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县域粮劳变化耦合模式与乡村发展类型

利用湖北省2003—2017年81个县域的粮食产量和农业劳动力数据,运用粮劳弹性系数模型方法,分析了湖北省粮劳时空变化特征及对应耦合模式。结果表明,2003—2017年湖北省粮食生产整体呈现稳中有增态势,呈“中高周低”“中增周减”空间特征,高产区集中在鄂西北中部与江汉平原南部;农业劳动力总量持续减少,呈“东多西少”“东增西减”空间特征,密集区集中在江汉平原东部和鄂东北丘陵西部。2003—2017年湖北省最典型的粮劳耦合变化模式为粮增劳减型(60.49%),其次为粮劳同减型(23.46%)和粮劳同增型(11.11%),粮减劳增型占比最低(4.94%)。受地理条件和农业政策的影响,湖北省乡村发展类型呈现多样化并存的格局:中部多分布外延扩张型和农业现代化型县域,东部和西部多分布产业转移型和种养一体化型县域;2010年前后两时段县域乡村发展类型转换较为复杂,维持不变相对较少。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在界定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商旅服务和均衡发展四个乡村发展类型的基础上,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基于乡村对社会具有的功能构建了乡村性指数(RI)以刻划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性强弱,并对东部沿海地区各发展类型的乡村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地区57.6%的县市一、二、三产业得到均衡发展;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和商旅服务业主导的发展地域类型分别占总面积的18.64%、11.99%和11.75%;农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较强(RI>0.5)的地域占到59.1%;工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RI<0.4)和居中(0.4<RI<0.5)的地域分别占到33.4%和42.8%;商旅服务业为主导的乡村发展类型中,大部分地域(42.7%)乡村性弱,乡村性强和居中的地域分别占到27.3%和30.0%;均衡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的地域占17.2%,乡村性较强的地域占到37%,接近半数(45.8%)的均衡发展类型其乡村性居中。并指出,当今全球化和社会经济重构背景下乡村的多功能性发展和立足当地(Place-Based)的乡村发展模式,使得某些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值与其他同类地区差异较大,以及同一乡村性指数值可能对应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最后提出了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科领域亟需加强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乡村发展类型与模式研究评述

乡村发展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它包括乡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迁、社会和居民的发展等。已有研究侧重对乡村发展类型与模式进行探讨,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职能、空间地域等多方面来总结乡村发展类型,从动力要素、空间体系、历史条件、地域特色等多视角提炼乡村发展模式。本文对乡村发展类型与乡村发展模式两个方面的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明确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基于功能视角的广州都市边缘区乡村发展类型分化及其动力机制

基于村庄规划详细调查数据库,采用空间集中度和功能识别等方法,深度剖析广州都市边缘区村域尺度乡村发展的类型分化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广州都市边缘区村域乡村功能的空间梯度差异特征明显。乡村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呈现出由城区向城郊逐渐减弱的分异特征,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则由城区向城郊逐渐增强态势。以乡村主导功能为划分原则,将广州市都市边缘区乡村划分为经济发展功能主导型、社会保障功能主导型、农业生产功能主导型、生态保育功能主导型、均衡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等6种类型。②在城乡区位上,城镇发展型、混合发展型和传统发展型3类乡村依次呈现出围绕主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圈层结构特征。③政府力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战略发展规划、重大项目及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城乡发展空间转型,奠定了乡村发展的圈层分化格局;市场力通过企业投资和产业转移助推乡村产业非农化和地域功能多样化;社会力通过经济组织发展和乡镇企业兴办等推动乡村“三生”空间重构。④建立多方参与的社区化管理体系、乡村群空间组织结构以及镇乡互动圈将是乡村发展优化的重点。

乡村发展类型划分及其乡村空间规划探索——以安徽省金寨县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现阶段推进乡村发展的重要举措,科学的划分村庄发展类型,是精准化实施乡村振兴政策的基础。(1)基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该研究提出依据乡村的区位条件、发展现状、资源禀赋等因素构建乡村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对乡村发展水平进行评估,最终将村庄分为集聚提升型村庄、城郊融合型村庄、特色保护型村庄和搬迁撤并型村庄。(2)从景观生态学角度出发,选取8个景观指数,通过fragstats软件的移动窗口法和GS的半变异函数得到景观破碎化指数,运用熵权法计算出景观破碎化综合指数,得到金寨县的景观重度破碎化的集中分布区域。(3)分析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景观破碎化原因与乡村发展评价指标的哪些因素密切相关,从乡村发展类型角度提出差别化的乡村空间规划策略,从而为金寨县生态宜居的美好乡村规划建设提出相关建议。

江苏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以县域为空间尺度,依据江苏沿海地区3个地级市各县域的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均值和标准差构建指标体系并划分乡村发展类型。根据乡村对社会产生影响的5个因素构建乡村性指数(RI)评价体系,使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乡村性强弱划分为5个等级,并对全部县域进行评价。最后提出推进县域乡村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建议,为促进江苏沿海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供借鉴。

华北平原不同乡村发展类型农村居民点的比较研究

[目的]通过比较华北平原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第三产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形态和演变特征,为合理规划和管理农村居民点用地,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科学参考。[方法]借助eCognition developer 8.9软件,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解译获取1990年和2015年两期农村居民点空间数据;根据县域中各产业发展水平来划分乡村发展类型;比较不同乡村发展类型农村居民点的数量、规模、密度、形状等的变化特征。[结果](1)不同乡村发展类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在数量、平均斑块面积、密度和面积占比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异性。农业主导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具有数量多、密度高、单个斑块规模小、总规模大、面积占比大等特征;工业主导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则呈现出数量少、密度低、单个斑块规模大、形状不规则和总规模较小等特点;第三产业主导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的平均斑块面积最小,面积占比最低。(2)不同乡村发展类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演变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数量和总面积等方面。农业主导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演变的主要特征为数量和面积的双高增长;工业主导型县域则呈现出数量增加较少、面积增加较多,并伴随形状更复杂的特征。第三产业主导型农村居民点的变化在各乡村发展类型中最小,并且农村居民点数量和平均斑块面积均略有减少趋势;均衡发展型县域内农村居民点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数量增加,在各乡村发展类型中数量增加最多。[结论]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和变化差异明显,农村居民点的管控应分类施策,因地制宜,加强制度创新,使不具备区位优势和特殊资源禀赋的地区享有同等的发展权,分类实现乡村振兴。

基于聚类分析的城郊地区乡村发展类型--以广州市从化区为例

以广州市从化区各行政村为研究对象,基于其地形、区位、规模、经济产业与城镇化、旅游资源的基本指标数据,采用GIS与SPSS的定量分析方法,对从化乡村发展进行客观描述与分类,划分出平原种植型、丘陵种植/林业型、山区林业型、特色旅游型、城镇化整理型五大乡村发展类型,进而分别提出规模化、专业化分工、山区特色化、集群发展、都市农业等的发展策略。

基于村域尺度的乡村发展类型及对策研究——以福建省浦城县为例

解决农村发展问题一直是我国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不同类型农村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社会运行方式,需要在划分乡村发展类型的前提下,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因此,以福建省浦城县286个村庄为例,通过优先判定类别、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测定乡村发展水平的分析方法对这些村庄进行分类。分类形式为“产业构型+村庄建设类型”,其中产业构型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旅游业主导型和综合产业主导型;村庄建设类型分为集聚提升中心型、转型融合城郊型、保护开发特色型和搬迁撤并衰退型。从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等方面探讨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对策。

基于微观视角的沿海发达地区乡村发展类型研究——以福建省福清市为例

研究乡村发展类型及其发展程度的区域差异,有助于选择适宜路径推进新农村建设。运用数理方法和GIS技术,尝试从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商贸服务和生态旅游4种乡村功能角度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乡镇微观视角,对位于沿海发达地区福建省福清市的乡村发展类型进行评定与分析。研究表明:福清市乡村发展具有功能主导和形式多样的特性,17个镇可划分为商贸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农工均衡型,农业主导型Ⅰ,农业主导型Ⅱ,生态主导型6种乡村发展类型;各类型区乡村发展特征同其所处的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土地结构和政策要求等基本属性相匹配,未来福清市各类型区乡村发展应采取差别化对策。

贵州省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划分县域乡村发展类型与乡村性强度,探讨不同乡村发展类型县域的内部差异,有助于推进乡村转型与城乡协调发展。运用贵州省2000、2005、2010、2018年统计数据,划分乡村发展类型,计算乡村性指数,结果表明:依据产业结构,划分出4种乡村发展类型,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处在不断变化中;乡村性整体呈减弱趋势,各县域间乡村性差异减小,空间集聚程度增强,乡村性以贵阳市和遵义市为中心向外围逐渐增强;同一乡村发展类型县域内,乡村性强度存在差异,农业主导型乡村性强度整体偏高,工业主导型偏弱,商旅服务型乡村性强度呈两极分化,均衡发展型乡村性强度整体减弱。

陕南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评价

基于陕南2017年县域数据,通过各产业占GDP比重划分了乡村发展类型,创建了乡村性评价体系,测算了28个县域乡村性指数,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及ArcGIS技术,分析了乡村发展类型的乡村性空间差异。结果表明:(1)陕南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分为均衡发展型、商旅服务型、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以均衡发展型县域为主,占46.4%。(2)陕南县域尺度乡村性具有明显差别,总体发展程度为安康<商洛<汉中;虽然安康市发展水平高于商洛,但从发展的均衡性、综合性来看,商洛市发展优于安康市。(3)乡村性强弱与乡村发展水平并不是完全相关,以南部大巴山区为代表。

基于GIS和灰色星座聚类模型的乡村发展类型识别及振兴策略--以江西省万年县为例

综合土地利用、DEM、POI、社会经济等多源数据探索南方低山丘陵区乡村类型定量识别方法,为编制区域乡村振兴规划、分类推进乡村发展提供参考。在简要归纳乡村发展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定量评价2018年江西省万年县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并借助灰色星座聚类模型和质性归纳法识别其乡村发展类型,进而提出不同类型乡村差异化振兴策略。结果表明,万年县乡村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不高,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区域差异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万年县乡村发展类型可识别为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传统农业类、综合发展类和特色保护类,集聚提升类和传统农业类是其主要乡村类型。万年县不同类型乡村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具有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乡村发展类型研究及其乡村性评价——以广州首批美丽乡村为例

快速的城市化导致传统乡村发展过快而产生一系列"乡村性"缺失的问题,并影响到城乡整体发展需求。本文以广州美丽乡村规划实践研究为例,通过构建乡村性指数来划分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性强弱,并对广州美丽乡村各发展类型的乡村性进行了评价。总结出广州地区的美丽乡村在相同的发展类型区中乡村性指数存在不同的差异,以及同一乡村性指数值可能对应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最后提出维护"乡村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方向。

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评价研究综述

【目的/意义】乡村性评价是衡量乡村发展水平、识别乡村内部差异、划分乡村发展类型的重要手段,乡村发展类型的划分对于指导乡村建设方向、转型、经济社会重构等具有重要作用。将目前学术界关于乡村性和乡村发展类型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整理、分析总结,以呈现出清晰的乡村发展类型和乡村性评价的研究框架,为探讨新的研究方向提供参考。【方法/过程】通过梳理、述评我国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评价的相关研究,针对研究尺度、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分类结果、应用层面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讨论目前研究中乡村发展类型划分存在的问题。【结果/结论】乡村发展类型的概念内涵、划分方法、应用研究是我国农业地理和乡村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乡村性评价和乡村发展类型划分的研究具有区域性、综合性、实用性的特点,但也存在研究尺度过大、指标体系缺乏统一性、研究方法单一、分析维度不够充分的不足,未来的研究中,要通过建立科学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加强时空尺度分析、拓展成果应用范围等措施来深化相关研究内容。

基于县域尺度的湖南省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研究

县域尺度下研究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有助于推进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乡村高质量发展。笔者以湖南省121个县区为研究单元,在参考构建乡村发展类型与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湖南省县域单元进行了乡村发展类型与乡村性水平划分,并重点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进一步研究了县域尺度下湖南省乡村发展类型与乡村性的空间特征。研究表明:(1)湖南省乡村发展类型主要为综合产业发展型,占总量的53%,且大部分县域第一、二、三产业得到均衡发展。(2)湖南省乡村产业发展类型在空间上为集聚分布,相同产业发展类型的县域空间联系度较高。(3)湖南省乡村性可分为低(0.005~0.268)、较低(0.269~0.424)、中等(0.425~0.539)、较高(0.540~0.645)、高(0.646~0.827)5级,且湖南省乡村性水平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4)湖南省乡村性在空间上为正相关呈“U”型分布趋势,Moran's I值为0.423>0,说明其乡村性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5)湖南省不同乡村发展类型乡村性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但各县域乡村性水平与该乡村发展类型相符。

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与乡村性评价——以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为例

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乡村人口多、贫困人口多、贫困范围广,认识评价其乡村性,明确乡村发展方向,对于推进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都具有现实意义。根据2010年《重庆统计年鉴》数据,选择各产业地区生产总值相对比重指标将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县域划分为第一产业主导型、工矿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均衡型等乡村发展类型;并以之为基础,选取城镇化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地产出率、农业产值与非农业产值比、高速公路密度、广播电视覆盖率等指标评价判断各县域的乡村性。结果表明,同类及不同类乡村发展类型的县域之间的乡村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工矿业主导型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的仅有3个区,乡村性显著的有2个区县;均衡型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居中县域有4个,乡村性强和显著的也有4个县;第一产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型乡村发展类型的县域乡村性强或显著,可见,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县域乡村性总体较强。最后,提出了县域经济发展的两大方向,一方面加大投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不断提高乡村社会现代化水平和乡村文明水平;另一方面,因地制宜,走特色产业发展之路,使乡村和农民依靠自身拥有的资源要素增值致富,增强乡村持续发展能力。

河南省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

基于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划分了2012年河南省126个县域的乡村发展类型;通过建立乡村性指数评价模型,并借助ArcGIS和SPSS软件深入分析2000-2012年县域乡村性的时空分异格局。结果表明,2012年河南省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均衡发展Ⅰ型、均衡发展Ⅱ型的县域分别为26个、30个、14个、17个和39个,农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Ⅱ型的县域占54.76%,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与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河南省县域乡村性指数空间分异较为明显,东部高于西部;农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Ⅱ型县域乡村性指数明显高于商旅服务型县域;乡村性指数较高的县域集中分布在冀鲁豫低洼平原区、黄淮平原区东南部和鄂豫皖丘陵山地区东部,地级市市区的乡村性指数明显较低。2000-2012年间河南省县域乡村性指数由0.6844下降到0.5844,均衡发展Ⅰ型县域的乡村性指数下降最为显著。

徐州市镇域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以徐州市114个乡镇为研究单元,通过产业结构分析,划分了该市的乡村发展类型,构建了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徐州市各乡镇的乡村性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表明:徐州市的农业型、工业型和商贸型乡镇所占区域比重分别是15.80%、16.70%、14.00%,而综合型乡镇所占比重达53.50%。农业型地区乡村性较强(RI>0.55)和居中(0.40<RI<0.55)地区占该类型区的55.60%和33.30%;工矿型地区乡村性较弱(RI<0.40)和居中的乡镇均占到42.11%,商贸型地区乡村性较强和居中的乡镇分别占31.25%和50.00%;综合型地区乡村性较强和居中的乡镇分别占到49.18%和34.43%,较弱的乡镇占16.39%。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徐州市乡村发展的分类调控对策,本研究为促进苏北地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及时空变化

全国尺度下以县级行政区划(市辖区除外)为单元,划分乡村发展类型并探索其空间分布和变迁规律,不仅可以丰富乡村发展的实践研究,还对因地制宜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2000年和2015年为研究时点,以三次产业结构占比为依据,将中国县域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以及均衡发展型4种乡村发展类型,探讨各乡村发展类型的时空演变规律以及类型转换趋势。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年与2015年,中国均有50%以上的县域属于均衡发展型,其余类型按照数量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工业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型,对比两个年度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的数量,占比都没有大的变动。②2000年与2015年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呈现不同的区域分布规律,15年间,4种乡村发展类型的分布都呈现出由比较分散到相对集中的变化过程,其中最突出的是农业主导型和工业主导型,由2005年的多个分散带转变为2015年的5大集中带。③2000—2015年,多种乡村发展类型发生了转换,按照数量比例,前6种转换类型分别为工业→均衡发展型、均衡→工业主导型、均衡→农业主导型、农业→均衡发展型、商旅→均衡发展型、均衡→商旅服务型,各转化类型在中国均有较为集中的分布区域。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地方资源条件的变化以及地区比较优势的转变使中国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在空间分布、变化过程以及不同类型的转换趋势上呈现出不同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