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变革的理论基础、实践困境与乡村振兴的未来之路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一次面向乡村的社会变革行动。个体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及国家中心论三种从不同主体视角展开的社会变革观构成了乡村变革的主要理论基础,引导着差异化的乡村变革实践。但三种理论下的乡村变革均面临着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主体困境、结构困境以及实践困境,无法有效地指导乡村变革的持续推进。“社会中的国家”这一变革理论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实现了从一元变革观到多元变革观、从静态变革观向动态互动变革观的转变,并关注到了社会变革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乡村振兴之路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即以多主体力量的强化消解主体困境,构筑多主体参与的振兴之路;以主体间的深度互嵌消除结构困境,铺设多主体协同的振兴之路;以变革场域的优化规避实践困境,打造持续且稳定的振兴之路。

乡村变革与思想启蒙的双重变奏——评周大新的《湖光山色》

周大新的获奖小说《湖光山色》作为新世纪乡土叙事的力作,既显示出作者对农民与土地、乡村与城市之间复杂关系的独到思考,对现代与传统两种文明之间的碰撞所引起的物质生态与精神生态关系失衡的深切忧虑,又以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揭示出乡村变革背后所发生的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政治和人性悲剧。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如果不对乡村进行新的思想启蒙,经济变革与农民精神人格的嬗变都将举步维艰,离开思想启蒙,乡村变革便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乡村变革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空间政治——论中国当代小说的“集市”叙述

集市作为农村社会的经济交换空间,不断出现于当代小说的乡村叙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乡村变革及社会主义政治实践赋予小说中的集市以不同的政治属性和意义承担,或成为检视不同政治立场人物的德性隐喻,或成为求证农村改革正当性与必然性的意义空间,或成为后改革时代乡村颓败景观的镜像。总之,当代小说所叙述的集市被赋予了时代的政治属性,成为当代乡村变革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表意空间。这亦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多维互动。

乡村变革与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巨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在经历了改革的三个阶段后虽然整体工作水平有所提高,但在党内民主建设、党组织影响力、党员干部素质、组织设置方式等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这些问题的产生既由于受到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体制变革、农民阶层分化等外因的影响;更是由于一些党员不适应新的形势、自身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偏低、干部责权不平衡等因素造成的.今后应从继续推进农村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内民主建设、调整和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模式、建立健全考评监督机制、探索党组织活动的新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

知识分子“下乡”与近代中国乡村变革的困境——对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的解析

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社会日益落后的现状与知识分子的理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一部分知识分子带着重建乡村社会的理想"下乡",并在20世纪30年代与国家政权改革县政的政治追求相结合,形成了一股县政建设的潮流。这些知识分子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科学的西化"和"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等方式对乡村进行改造,却又因近代以来国家政权的长期不合理而导致的乡村社会转型内驱动力缺乏的困境,最终又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乡村。

论周大新《湖光山色》中外来人影响下的乡村变革

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是一部深切关注着农村变革，关注着农民现实的生活状况、精神状况的乡土小说。而在乡土小说中，外来者的出现并不是陌生的。不管他们是以怎样的身份和方式进入乡村，但无疑他们改变着乡村的现实关系。在《湖光山色》中，谭老伯、薛传新、络腮胡子男人这三个外来人的出现，对楚王庄的发展变化具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各自有着各自的作用，对楚王庄的发展可谓缺一不可。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社会变革的过程当中，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性的变化都受到了“外来人”所代表的城市文明的影响与冲击。

乡村变革与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

面对农村变革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社会利益格局和群众利益实现方式、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深刻变化,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要求,改革体制,创新机制,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建设。

数字触角不断延伸 赋予乡村变革之力

农产品搭上互联网快车,流量成为新农资、直播间成为新农具、带货成为新农活;智慧农场、智慧农业工厂等现代化生产方式正加速培育……当传统农业遇上数字经济,重塑、变革正迅速发生。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加快推进。比如,河南省4.6万个行政村实现了4G网络全覆盖,并正在推进5G基站建设。农村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分别达到98%和83.3%;浙江县域数字农业农村总体发展水平为68.8%,远超全国36%和东部地区41.3%的综合发展水平。

“穷根”与“翻身”: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乡村变革的文化权力根基——再读《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

赵树理的两部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从不同侧面体现作者对革命政权下乡村由"旧"转"新"所依托机制的构想。作者理想中的乡村变革不仅是革命力量促生的"外发"性转变,更是一种"内生"性转变。它植根于乡村固有的社会关系、组织机能和文化构造,诉诸民众的精神构成与情理逻辑,造就乡村原有活力的"修复"与"再生"。这种转变虽然是高度政治性的,却以文化权力的转移为中介,并打造出一个与政治权力相平衡的、属于底层民众的文化权力层面。其作品触及、呈现某种属于民众的、非意识化的精神方式与转变逻辑,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

非农化背景下乡土公共性的再生产与乡村治理变革

随着非农化对乡村治理微观经济基础和治理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乡土公共性处在结构性与功能性转换之中。一方面,传统乡土公共性趋于解构,其凝聚、教化、维稳等积极功能面临挑战。另一方面,非农化背景下,乡土公共性再生产又遭遇重构之困。作为治理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乡土公共性与乡村治理变革共生又互构。乡土公共性的结构功能转换以及再生产倒逼,要求与助推乡村治理变革,构成了乡村治理变革的重要社会基础。

妇女动员与乡村社会变革——兼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中国化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有其独特的社会条件和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的妇女运动时并没有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领导中国妇女走上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解放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中国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力第一次触及到了乡村社会,不仅改变了底层妇女的命运,也加速了乡村社会封建秩序的瓦解,同时也使广大妇女成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积极力量。

在乡村变革中不断强化与农民的利益联结——山东省临沂市供销合作社从村社共建到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改革之路

山东省临沂市供销合作社在充分发挥自身网络和经营服务等优势,联合村集体的组织功能、土地资源等优势,整合农民合作社的生产经营带动优势,在全国率先创新实施“以党建带社建、村社共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形成“土地股份合作+全程托管”服务模式,不断推动农村“三变”改革和农业规模化发展。

非洲青年眼中的重庆乡村振兴实践和启示

重庆乡村振兴实践有很多地方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尤其对于亟待解决贫困问题的非洲国家。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的新画卷正徐徐展开,成为重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生动注脚。2023年6月,我在重庆采访期间,被当地乡村变革取得的显著成绩深深震撼。

国家、市场与社会:新中国70年乡村社会变革中的秩序形塑——基于一个西北乡镇的实地考察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伴随着“国家、市场与社会”三重力量在乡村社会中的交互影响与多元互动,中国乡村社会经历着一系列不同的社会变迁形态和秩序建构景象。研究通过对高柏镇不同时期乡村社会里的三个典型事件,“灌粮”事件反映了中国广大基层乡村社会中,惯常性存在着的独大的国家与被吞没了的市场与社会,“苹果产业园”建设反映出当市场经济裹挟着工商业大资本侵泄进入乡村社会之时,往往呈现出来的是强势的市场与处在猜忌两端的国家与社会之关系形态,乡村中的婚嫁事件则反映出处于张力中的社会和市场与游离的国家。研究得出基层乡村社会作为中国社会最为基本的基础构成,它既承受来自国家权威和基层党政施政的影响,又受到来自地方市场在资源配置与获取当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的制约。同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场域性存在,乡村社会反过来也会对基层党政的施政行为和政策效果产生回应,并对地方市场的存在与发展形成规制和导引,进而形成基层党政、地方市场与乡间社会三者之间多元的互动关系,并最终形塑着乡村社会的秩序稳定与发展变迁。

城镇化建设下的农民身份转变研究:龙港案例

“离土不离乡”是龙港地区作为中国首个“镇改市”在早期实现农民身份转变的主要模式。研究显示,身份转变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当地农民主要通过开创家庭工业和兼营工业等第二产业的方式,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生计方式转变。也有部分农民选择专注于农业发展,成为专业种植大户。此外,农民的交易范围也有所扩大,从村域扩展至县域,逐渐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他们不再是小农,而是融入社会化大生产中。在交易对象上,农民不仅与熟人进行交易,还与来自周围村镇甚至其他省市的商人进行交易。交易中更注重合作利益、商品质量和商家信誉,而非个人感情。本研究希望为共同富裕、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在其他村落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乡村的新道德建设

在激烈的农村社会变革过程中 ,存在着新旧两方面的负面道德因素 ,阻碍乡村变革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建立起包括农民个人新道德品质、乡村社区的新道德氛围、乡村发展的新道德制约等内容的农村道德新体系 ,采取必要措施强化乡村新道德建设。

评介《电视传播与乡村村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变革》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电视机的普及也无声无息地给人们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并且推动着乡村村民的现代化进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村民生活方式的变革。孙秋云教授力图做出种种创新的尝试和填补一些学术研究盲区,加之所面临的研究问题和内容的复杂,《电视传播与乡村村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变革》亦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理论的使用略显零碎,问卷调查的量化层次多集中在描述性问题之上等。但瑕不掩瑜,其学术贡献仍值得文化社会学和乡村研究的后来者学习和借鉴,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此展开了叙述。

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村知识分子的变迁探析

乡村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乡村社会经济转型、知识分子政策转变、乡村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开始发生急速的变迁。由城市进入乡村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等纷纷离开,大批"知识青年"相继返城,造成了乡村文化结构的变化,原有乡村知识分子在市场环境和人才政策的作用下持续流向城市,大量回乡知识分子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下,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为乡村文化建设增添了新的活力。通过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政策对于乡村文化变迁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乡村知识分子自身的不懈奋斗,对于乡村文化发展具有基础性的影响。

民间的艺术画卷 乡村的天籁之音——李贯通论

生长在微山湖畔的作家李贯通,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在他的小说中,提供了充满民间文化意蕴的原始风景;运用理性的眼光对时代变革中的传统意识与乡镇生活作出审视与评估;注重从现实的生存经验升华为人生的普遍哲理;在近年创作中,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心灵拷问,努力托举民族的人文精神。在艺术上,李贯通的小说富有中国古典美的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