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主体性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表征出一种“城市中心主义”倾向,一些乡村并非作为独立的发展主体,而是被看做现代化进程中亟待化解的问题。城市不断向乡村汲取各类资源,而乡村发展也逐渐依赖于城市,进而呈现出一种“去主体性”样态,导致其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此外,乡村去主体性还表征为农民的去组织化、村社共同体趋向解构、乡村社会向心力减弱等方面。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必须以农民组织化重塑乡村主体性,以乡村为主体吸纳整合各类资源,点燃乡村发展的自引擎,构建平衡发展的城乡关系。

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主流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具有浓厚的城市中心主义色彩,乡村不是作为独立的发展主体,而是作为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从属和依附于城市,乡村的人财物等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动。乡村的去主体性还表现在农民的去组织化,村社共同体逐渐解体,乡村社会丧失凝聚力和内生发展动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必须以农民的组织化重建乡村的主体性,以乡村为主体吸纳整合各种资源要素,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重塑城乡关系。

乡村主体性: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一直集中在工业和城镇,造成农业和农村长期发展滞后,小农经济濒临破产、农民传统价值观趋于瓦解、乡村公共性严重衰退等诸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障碍。乡村振兴战略立足乡村产业、人口、文化等资源禀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可以说,从过去依靠城市辐射被动发展到探寻可持续的乡村内生增长模式是一种执政理念上的巨大转变。以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来紫堡乡冯湾村为范本,对其实现自我发展的模式进行分析与总结,并提出通过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弘扬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优化乡村生活环境,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来彰显乡村发展主动性,实现乡村振兴。

中国乡村空间治理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乡村主体性的视角

乡村空间是实现全面乡村振兴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场域和抓手。以往城市价值逻辑影响下的乡村空间治理无法满足新阶段乡村发展的需求,亟需从乡村本体视角出发开展乡村空间治理的针对性研究。文章在分析中国乡村空间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主体性视角的理论内涵和乡村空间治理的价值逻辑,进而探索针对性的实践路径。研究认为:(1)乡村空间治理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寻求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的主体地位。(2)乡村主体性是乡村面对转型发展诉求时所展现的能动性,其理论意义强调内生增长意识、凸显乡村文化个性与包容发展路径多元性。乡村主体性视角下乡村空间治理的价值逻辑转向多元价值、村民主体和生活主导。(3)基于乡村主体性的视角,乡村空间治理的实施路径可以从提升主体人居环境、促进村落产业经济、完善县域社会治理和优化城乡空间格局4个方面展开。

宅基地“三权分置”下乡村主体性变迁与规划变革研究

基于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趋势,构建"制度—产权—主体"分析框架推演乡村主体性变迁的可能。分别从资格权与使用权合一、资格权与使用权分离、资格权和使用权混合3种情况阐述不同产权关系主导下的乡村发展类型。可以看到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乡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将不断地瓦解、重构,"三权分置"的改革意义深远。随着资格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和使用权的不断放活,大量乡村将发展成为多元主体融合的社区。作为法定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乡村规划理论非常滞后,难以面对不断演进、日益多元的乡村发展的需求,亟需理念、方法和内容上的更新。在理念上,要充分考虑、统筹乡村空间中各种产权主体的发展诉求;在方法上,要从时空多维视角综合统筹、处理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从社区规划中汲取营养,加强空间布局与设计的能力;在内容上,要将制度设计纳入规划设计的范畴,引导乡村主体性的良性回归。

发现乡村主体性:乡村传播研究在中国的缓慢演进

肇始于20世纪初的国内乡村研究是基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现实,并将乡村研究作为救国图强的重要方式,80年代之后的乡村传播研究是对这一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国内乡村传播研究以乡村受众调查为开端,是大众传播研究逻辑在乡村社会的延伸,即大多数研究将乡村和农民看作改造对象。2003年之后,乡村研究院的成立及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丰富了乡村传播的研究队伍,拓宽了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方法,学界开始以乡村社会及其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涌现出较丰富的成果。2010年之后,伴随着相关人文学科的反思,赋权、主体性、文化自觉、文化表达等概念也被引入乡村传播研究中,并将乡村和农民作为乡村社会的主体,以更加平等的视角生成和建构了基于田野考察的本土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逃离了发展理论范式的约束。

三峡库区乡村发展主体获得感现状及提升路径——基于重庆巫溪长红村的个案

让人民有较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是党和国家新时期治国理政的伟大方略。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取得较快发展,人民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的获得感如何?文章选取库区的重庆巫溪县长红村为研究对象,通过获得感问卷调查和会见座谈形式获取第一手资料,分析该村三类主体获得感的差异性,探寻导致这种差异的内外因素,并提出提升不同主体获得感的实施路径:增强个体发展能力,激发获得感提升的内生动能;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夯实获得感提升的经济基础;优化乡村治理模式,确立获得感提升的组织体制机制;持续推进落实乡村振兴各项政策,营造获得感提升的宽松环境。

论乡村振兴主体利益共享与乡村共同富裕的有机衔接

乡村振兴主体利益共享是乡村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主体契合、内容相符、原则共通、理念一致构成二者衔接的理论逻辑,以乡镇政府、涉农企业、村委会和农民为衔接主体,以乡村产业为衔接切入点,以利益联结为衔接手段构成二者衔接的实践逻辑。但是实践中存在主体作用受限、产业资源匮乏、利益联结不稳的偏差。深化制度改革、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实行村干部入编、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是实现目的的有效手段。

我国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构建逻辑与实现路径

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是我国乡村振兴的关键,应从“现代性”“乡村”和“体系”三个层面准确理解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内涵和特征。本文从“要素—主体—结构—动力”四个层次梳理我国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包括构筑乡村产业现代性的产业技术体系、培育适度规模的产业主体、构建现代性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释放改革动力的政策环境体系四个方面,进而提出我国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建的路径。

“双循环”背景下政府引导和监管行为对乡村生态农业振兴产业链主体策略选择影响分析

基于“双循环”背景,本文构建乡村生态农业振兴产业链主体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各产业链主体策略集的稳定性;并通过数值仿真分析政府引导和监管行为对乡村生态农业振兴产业链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引导性农业补贴对产业链主体策略向合作演化的引导作用明显,政府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监督是倒逼各产业主体选择合作的一个关键因素,政府监管下的主体违约成本是各产业主体自主协同又一因素。本研究为“双循环”背景下政府引导和监督行为如何提升乡村生态农业振兴产业链主体的高效协同,振兴乡村生态农业产业链提供决策依据。

乡村振兴主体利益共享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出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共享理念,成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和实现乡村振兴主体利益共享的思想指引。文章从乡村振兴主体利益共享的理论逻辑入手,分析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性,主体利益行为的关联性;梳理其所面临的困境:参与主体权利与利益无法有效均衡,乡村公共利益诉求无法有效满足。基于此,提出实现乡村振兴主体利益共享的现实出路,即构建利益“协调、分配、表达、保障”的共享机制,赋能乡村振兴各主体,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激发各利益主体内驱力,盘活乡村各类资源。

地方文化元素赋能乡村振兴——基于巴中市恩阳区万寿村寿文化的考察

地方文化元素是乡村文化的构成部分,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将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道路相结合,是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题中之义。该文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巴中市恩阳区万寿村寿文化元素赋能乡村振兴的系统路径。研究发现,万寿村的发展主体紧扣“寿”文化的核心内涵,通过深挖寿文化基因、串联寿文化事项、营造寿文化空间的农文旅产业融合模式,有效地推动了乡土社会的产业发展,助力了乡村文化的再生产,维系了乡村共同体的独特性和持续性。同时,乡村文化主体性的重塑也有利于当地社会的文化治理,实现村民的文化自觉,从而促进基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乡村遗产旅游地“三生”空间的主体价值重塑——以广府古城为例

乡村遗产承载着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传统生产技术、敬畏自然的人文精神和丰富的地方性知识都是生态文明社会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基石。20世纪末,继文化旅游产业相继嵌入,乡村遗产旅游地在空间再生产过程中存在隔离、挤压与脱域现象。文章将"文化主体性"纳入流动的乡村空间体系中考量,探讨乡村遗产地由地方记忆的载体演化为景观社会过程中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的变迁表征,聚焦于"三生"空间功能、属性与边界转换中原住民、政府、投资商等多元主体日常实践的困惑与响应——资源的圈禁与生产空间的失序、内卷的集市与生活空间的规训、多元的民间信仰与相对稳定的人文生态空间。文章以邯郸市广府古城为例,试图构建"三生"空间视角下的乡村主体价值再现框架":家园遗产"重建生产-生态空间的秩序"、微创式"家庭策略变迁实现生活-生产空间的共生"、景镇村"联动共创"三生"空间价值,以期为正经历着变迁的乡村遗产旅游地人居环境优化与重构提供决策依据和经验借鉴,从而推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的主体自觉培育:一个尝试性分析框架

只有加快培育乡村振兴的主体自觉,才能真正将乡村振兴战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主体自觉嵌入行动框架,可实现从振兴任务分解到主体自觉培育的逻辑递进。乡村振兴战略可以细分为动能培育、自主建设、组织强化和产业发展四项工作。通过任务与主体匹配,可以认定政府、农民、村级组织和市场主体应该成为共同的行动主体,且应该分别采取科学引领、主动参与、促成合作和支持援助的行动策略。着眼于工作需求和主体自觉分类,可以得出主体自觉的培育路径:强化政府统筹的理念自觉,赢取农民内心赞成的认同自觉,激励治理组织的合作自觉,激发市场主体的责任自觉。

乡村建设主体的虚空与大学生农村创业的困境

出于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鼓励与引导大学生农村创业的措施和建议应运而生,但是大学生农村创业的一个现实困境就是由于乡村建设主体的虚空而导致适宜劳动力供给缺乏。因此,要让大学生能够在农村成功创业还需要通过乡村教育的变革实现乡村建设主体的充实。

试论乡村教育的错位与乡村建设主体的虚空

当前,我国乡村精英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导致了乡村建设主体的虚空,这种状况部分地是由乡村教育的错位造成的。因此,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我们认为当前的乡村教育不是要培育"适于乡村生活的人"而是要致力于建设一种新的乡村生活方式,如是方能摆脱乡村建设主体空虚化的困境。

统筹城乡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兰考实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由政府单元主体治理到政府、市场二元主体治理的变迁。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公民社会与治理理论为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兰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为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乡村行为主体结构功能失衡下的村治研究

当前村治中行为主体之间结构功能的失衡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和村两委之间的关系不顺、村两委与乡村自组织之间的关系模糊和村民内部的失衡。这种失衡的实质是"社会权利的失衡",会对村治形成明显的制约,需要进一步依法规范乡镇政府和村两委的职能,通过增权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提高乡村自组织和村民参与村治的热情和能力。

浅析艺术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缺失与重构

文章写作的语境是围绕着中国当下十分热门的艺术乡村建设活动,先简要介绍乡村建设的由来,分析艺术乡建的主流现状,通过现状发现艺术乡建的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即是乡村主体性的缺失。 笔者提出一个主体性的重构角度,即乡建中对于“在地性”的强调。 通过案例分析,认为艺术乡建的实践应该树立共同体意识,承认并尊重村民主体地位及乡村文化的差异性,艺术乡建不是简单的艺术介入的空间转移,在乡村面临城市现代性的冲击下,必然会受到城市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更要注重艺术乡建中的主体性缺失的问题并去探索解决问题的多维度方案。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乡村治理主体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乡村“新”生产力的代表,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国际化、信息化、绿色化、生态化、组织融合化等新特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经营制度的创新,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带来了新的制度绩效,并从生产关系方面引起了乡村治理主体及其结构的变化。传统基本主体“村民”向“职业农民”转变,“同质化”向“异质化”“多元化”转变,治理格局向“一元主导多元参与”转变。这些发展变化反映了乡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运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乡村治理主体及其结构体系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