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科层的合作: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体制变革的思考

传统的科层治理是以政府集权、自上而下的层级授权以及压力型体制为特征的治理模式,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纵向控权。从乡村治理层面来看,科层体制是自上而下的条线性结构,拥有唯一的权力中心,是以实现政府意图为目的的总体性治理。合作治理则是以政府放权、社会力量参与、扁平式合作体制为特征的治理模式,其权力的去中心化使得治理以满足各参与方的诉求为目的。科层与合作两种治理体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都存在难以克服的治理困境。一方面,科层体制自上而下的刚性运行、技术理性等特征使其激励动员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合作体制中参与方因身份地位、利益诉求、行动动机的不同,基于共同理解的共识难以达成,合作中的搭便车现象难以避免,各主体的集体行动缺乏强有力的外部激励。科层与合作的治理失灵亦是乡村治理行政化与乡村集体行动能力弱化的根源所在。从乡村场域来看,公共事务治理应构建基于科层的合作治理体制。本文通过对Y市G区乡镇体制改革成功案例的理论考察,认为乡村有效治理需要在科层框架内构建合作治理体制,从优化乡村治理资源配置结构、实施公共性为导向的制度安排、政府与社会主体良性互动三方面实现乡村合作治理的体制创新。

从地方治理角度看德国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

当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已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地方治理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地方治理理论的介绍,进而介绍分析了德国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在权责划分、法律规范、财政供给、监督制约及社会补充方面的特点, 从而希望对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实践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德国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已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地方治理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地方治理理论的介绍,进而介绍分析了德国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在权责划分、法律规范、财政供给、监督制约及社会补充方面的特点,从而希望对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实践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从“村自治”到“乡自治”——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伴随我国乡村国情的变迁,现行的“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撤并乡镇”的治理体制改革模式也深陷困境。构建“县政乡治村派”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实现从“村自治”到“乡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民主事业发展的新航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治理体制。

从“村自治”到“乡自治”——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伴随我国乡村国情的变迁,现行的“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撤并乡镇”的治理体制改革模式也深陷困境。构建“县政乡治村派”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实现从“村自治”到“乡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民主事业发展的新航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治理体制。

中国农村治理体制：检讨与创新

本文对我国"乡政村治"农村治理体制进行了历史检视,认为这一体制的实际运作主要存在着"村治"流于形式、"乡政"合法性不足、农村治理陷入困局等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其体制性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农村治理体制的总体改革思路,即以村落社区自治为基础,重建农民公共生活共同体;以乡镇官民合作为主旨,重构乡镇权力结构;以县政服务转型为核心,重塑"以县为主"的农村治理体制。

“多元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路径选择

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一《意见》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缺憾与优化

优化“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

一、社会转型期的乡村管理体制计划经济年代,我国乡村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政不分",公社权力集中在党委,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组织和管理体制。

农村治理体制存在问题的体制性原因

吴理财在《调研世界》2008年第7期撰文指出：近25年的实践证明，以“乡政村治”为特征的中国农村治理体制并未达致其初始目的，农村基层社会不但没有形成一种良治的局面，相反地，无论从物质层面而言，还是从精神层面乃至政治层面而言．农村基层社会却出现了诸如公共生活式微、公共参与缺失以及精神伦理下滑等“解体”的迹象。

乡村公共事务有效治理的实践逻辑——以纸屯村灌溉系统多元合作治理为例

实现乡村公共事务有效治理,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通过河北井灌区的田野调查,以“纸屯模式”为典型案例,探讨了乡村公共事务多元合作治理的新路径。纸屯村“村集体统管”激活了用水户协会,通过统一灌溉定价,实现了价格机制对农户节水行为的促发作用;“合作治理”通过协会与机井管理员合理的分工协作及薪酬制度,达到了灌溉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及时维护。“纸屯模式”提供了一种乡村公共事务多元合作治理的核心逻辑,即农村基层组织承担监督和兜底责任,并与乡村能人通过分工与激励机制,形成“农村基层组织—乡村能人—农户”的合作治理模式。

城乡融合过程中乡村公共事务的转向及其治理

公共事务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伴随着深度的城乡融合过程,乡村公共事务的内涵突破公共资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治理边界,趋向于成为一个随经济社会结构而变化的实践型范畴。基于广东省珠三角地区S镇的调研,发现城乡融合过程中乡村公共事务的生产过程、责任主体和治理内容均发生转向,表现为事务生产的建构性、责任主体的多元化、事务类型的不规则和折叠性,以及风险治理的常态化。基于此,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应需而生,但在实施中遇到治理体量负荷较重、协同治理合力生成困难和服务群众功能不足的困境。将问题置于乡村治理链条中予以思考,公共事务的转向与治理困境呈现的是转型期乡村治理一般化困境,这表明亟需探索与基层治理功能相契合的协同治事机制,以积极的制度供给提升公共事务治理效能。

论“村民自治”的转型和“乡-村”关系的重塑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村民自治"已无法适应和容纳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了,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农村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促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型,加上县乡基层政权的行政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两者相结合推动了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初步形成。这种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既能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对基层民主政治变革所提出的要求,又能满足国家政权有效地控制和改造农村社会的需要,并由此重塑了基层政权与自治乡村的关系,形成了以"服务—监督"为核心的新型"乡—村"关系。

我国农村治理架构运行中的偏差与矫正

“乡政村治”管理体制是适应村民自治的要求而产生的,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乡政村治”在运行中暴露了其在治理架构上的缺憾,导致在实践上的矛盾和管理中的偏差。矫正“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以政策调整为主线,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与反哺的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我国农村治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治理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以及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完善农村治理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力保障。结合当前我国农村治理机制"乡政村治"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健全这一机制的方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要做好"改造"农村治理主体(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工作并处理好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二要通过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为改革和完善农村治理结构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三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在改革和完善农村治理机制中的作用。

关于对当前农村管理体制综合改革若干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就当前农村管理体制综合改革的若干问题,阐明自己的认识和思考,即农村综合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乡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解决乡镇体制矛盾的根本措施要放在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上;乡镇机构改革首要任务要理顺乡镇管理体制,推进县以上政府机构改革;构建强政府、强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条件。

农村社会化治理基本思路研究

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社会、市场与农民个体多元主体相互合作共治,实现＂善治＂的过程。当前应把加强农村社区治理放在与城市社区治理同等重要地位,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推进农村治理,理顺基层政府与群众自治主体权责,充分保障村民自治权,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参与机制以及多渠道的资金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