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型统合:政党统合驱动乡村共治的一个理论阐释——基于全国98位“第一书记”典型案例的扎根研究

发展相对落后乡村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也是社会变迁背景下复杂性治理的重要场域,多元共治是此类场域的理想治理模式。通过选取全国98位“第一书记”乡村治理典型案例,采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出驱动型统合治理概念,用以阐释政党统合驱动乡村共治的实践机制及内在逻辑。具体而言,在乡村治理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人格化代表的执政党运用包含赋权型统合、经营型统合和动员型统合三大实践机制在内的驱动型统合机制,激活了乡村的政治势能、经济动能和行动效能,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配合的共治格局。这体现了“政党驱动社会”的内在逻辑,意味着政党统合力与社会凝聚力之间是交融互促的双向驱动关系,由此共同构成了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持久动力。

耦合视角下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共治的逻辑、张力和路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乡村社会的不断发展,基层党建单向“嵌入”乡村治理模式的局限性不断凸显,而通过“耦合”多元治理力量以引领乡村共治的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在乡村共治的过程中,基层党建发挥引领作用,耦合乡村多元治理力量,不但能促进乡村善治,同时又可以提升基层党建的引领力,从而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在耦合视角下,基层党组织通过价值耦合、利益耦合、权力耦合等机制实现引领乡村共治的目的,但现实中存在文化、经济、政治等三重张力,具体表现为价值追求的失范、资源分配的失序和治理权力的失衡,需要基层党建通过价值耦合以重塑乡村“公共性”价值共识、利益耦合以构建共创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权力耦合以构建上下连通横向协作的治理结构,从而引领乡村共治,助力乡村振兴。

从“乡政村治”到“乡村共治”:村治转型中行政与自治关系重塑

“行政”与“自治”是村级治理中的一对基本关系,也是村级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政村治”和“乡村共治”是村级治理的两种不同形态“。乡政村治”强调行政与自治的二元分治,“乡村共治”则注重行政与自治的共在共生。随着国家“三农”政策的不断优化与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以行政目标、行政主体、行政资源和行政规则为基本面向的国家行政权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传统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趋于瓦解。着眼于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治理有效双重目标,村级治理逐步向“乡村共治”转型。一方面,村级治理现代化需要国家行政权的适当介入;另一方面,村级治理有效也离不开村民自治基础作用的发挥。从“乡政村治”到“乡村共治”,体现了行政与自治关系的重塑。在此过程中,需要发挥党组织的跨主体治理优势与整合能力,通过中心工作、组织动员、资源整合以及规则协同等促使行政与自治共在共生。

农村社区建设:“三农”协调发展与乡村共治的生长

新时期的农村社区建设以社会和民生建设为核心,以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强调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协调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将催生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新变革,不仅会对村民自治实施有效的补救和创新,也有利于促进新型的农村公共治理格局的生成,使传统的"乡政村治"模式向"乡村共治"治理格局转变。

身份适应:民间传统权威参与乡村共治的实践与路径——基于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德古”的调查与思考

在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民间传统权威呈现出与现代国家政权互嵌的关系。文章运用案例分析法,从身份适应视角出发,通过民间传统权威参与乡村共治的实践形态探究民间传统权威参与乡村共治的有效路径。研究发现:民间传统权威参与乡村共治既有适应性的一面,又有矛盾性的一面。为此,推进民间传统权威参与乡村共治需要注重合法性、增强专业性、强化使命性,积极推动民间传统权威的现代转型,使民间传统权威参与乡村共治更符合新时代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核心要义和发展方向。

基于农户意愿的乡村生态建设治理研究——以南京刘家边村为例

乡村生态建设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各级政府运用行政、法规、财政等多种手段推动乡村生态建设.政府在主体结构中处于一种绝对主导地位,且农户与政府缺乏良性互动,因此农户意愿容易被忽视.本文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利用SPSS数据分析软件,分析农户对当前乡村生态设施建设的满意度,了解农户意愿与重点关注所在,以期增强乡村生态建设中农户参与积极性与参与能力,切实建设好美丽宜居的生态乡村.

自治到共治: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从自治到共治的变迁轨迹,即,经过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乡村共治过程。目前,乡村治理改革仍面临多元主体参与不够,内容亟待进一步明确规范,体制机制需要不断创新等现实困境。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改革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展望未来,乡村共治需要重构乡村多元共治新格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宏图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