植物物种的相似性.唐河县段河岸带外来植物种类的构成特点,反映出人类活动对河岸带外来植物干扰逐渐扩大的趋势,包括快速城市化和农业活动等.

沈从文小说“乡野世界”和“城市世界”的对立与消解

沈从文小说“乡野世界”和“城市世界”的对立与消解熊峰阅读沈从文的小说，不能不注意这位大师所构筑的完全相反的两个世界．也就是人们常提及的“乡野世界”和“城市世界”。这两个世界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呈鲜明的对立与分野，前者明丽活泼富有生气．后者却阴暗沉闷了无活...

行吟在城乡之间的“诗”与“思”——读王家洋诗歌兼评《歌唱与感恩·王家洋诗歌赏析》

王家洋诗歌在写作对象上聚集于“立命之地”乡村与“安身之地”城市,在思想情感上表现出回望故乡而无法归乡的乡愁、寄身城市却无法安置心灵的无奈,体现出对城乡差异、传统与现代、“诗意栖居”等社会问题、文化话题、哲学命题的思考,彰显了诗人的性情、才情与温情。

追寻与重构:农民工题材小说中的身份认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如候鸟般的迁徙形成了持续的移民潮。他们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生存,忍受着丧失身份同一性的现实苦痛,重复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悲剧宿命。而农民工题材小说,正是在城乡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通过书写农民的生存焦虑和文化焦虑展示中国农民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危机。

乡愁与乡建——乡建背景下的田边厝改造

"乡愁"在古代是一种情感,在当今社会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是对城市发展的反思。"乡建"是一个既新也不新的词语,每个建筑师进行乡建的方式都不相同。文章解析乡愁的定义和引起乡愁的原因,对古今的乡愁情感寄托方式进行浅析,在城镇规划背景下将"乡愁"与实践结合,通过乡建的方式将"乡愁"落实到乡村和城市的发展当中。

主持人语 城乡互涉:观察百年中国文学的一种视角

在《乡村与城市》一书里,雷蒙·威廉斯指出,在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文学传统中,乡村(Country)与城市(city)的对立互涉由来已久,人们对于乡村,往往以为它一方面代表了“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但也同时意味着“落后、愚昧且处处受到限制的地方”;而对于城市,它当然可以让人想起“智力、交流、知识”,但也不免让人产生负面的联想,那就是认为那里是“吵闹、俗气而又充满野心家的地方”①。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对立却可能是近现代以来才有的事情。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城市与乡村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差异、甚至对立,当然是存在的,但在传统士绅阶层那里,它们所分别对应的是庙堂之高和田园之乐,这中间进取或隐逸,就成了它们所各自被赋予的文化想象。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不但工商业在城市集中而扩大了其功能,而且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兴起,现代知识分子失去了原本相对单一的晋身之途,不得已谋求多样的职业化生存之道,这就既在客观上扩大了城乡的区隔,又在文化想象上给乡村社会贴上了传统、落后乃至蒙昧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