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品生产回归乡村的制度创新--以“工料法”对“招投标”的替代为例

在城乡一体化时代,国家承担并逐渐加大乡村公共品供给,改变了以往的城乡二元体制,但是,乡村公共品的生产问题凸显。不同的制度设计决定着相关的产业、收益、就业在城乡之间的不同分配。当下以“招投标”为代表的制度设计存在着村集体与村民被排斥在外、交易成本高、生产不能体现乡村特色与农民需要等局限,不利于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熙岭乡等地探索出“工料法”的制度设计,使村集体与村民参与乡村公共品生产并从中获益,降低了交易成本与财政开支,突出了乡村特色,符合了村民需要,改善并丰富了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的条件,形成乡村公共品生产回归乡村的制度创新。

中国乡村公共品的提供:连带团体的作用

在威权和转轨体制下,民主和官僚政治制度通常很薄弱,为什么处于这种制度下的政府官员所提供的公共品,往往还超过了足够维护社会稳定所需的最低水平呢?案例研究表明,即使正式责任制度很薄弱,非官方惯例和规则的约束仍然能够促使当地官员设立并履行其公共责任。而这些非正式责任制度由特定类型的连带团体提供并在全社区发挥其道德权威。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存在这类集团的村庄比没有这类集团的村庄更有可能获得较好的公共品供应。

外生力量、资源动员与乡村公共品供给方式的再探索——以西藏六地一市干部驻村为个案的研究

2011年以来,西藏自治区政府启动了以"强基础惠民生"为目标并覆盖所有行政村的干部驻村活动。本文以对这项活动的调研为基础,分析了西藏乡村公共品的供求现状,以及干部驻村对乡村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供给产生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作为外生力量的驻村干部群体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实现了一次社会资源的广泛动员,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争取资源,拓展了乡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所在村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现状。然而,如何使驻村干部这种外生力量带来的良性改变长期化和可持续,并确保各种资源更加均衡合理的分配,是改善藏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时仍需要解决的问题。

印度乡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研究:公共治理的视角

公共品供给是决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科学合理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对于推进农村发展战略至关重要。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政府在公共品供给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并取得显著成绩。本文拟从公共治理的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印度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对印度乡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背景、现状、机制等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以期为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匈牙利乡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的比较研究

中国乡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以政府主导与民主协商、制度外供给与制度内供给、层级管理与纵向监督为主要内容,而匈牙利乡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可概括为行政决议与契约决策、强制性供给与选择性供给、平面管理与横向监督相结合。针对这两种不同的供给机制,我们选取发展战略、决策逻辑、融资结构、监督机制等环节进行比较,并在法律保障与民主治理、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政府分权与财政分税等方面得出了有益启示。

匈牙利乡村治理的模式解读与经验借鉴——基于乡村公共品提供机制的研究

本文是从乡村公共品提供机制的角度去研究匈牙利乡村治理模式的。为了对匈牙利乡村治理模式有一个粗线条的理解,我们首先描述了1990年后匈牙利地方政府结构的演变,进而在总结地方政府基本职责及其履行形式的基础上,对乡村公共品提供机制的权力结构、融资结构与责任结构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匈牙利地方政府关于乡村治理的若干经验教训。

项目进村与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基于村干部能动性的视角

项目进村作为推动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在乡村振兴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CRDGS)数据,实证检验了村干部能动性和干群信任质量在项目进村过程中对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优势越明显,村干部能动性越强,越能吸引项目进村落地;反之,村庄前期资源禀赋劣势越明显,村干部能动性越弱,项目进村落地的成功率也越低,项目进村的差异性间接导致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此外,干群信任质量越高,越能激发村干部“跑项目”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促进项目进村“最后一公里”成功落地的概率,减轻乡村项目供给上的不平衡程度。

传统中国乡村公共品自主供给经济思想及其启示

传统中国思想家很早就对乡村公共品自主供给问题进行了回应和思考。从"藏富于民"到"囊漏贮中",提高个人财富能力是实现乡村公共品自主供给的基础;亲仁善邻,有利于降低乡村公共品自主供给的组织成本;低流动性的乡村创造了乡村公共品互助供给的组织条件;诱导乡村精英的劝分行为,必须提供乡村精英的选择性激励。这些思想资源为解决当前乡村公共品供给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农村留守群体组织化与乡村公共品长效投入研究

一、引言：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面临的新问题 中国在世纪之交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随着在农村全面推行免除农业税政策，农村随即进入了“后农业税时代”。此后，农村公共品供给面临的问题也随之改变：

高额村级债务的主要原因与主体责任——对村均债务25万元以上72个地市数据的解析报告

本研究以包括 72个地级市的 1998年乡村债务数据样本为研究对象 ,借助EXCEL程序 ,筛选出主要影响 (相关 )因素。借助SPSS程序 ,检测了各主要因素的作用方向、影响强度 ,作为本文“解释”的数量基础 ;研究依托“公共品”理论框架 ,在“要因”与“三大主体 (政府、农民、村干部 )”之间 ,建立一组“说法”———由各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各地区乡村负债与各时期、各主体的应尽责任、已尽责任、未尽责任存在什么样的相互关系。最后将政策建议建立在 :各主体对乡村公共品供给存在什么关系、就应落实什么关系上。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不可孤军深入

中国农村税费问题不但与土地制度高度相关,而且与农民负担高度相关。农民负担从现象上看是征收多少的问题,本质上是政府既不可能对农村提供公共品,也无法与高度分散的9亿农民进行交易。也就是说,政府为了维持农村现行管理体制而支付的制度成本太高了,这当然不是通过立法或加强教育能够解决的。因此,对中国农村税费问题的研究。

论取消农业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取消农业税之后,县乡公共管理出现许多问题,其根源在于县乡公共管理体制本身。这个体制的深刻矛盾在于:一方面是传统农业和农民对公共品的低水平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产值”巨大而效率低下的政府对公共品的供应。这种供需间的不平衡才是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公共品供需平衡的乡村治理结构,其根本原则是:在现阶段,乡村公共品的供应必须要依靠乡村社会内部的非货币化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在政治上便是乡村社会的高度自治。此外,建立委托服务制是处理县乡关系的一种可尝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