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的空间分异机制与优化策略——以西藏昌都为例

山地乡村人居环境具有人地矛盾突出、资源配置分散、生态环境脆弱等特征,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难点地区。以西藏昌都为例,基于人居环境系统与韧性理论,建立“自然—产业—社会—居住—支撑”的山地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测度体系,借助耦合协调模型、障碍度诊断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解析系统韧性及其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机制,并提出不同要素驱动下各类村庄的系统韧性优化策略。结果表明:(1)昌都乡村人居环境系统普遍呈现低韧性水平,韧性高值区与高耦合协调区均集中于城区周边与河谷地带,总体呈现“点群式”分布特征;(2)居住条件与产业发展是山地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及其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子;(3)针对“失调衰退型、转型提升型、协调发展型”村庄特征提出单系统驱动提升与多系统协调优化策略,为山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参考。

基于系统思维的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策略研究——以来安县百步井村为例

基于来安县百步井村人居环境实地调研,分析百步井村人居环境存在的问题,提出以道路、水体、农房、设施、微园和节点6大人居环境空间要素为对象,运用系统思维探索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策略,以期为其他相似地区的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提供相关经验。

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的演变规律及其提升路径——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为例

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为研究区,以2009年、2014年、2019年为研究时点,以2009—2019年为研究时段,按照思想缘起、理论基础、实证演绎、提升路径的研究思路,建立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测度的指标体系,分析其演变规律。研究结果表明:2009—2019年,重庆西部片区的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水平不断上升,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各子系统韧性在时间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在空间上差异明显:自然系统韧性与人类系统韧性分别呈现出"由南向北递减"和"东西部向中部递减"的空间格局;居住系统韧性与支撑系统韧性则分别呈现出由"低值点缀分布"逐渐过渡到较为均衡和"普遍均衡、高低值点缀"的空间格局;社会系统韧性表现为"西部增强、东部减弱"的空间格局特征。借助障碍度模型对重庆西部片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提升的障碍因子及不同区县面临的主导障碍进行诊断,根据结果将重庆西部片区划分为单一主导障碍型、双重障碍型与三层障碍型三种类型,据此设计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提升的差异化路径,以期打破重庆西部片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提升的多重制约。

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的路径探析——基于“结构-制度-技术”框架分析

化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风险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基层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但是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仍存在治理结构单一、制度不健全和技术水平落后等问题。而韧性治理的自主性、灵活性、抗逆性、适应性契合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新要求,成为了乡村治理的新方向。通过对R市Y县进行分析发现,其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结构、制度和技术三个维度的不足,人居环境治理面临挑战。通过建立“结构-制度-技术”的分析框架,明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行动实践与理论机制,从三个维度提出了加强Y县农村人居环境韧性的可行措施:一是强化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增强结构韧性;二是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制度保障,重视制度韧性;三是提高乡村数智治理能力,发展技术韧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机制与路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传统刚性管制治理向韧性治理转型,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选择。在韧性治理的框架下,分析了农村人居环境系统在生态资源、产业经济、治理结构、社会网络、基础设施、组织制度六个维度韧性的互动机制。当前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面临着生态资源粗放式开发利用、农业经营格局失衡、政府治理路径依赖、社会资本缺失萎缩、基础设施供给与管护不足、公共规则弱化失序等多重困境。加快实施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重点在于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加强多元主体合作,引进高质量社会资源,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制度创新与供给。

乡村人居环境综合韧性指数构建及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基于韧性概念内涵与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确定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和灾害危险性的测度方法,提出综合韧性指数用以测度乡村人居环境韧性,并以江苏省为例开展研究。基于现有江苏省范围内自然灾害危险性的分析,选取地震、地质、洪水和台风作为主要灾害威胁,结合乡村人居环境韧性指标体系,测度2016年与2020年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综合韧性指数并开展空间相关性和泰尔指数(Theil index)分析。研究发现:(1)综合韧性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5大系统中除了人类系统均有所提升;(2)江苏省人居环境综合韧性指数指数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3)江苏省内综合韧性指数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且苏南地区内部差异性显著大于苏中和苏北地区。从韧性与灾害危险性的综合视角,为乡村人居环境韧性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

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微尺度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测度及时空分异——以陕西省佳县为例

从人地系统脆弱性视角着眼,基于65个样本点,451份入户调查问卷,65份村庄专题问卷,运用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法等方法探索了佳县1980-2017年微尺度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时空分异过程。结论表明:(1)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均值已由0.66下降至0.45,空间差异度由3.99%大幅扩大至15.31%,呈现由空间重度脆弱的均衡状态分化至中低脆弱为主体,24.62%的村庄仍处于高脆弱状态的格局。(2)居住、自然、社会子系统脆弱性显著减轻,均值分别下降至0.38、0.42、0.47,居住子系统仅余1.54%的高脆弱村庄。支撑、人类系统脆弱性均值保持或上升至0.54以上的高位,高脆弱村庄比重均超过2/3。(3)居住、自然、社会子系统由高脆弱样本村全局覆盖演化至低脆弱样本村广泛分布,而人类系统呈现由低中脆弱样本村相间分布演化至高度脆弱样本村全局覆盖的时空格局。支撑系统空间格局动荡,低脆弱等级仅集中分布于交通干线沿线、行政中心驻地样本村。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人居环境韧性化整治研究——以西安市阎良区村庄为例

随着快速城镇化的推进,乡村受到城市的冲击,导致乡村各类问题逐渐显现,乡村内部稳定性被打破。文章引入“韧性”理念,以西安市阎良区为例,通过分析乡村在城镇化扰动下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从土地整治、生态环境、经济产业、乡村风貌、公共设施、组织管理6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韧性化整治的策略措施,以期为乡村人居环境提供一种全新的整治思路及参考。

基于城乡统筹的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建设

人居环境是一个多层次、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它是由人、经济、社会、自然、空间相互作用形成的,具有综合性、动态性和空间性特征。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居环境大系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生态振兴视域下脱贫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路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内容。从制度动态演变过程来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路线的制定,呈现“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演进逻辑。从韧性发展理论来看,增强生态韧性对提升脱贫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具有促进作用,通过促进脱贫乡村韧性发展的方式,能够推动脱贫乡村更好、更快地进入乡村生态振兴的新阶段。在苏北地区脱贫乡村案例中,江苏省各级政府针对脱贫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发挥不同的功能,从统筹、落实、建设、参与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获得了农户的积极响应和良好的治理效果。有鉴于此,“十四五”时期可从提高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效能、建设绿色共富的韧性乡村、激发合作自治的内生动力、提供精准到位的政策支持等方面,综合提升脱贫乡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

人居·文化·产业·治理——系统思维下的乡村规划实践

研究基于现阶段我国乡村规划建设中存在的功能拼贴、文化缺失、动力不足、单一决策等问题,引入系统思维模式,对乡村规划多种要素进行重构,提出以人居、文化、产业、治理四个方面协同全面发展的规划模式,并以浙江省东阳市六石街道横塘村为例,分别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演绎了系统思维下乡村规划的全过程,为乡村规划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新模式。

农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性举措,文章基于农村人居环境内涵、乡村振兴战略视角,围绕农村生态环境、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服务、农村居住环境、农村经济环境5个方面构建了农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和系统聚类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份的农村人居环境水平进行了评价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水平总体不高,存在相对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呈现“从西向东”阶梯递增空间分布,东部地区整体人居环境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农村人均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生活污水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等指标是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水平的关键性指标。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将我国31个省份的农村人居环境水平划分成高水平地区、中等水平地区和低水平地区3种类型。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乡村生态景观营造路径探索

乡村作为以农林渔牧经营为主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以人的活动为主导,自然子系统、社会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之间相互依存、制约与补偿,形成人类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本文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阐释乡村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相互关系,探讨生态景观作为乡村生态基础设施的营造路径。通过梳理复合生态系统视角下乡村生态景观的自然性、经济性、社会性等基本属性,辨析其空间范畴、要素与功能、权属与生态权益等基本框架,厘清乡村生态景观营造的基本脉络和影响因素。以张家口市崇礼区石窑子乡为例,构建涵盖韧性评估、保育修复、价值转化、管控能力的乡村生态景观营造路径,针对林草交错地区的乡村生态条件和村庄发展特点,进行生态景观的韧性评估,划分林草植被恢复、农林机制重塑、村庄聚落人居3个区域,并提出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和生态管控能力提升策略,以期优化乡村生态景观营造方法,为乡村生态振兴和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提供参考思路。

学习“千万工程”经验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乡村实践,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引领性。江苏与浙江地域相邻、山水相依、人缘相亲,有基础也有条件学好用活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把“千万工程”中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实际行动,固根本、促提升、重长效、强保障,让农村美成为新时代“鱼米之乡”的鲜明标识。

黄土高原传统农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恢复力及关键因素研究——以陕北佳县为例

传统农区村庄表现出更易受到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以及更难恢复的特征,增强其人居环境系统恢复力是摆脱不利影响、实现乡村转型与振兴的有力途径。基于“缓冲—适应—转型与创新”维度提出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恢复力构成框架。以陕北黄土高原佳县62个样本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GIS空间分析、障碍度与贡献度模型等方法,开展了恢复力评估、关键因素识别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研究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恢复力空间差异较小,恢复力值低于0.5的村庄占比达61.29%。自然生态系统恢复力普遍高于社会经济系统和支撑系统,支撑系统的空间差异最大,自然生态系统最小。(2)乡村人居环境系统恢复力的关键贡献维度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与支撑系统的适应能力以及社会经济系统的缓冲能力。具有变革意义的转型与创新能力极低,空间差异极大,是85%以上村庄社会经济系统、支撑系统恢复力形成的关键障碍维度。(3)乡村人居环境系统恢复力形成的关键要素中,贡献者为生态服务体验、社区感、邻里友好与社区管理服务,障碍者为农业文化景观、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文化传承支持与物流寄递服务。

基于AHP的济南南部山区人居林生态脆弱性评价

以济南南部山区人居林为研究对象,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综合评价该区域人居林的生态环境脆弱性,对其生态脆弱性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评估,为济南南部山区人居林生态建设提供决策依据和保护管理方案。结果表明,影响南部山区人居林的六个因素中面积减少是人居林退化的最大影响因素。其次,地形和土壤环境的变化被认为是引起人居林生态系统质量变化的主要威胁因素。植被结构及其质量变化对人居林的影响低于栖息地环境变化的影响。在人居林生态脆弱性评估结果中,依据脆弱性等级提供不同保护管理方案。通过对不同影响因素的分析评价,对每个脆弱性因素制定对应的生态策略,以保证人居林生境的恢复和区域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人居环境

尽管全球正在经历普遍的、广泛的城市化,乡村依然是人类聚居的基本环境类型。2020年全球总人口达76亿,其中有约34亿人居住在乡村。相比于高度人工化的城市地区,全球乡村面积更为广阔,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乡村聚落及所依附的农耕、渔业、林业等蕴含着丰富的传统营建智慧和本土景观特色,同时乡村人居环境的统筹发展是国土空间生态系统治理的重要内容,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胡备胜:脱贫攻坚、人居环境、乡村振兴三步走 农村污水重中之重

在今年3月份,在生态环境部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水生态环境司司长张波就“十四五”时期黑臭水体治理的思路,污水治理“由污染治理为主向水生态、水环境、水资源等系统治理”的转变,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水污染防治产生的重要影响等热点问题进行了阐释。

系统思维下的生态旅游型乡村规划模式研究

由于既能保持乡村生态优势和基础,又能吸引城市人口到乡村休闲旅游,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同时实现乡村振兴,因此生态旅游逐渐成为乡村发展的模式之一。该文针对生态旅游型乡村规划,引入系统思维模式,从生态系统、产业、人居环境三个层面分别提出乡村规划的工作目标,并构建三者协同发展的规划模式,希望为乡村规划理论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基于生态系统观的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当前,一些地区对乡村振兴认识仍不到位,对如何实施乡村振兴生态战略、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缺乏系统性方案,需要以"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基本理念为指导,找准定位、明确思路、系统推进,促进乡村生产生活环境稳步改善。本文在阐明乡村生态系统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振兴生态战略的目标、原则和任务,按照"点、线、面"系统推进的思路提出了推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