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视角下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微观机制研究——以临沂市兰山区为例

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涉及乡村家庭伦理与经济行为两个难以统筹协调的范畴。文章基于乡村家庭所内含的经济价值、伦理价值、社会价值三重价值体系,建构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家庭适应性调适逻辑框架,从个体、家庭与空间三个维度剖析了城市边缘区7个样本村的家庭非农转移就业特征。研究发现,在乡村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化趋势下,非农转移就业日趋年轻化,且具有清晰的年龄结构转换特征;以核心家庭为载体的劳务打工仍为主导转移途径;在城市边缘区城乡职住网络化格局中形成清晰的近距乡镇职住生活圈;家庭视角下“个人—家庭”“农业—非农”“通勤—离乡”三大适应性均衡策略是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多元分化的内在逻辑。纳入家庭价值体系的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研究有助于为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人才振兴等政策的制定与精准施策提供有益借鉴。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劳动力的就业演变——基于农时的视角

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中国生产者一贯注重结合农时安排生产就业。在农业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乡村劳动力争取实现更充分就业的条件和方式不断发生演变。以农时为视角,可贯通性地考察和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乡村劳动力的就业演变:传统乡村劳动力通过在大田农闲期从事家庭小工商业以争取实现更充分就业;近代外来工业产品输入所造成的冲击导致部分乡村劳动力无法有效利用农闲期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其被迫进城寻找就业机会;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乡村劳动力被严格限制在大田生产中,无法有效利用农闲期从事非农生产;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地区非农就业机会扩大,大量乡村劳动力主动进城就业、减少大田农闲期和农忙期的农业劳动时间投入,部分乡村劳动力则扩大了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未来,随着乡村人口的代际更替,从事稳定非农就业将是大多数乡村劳动力的就业需求。

乡村劳动力迁移的“双拉力”模型及其就地城镇化效应——基于中国东南沿海三个地区的实证研究

针对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地区未通过大规模人口迁移而实现转型的就地城镇化现象,选择3个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在问卷调查数据的支撑下,构建了"乡村拉力—城市拉力"("双拉力")概念模型,探讨乡村劳动力迁移行为、迁移意愿及其城镇化效应。结果显示,居民迁移行为不太频繁,且多数为就地就近的近距离迁移;同时迁移意愿不够强烈,并且倾向于近距离的中小城镇。在"双拉力"模型分析框架内,乡村拉力主要表现为就业机会、收入水平(预期收入)、社会保障与乡土情节,城市拉力包括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居住环境、子女教育等,乡村拉力作用强度远大于城市拉力。在这个来源于乡村的动力机制的作用下,当地居民出于个人比较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更倾向于选择就地转型,由此导致了与西方传统城市化模式迥异的就地城镇化现象。进一步论证了就地城镇化产生与发展的本地性与客观必然性,深化了对就地城镇化现象微观机制的认识。

制度、人力资本与乡村劳动力迁移

本文构建制度框架下政府与乡村迁移者博弈模型说明政府政策选择机制形成与迁移者决策过程。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目标决定迁移者迁移策略,城市发展能否从迁移中获得利益决定政府对迁移的管制程度,农业发展能否为迁移提供支持决定迁移者的迁移决策。迁移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政府策略与迁移者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改善乡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条件有助于加速迁移进程,减少城市劳动力市场对迁移者的歧视,提高城市化质量。

资源禀赋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分析资源禀赋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自然资本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存在较强的异质性。其中,人力资本中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资本中社会经验、社会参与、社会网络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经济资本中家庭收入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集体经济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影响不显著;自然资本中耕地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影响不显著,而宅基地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年龄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呈现"U形"非线性影响且26岁为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变化的拐点。在26岁之前,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减弱;在26岁之后,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增强。因本文采用2016年的样本数据,故可按照1990年为分界点将样本划分为"90后"乡村劳动力和"90前"乡村劳动力两类样本,进一步分析资源禀赋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的代际差异。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对"90后"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影响不显著,但对"90前"乡村劳动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集体经济和宅基地对"90后"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影响不显著,但可以显著提高"90前"乡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

中国乡村劳动力转移、资本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格兰杰因果关系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乡村劳动力转移和资本存量、乡村劳动力转移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协整关系、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他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资本存量和乡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乡村劳动力转移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由于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间接作用,因此根据索罗余值法,将资本存量完全独立于全要素生产率,可能低估资本存量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

乡村劳动力转移和中国技术进步率的测算

通过将制度因素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并将乡村劳动力转移作为技术水平的替代变量,本文利用扩展索罗模型对1986～2005年中国的TFP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表明:TFP总的趋势是上升的,其增长率受到制度因素和乡村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影响,其中制度因素对TFP增长只有水平效应或者递减效应,乡村劳动力转移对TFP增长的平均贡献达79%,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六大前后乡村劳动力转移对TFP增长存在巨大差别。通过与徐佳杰、张军等学者的实证结果进行比较,本文在模型参数估计、TFP结果的稳定性方面更具有优势。

东北乡村劳动力转移对城镇就业的影响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速度也在加快。在乡村劳动力为城镇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大大挤压了城镇人口的就业空间。为消除乡村劳动力转移对城镇人口就业的影响,必须努力为乡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乡村劳动力就业的途径主要从乡村消化和外部转移两个方面进行。乡村消化可以通过鼓励创业、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农民合作社来实现;向外转移可以通过从向城镇、省外、国外转移等多渠道实现。

乡村劳动力非农务工收入差距探析

通过系统收集、梳理有关数据资料,并计算了乡村劳动力非农务工的组间收入差距,然后分别对不同人口结构特征的群体收入差距进行了分析,最后计算了基尼系数,结果发现80年代以来乡村外出务工者收入增长的同时,其收入差距也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总体趋势表现为:2000年之前的收入差距高于2000年之后的阶段,而且这一趋势有进一步缩小的可能,另外年龄结构的变化相比学历结构对收入差距影响较大,虽然学历结构的变化对于2000年之后的收入增长及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有限。

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特征与影响机理——以山东省高唐县为例

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以非农就业与空间流动为核心特征,且具有强地域性特征。基于此,聚焦于县域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非均衡现象,以山东省高唐县为例,从转移规模、转移流向、镇际差异和个体流动四个方面展开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特征研究。在从“结构—家庭”综合视角剖析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探讨乡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应对策略,以期为城乡融合背景下提升乡村劳动力本地化转移就业质量提供思路借鉴。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回流影响因素研究——以武夷山市大安村为例

本文应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卡方检验研究福建省武夷山市大安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家庭结构类型、社会保障、居住地社会保障是否完善等因素对大安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显著,而年龄、家庭规模、就业创业机会等因素影响不显著。要提高大安村的劳动力回流,需重点提升农业价值链,增加村民经济收入,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养老保障体系等。

20世纪50年代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劳动力市场探微

从土改结束到集体化高潮前,从土地均分造成的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非均衡配置、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以及国家政策的影响等这些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因素来看,当时的确存在着一个广大的乡村劳动力市场——雇佣市场。与土改前不同的是,尽管这一时期雇工农户的数量较多、比重较大,但单位农户的雇工数量却很少。在雇佣形式上,长工数量、佣期急剧下降和短工数量显著增加是这段时期的一大特点。从阶层构成来看,雇佣关系主要发生在普通劳动者之间,并且雇工工资的涨落主要取决于各地乡村的劳动力实际供给和需求状况。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劳动力就业效应——基于农业产业化发展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产业化应发挥其独特优势,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有所作为,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本文从分工的角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以农业产业链分工演化为主线构建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径模型,剖析农业产业化对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吸纳效应。农业产业化演化路径伴随着加工农产品增加以及交易方式的改变,延长了农业产业链,衍生出更多的职业种类与数量,从而拉动了乡村地区劳动力就业。

中国乡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测算研究

对我国乡村剩余劳动力范畴的界定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对其数量的估计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结果从4000多万到2亿不等。从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相适应这一较新的角度来定义什么是乡村剩余劳动力,在此基础上测算出我国乡村剩余劳动力是负剩余,实际乡村劳动力短缺达427.9万人。基于此,最后对这一情况所引发的问题进行了辨析和讨论。

景县乡村劳动力从业结构现状分析

搞好农村劳动力从业结构研究,正确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有序转移,是当前促进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稳步提高的有效途径,也是维护农村稳定和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文章总结了河北省景县乡村劳动力从业结构现状及特点,分析了制约乡村劳动力就业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应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主渠道

随着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改革在中国大地开展,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就一直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之一。200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为78,444万人,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为55,019万人,农村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70.1%;2005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84,313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为60,012万人,乡村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72%。可见,我国劳动力就业的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的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存在的现实。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是通过效仿西方通过城市化发展模式,还是应该立足中国国情开拓农村市场来解决更为合理有效。

经济新常态下城乡劳动力异质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经济新常态下国际贸易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引擎需要加速转型,劳动力要素是促进国际贸易转型的重要驱动因素。我国城乡劳动力要素存在很大差异,利用Eviews6.0统计软件,分析城乡劳动力异质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可知城乡劳动力异质性的扩大会阻碍国际贸易发展。其中,长期情况下城乡受教育程度差异对国际贸易发展有显著负影响,短期和长期城乡就业率差异都对国际贸易发展有显著负影响,且影响程度远大于前者。据此提出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鼓励乡村劳动力就地城镇化和实现城镇劳动力高水平就业来实现国际贸易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

和政县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初探

和政县地处甘肃省临夏州南部,全县总面积960km^2,总耕地23．17万亩,总人口19．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8．1万人,占总人口的94．8%,乡村劳动力资源总数为10．5万人,占总人口的48．5%,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弱县、财政穷县和工业小县。怎样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的发展,是县委、县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在农村各项富民政策的关键所在。在工作的实践过程中,县上逐步认识到。

江西省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初探

据我个人理解,所谓农村富余劳动力就是在同农村所有生产资料结合,合理配置后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当然,在实践中,不可能做到劳动力完完全全地同生产资料相结合,劳动力配置也不可能完全避免超量配置。因此,富余劳动力只是个相对的概念。相对性的另一方面是富余劳动力具有比较大的流动性。农业生产受生产季节性控制,在农忙时期,劳动力投放急骤增大;到农闲季节,劳动力投放呈收缩状态,又游离出富余人员。

民工流动与乡村中年失业

对包括民工在内的各类乡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进行了分析。城市民工需求年轻化导致三个后果。首先导致青年民工的供不应求,从而在乡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前提下,出现了全国性的民工荒;其次,导致乡村现有中年剩余劳动力难于在城市就业;最后,导致进入中年后的民工绝大多数无法继续在城市就业,中年民工家庭因不具备在城市定居的经济能力不得不回乡。后两个结果的不断积累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一个经济现象——乡村劳动力的中年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