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内在机理与政策展望

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是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部署。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作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两大战略,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互为支撑、相辅相成的。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处理好县城与乡村、县城与大城市这两对关系,并加快实现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在城乡间的优化配置,有助于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此,需要进一步深化城乡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城乡要素优化配置和空间布局调整,因地制宜,协同施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全面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的独特价值

乡村文化是一个整合了居民生产生活、自然景物景观和社会历史记忆的有机文化系统。乡村文化具有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效用性和价值性,如何开发其效用和价值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议题。推动乡村文化价值实现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主体共同加深对乡村文化的理解认知,协同开发多样的乡村文化产品,助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并在更加宏观的层面谋划乡村公共文化事业建设,通过城乡融合不断提升乡村文化价值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为乡村文化价值实现拓展更多路径。

关于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思考

本文分析了新时代新征程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必要性,探讨了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而提出了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思路与对策建议,即要注意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并增强县城、中心镇、特色小镇等的磁力效应;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加强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支持;要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并强化改革对发展的赋能效应;要深化新型城镇化乃至宏观层面的相关制度创新。

对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思考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如何确保“有力”是需要最先解决的问题。本文构建了中央、地方、市场社会和农村农户四类主体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互动机制。这四类主体内生和外在的力量构成决策力、探索力、创新力、内生动力以及领导力、执行力、协同力、反馈力八个方面的力度体系。因此,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以党的全面领导、法治化、规范化、利益联动、农民组织化等路径激活乡村全面振兴中各类主体的力量,形成中央有力引领、地方有力执行、市场社会协同参与、农民主体推动的乡村全面振兴推进新格局,落实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各项部署目标和重点任务。

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意义、挑战与理路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力。全面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具有对标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升乡村内在吸引力、发挥在相对贫困治理场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价值。乡风文明建设对于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举足轻重且大有可为,但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偏差与阻力阻碍乡风文明建设,需要通过多形式教育塑乡风文明建设内在动力、基层组织力增乡风文明建设发展效能、乡土文化认同铸乡风文明建设根基、市场内生力激乡风文明建设活力,发挥文明乡风的时代价值,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彼此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能够在经济、社会、生态层面实现协同发展。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共同富裕理论、绿色发展理论等经典理论出发,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影响乡村全面振兴协同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利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泰尔指数、SDM模型等方法,对2016~2022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等进行量化分析。本文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发展水平整体发展趋势较好,表现出“平稳增长”的特征,但距离高度协同发展水平阶段仍有较大差距;H-H集聚和L-L集聚特征明显且存在“东强西弱”特征,整体层面和区域层面均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增长水平、技术创新水平、政府支持水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绿色发展水平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发展均产生了正向的促进作用。

科技驱动乡村全面振兴应直面发展要求和发展环境新变化

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强化科技驱动是必须做好的大文章。应重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对强化科技驱动的新要求,重视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需求分化和农业乡村产业组织方式变化对科技驱动方式的影响,关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科技驱动带来的重大机遇挑战。

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进路

“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关乎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联动举措。这两大战略在目标功能、思想理念、价值立场方面的内在耦合是二者统筹协调发挥合力作用的前提。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二者统筹仍然面临着城乡二元结构阻碍、要素流动不畅、县域联动效能不足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发展梗阻等问题。为此,提出“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要以城乡融合发展为根本要求;以要素统筹为重点任务;以县域为统筹抓手;以协同施策与差异化管理相结合为推进方式等实践路径。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本质在于通过畅通工农城乡循环、推动人口双向流动和社会融合、促进城乡功能衔接互补,构建经济、人口和城乡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发展命题,更是一个改革命题。要加快破除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公共资源配置、市场一体化建设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城乡改革联动、市场联通、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协同、县域率先突破等,高效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乡村全面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模式选择及其运用

以乡村善治为目标、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高效能的乡村治理模式可以为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提供深刻的分析框架和行动范本。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主要包括改革开放后的“自治主导”、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后的“自治为基,德治为辅”、进入新时代后的“三治融合”和党的二十大以来的“多治融合”四个阶段。当前,我国乡村进入多元共治时期,形成了以“三治融合”为基础,政治引领为统领,其他多种治理元素为支持和补充的“3+N”乡村治理模式。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改革的实践探索,需要强化党建引领,优化乡村治理共治格局;坚持法治轨道,加强乡村治理制度化建设;孕育文化软实力,助推乡风文明建设;夯实科技支撑,推进乡村数字治理建设。

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留守儿童发展问题探析

留守儿童问题实质上源自流动人口家庭在追求家庭经济需求与维持家庭结构完整性之间的艰难权衡。乡村全面振兴的稳步推进与深入实施,不仅为留守儿童创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也为他们未来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留守儿童发展的阶段性困境愈发凸显。应从政策实践、社会建设、家庭建设及个体发展等层面发力,形成政府主导、校社联动、家庭尽责、儿童为本的留守儿童支持体系。

空间治理、社会融合与乡村全面振兴——基于杭州市青山村的个案研究

新老村民的社会融合对于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至关重要。本文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青山村为案例研究对象,探讨在空间治理实践中,新老村民的社会融合如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研究发现,社会空间具有治理意义,空间治理可以促进新老村民之间的社会融合,加强乡村内外发展动力的有效“链接”,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空间共建、空间共治、空间共享的实践,空间与治理的相互建构是促进新老村民社会融合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空间治理机制通过构建连接性社会资本,形成乡村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融合激发空间治理的内在价值,推进协商民主并强化社会资本,使其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精神资源;社会融合的效果反馈于新的空间实践中,从而有效衔接内外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带来可持续的资源要素和发展动能。

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战略,是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的重大现实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不是可以自动实现的,要高度重视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就当前而言,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仍然面临一系列困难和问题。要注意廓清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面临的主要任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质扩面,推进城乡产业梯度化、差异化、协同化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县城为枢纽打造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支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城乡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和问题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

乡村全面振兴视域下基层干部数字能力的提升路径

基层干部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基层干部数字能力的提升可从数字技术适应力、数字治理领导力、数字经济竞争力和数字服务创造力四个维度推进,这对于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乡村公共服务质量和生活品质有着重要意义。当前,基层干部数字能力的提升面临着经济条件的限制与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网络的现代性风险与数字学习的被动性、数字技术的融入性与乡村社会的需求性、政策制度的缺失与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变动的现实困境。为此,需要从以多主体共建共享机制促进乡村数字“软硬件”设施提质扩容、以紧迫意识和心理建设为抓手增强基层干部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以需求为导向加强基层干部数字能力提升的地方情境嵌入性、以“标准化和特殊化相结合”的原则完善基层干部数字能力提升政策保障等方面提升基层干部数字能力。

民族村寨文旅产业振兴何以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基于湘西凤凰县竹山村文旅产业的调研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作用——机制——结果”分析框架,结合湘西凤凰县竹山村文旅产业实践案例研究认为,在经济落后的民族村寨,文旅产业振兴通过发挥其多重作用助推乡村全面振兴:通过产业引领的作用,吸引和培育人才,促使人才振兴;发挥融合创新的作用,促进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推动文化振兴;借助绿色发展的作用,强化生态治理理念和能力,实现生态振兴;利用组织建设的作用,提升组织化程度和治理效能,推进组织振兴。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坚持党建引领,注重乡村现实,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等措施来构建文旅产业振兴长效机制,确保民族村寨文旅产业振兴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双向赋能的论证——基于31省(市)时空交互视角的实证研究

2023中央工作会议中指出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数字经济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融合发展研究刻不容缓。本文以我国31省(市)为研究主体构建2010年—2022年的数字经济与乡村全面振兴的面板数据,运用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耦合协调类型、时序演变趋势以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与乡村全面振兴的空间交互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在研究区域内数字经济与乡村全面振兴存在双向赋能关系;在研究区域的邻接区域内数字经济发展单向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与提升未出现正向促进作用,即未实现双向赋能。文章在根据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并综合考虑现实情况为数字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双向赋能提出四条政策性建议。

系统视角的河南省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和人口大省河南省的乡村全面振兴,需要注重乡村系统性变化。乡村系统是城乡复合系统中自然、经济和社会相交织的复杂系统。河南省乡村全面振兴,需要推进性质现代化和功能多样化的结构变化,城乡位阶扁平化和乡村系统差异化的层次变化,利益共同化和价值共生化的关联变化,动能多元化和模式特色化的演进变化等方面的系统性改变。

乡村全面振兴中的农村物流与新兴业态共生演化实证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同志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文章构建了农村物流与新兴多元业态共生演化模型,并以常州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常州市农村物流业与生态农业、文化休闲等新兴业态系统正处于互利共生演化的初级阶段,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与乡村全面振兴

基层党组织在引领基层治理与乡村全面振兴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在中国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基层党组织作为党联系和服务农民群众的最直接桥梁和纽带,是落实党的政策、领导乡村治理、动员和组织农民发展经济、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将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工作、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强化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培育乡村全面振兴骨干力量,融合党建与乡村振兴项目,推动乡村生态现代化治理,形成党组织与乡村全面振兴深度融合、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提升供销社为农服务举措探析——以浙江海盐供销社为例

农业作为我国第一产业,一直处于优先发展地位,当前我国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供销社作为我国为 农服务的排头兵,在我国提出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供销社提升为农服务举措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以浙江海盐供销社助 农为例,通过供销社组织改革提升为农服务效率、加强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五方面举措来参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伟 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