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破坏还是创造性提升?重新审视乡村商品化的过程与效应

旅游驱动的乡村商品化创造了理想化的乡村景观以供游客消费,但在诸多案例中也经常看到因过度开发而对乡村原有的美学景观造成破坏。“创造性破坏”模型在解释与旅游相关的乡村商品化上形成了一种“霸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乡村空间发展的其它可能认知。本文在全面引介“创造性破坏”与“创造性提升”理论的基础上,以黄山市西溪南村为本土案例,经过6次田野考察,证伪与证实了相关命题,并提出修正。研究发现,无论是基于乡村商品化的阶段与现状,还是从乡村商品化中的功能、使用者与表征来看,西溪南村的空间商品化并没有演化为常见的“创造性破坏”,而是“创造性提升”,突出表现为多种景观类型的并存。进一步,总结了“创造性提升”的原因并对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反思。研究有助于扩充对乡村转型发展的理解视野,也对“创造性提升”的理论基础做出了有益补充。

全球乡村资源商品化研究热点及其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乡村资源禀赋与资源组合模式及其商品化程度,影响乡村韧性经济体系的构建。利用传统文献阅读法和可视化方法,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文献,探索全球乡村资源商品化研究的热点与规律,并揭示其对我国乡村振兴实践的启示意义。研究发现:(1)农业是该领域的重要内容,“农业商业化”和“乡村空间商品化”为热点主题;(2)农业商业化多描述非洲农业从自给自足向市场化转变的过程,土地、劳动力、市场组织和资本等资源要素的投入影响农产品的产出效率,政府力量较少被提及。农业的商业化是实现粮食安全和减贫的有效工具;(3)多类型的乡村空间商品化强调乡村消费经济、文化景观等非物质的创新资源,与传统乡村资源构成旅游商品“集”;资本和政府权力是关键驱动因素,乡村空间商品化是西方乡村复兴的有效经济手段;(4)西方发达国家乡村变迁过程反映了不同社会阶段和生产力水平下乡村核心资源的战略变化与资源组合模式空间分布法则;(5)乡村资源商品化促进地方资源重组,是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因地制宜地推进乡村资源商品化要充分考虑地方经济水平和乡村所在区位,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资源;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职能。

重庆市乡村空间商品化格局特征、驱动机制及发展模式

乡村空间商品化是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POI等多源数据,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法、Moran's I指数分析重庆市乡村空间商品化格局及空间集聚特征。研究表明:①重庆市乡村空间商品化主要包括地理标志农产品、乡村民宿、农家乐、乡村电商及地票等5种类型,在主城都市区外围形成1个高密度半环、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形成1个以云阳、巫溪、巫山及奉节为主的次高密度环状区域,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以武隆和石柱为中心形成2个高密度区域。②从全局空间关联上看,重庆市乡村空间商品化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从局部空间关联上看,重庆市乡村空间商品化正相关集聚效应显著,高—高集聚区县分布在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低—低集聚分布于主城都市区北部,高—低集聚位于铜梁。③重庆市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在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及外部环境刺激下,进行乡村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的生产,在“消费乡村”的推动和不同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影响下形成了不同的乡村空间商品化集聚形态。文章提出未来重庆市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模式主要有“互联网+农产品”“民宿/农家乐+乡村旅游”“土地要素市场化+乡村产业”田园综合体模式及其空间指引方案。

资本循环视角下农地流转的空间格局与机制——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

土地等资源的确权流转开启了资本在乡村地域的循环,资本类型与农地用途之间按市场原则重新匹配。本文建构了资本循环作用于农地流转的理论框架,并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结合村级多源数据,实证了中国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微观空间格局及机理。在理论层面,研究揭示出不同类型资本流向不同农地用途,形成不同的资本循环模式,并通过"资金实力"或"经济附加值"影响农地流转率;在实证层面,研究发现村级农地流转率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在控制自然条件、区位、社会经济等因素后,资本循环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显著且存在空间差异。就资本类型而言,"城市工商资本"与"城乡混合资本"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前者对"城边村"的影响大于"远郊村",后者反之,"乡村内生资本"的影响不显著。就农地用途而言,现代农业对农地流转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平原地区的影响程度大于山地和丘陵地区,传统农业、休闲农业影响不显著。从资本循环模式来看,城市工商资本-现代农业、乡村内生资本-传统农业、城乡混合资本-传统农业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前者在现代农业原有基础好的地区影响程度更高,而后两者影响程度的空间分异较小。助力农地流转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应因地、因资本循环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