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中共乡村基层政权建设方法探析——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中心

乡村基层政权建设是整个政权体系建设中最基础的一环,它直接关系到政权体系运行的效率。赣东北根据地在方志敏等人的领导下,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结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成效的乡村基层政权建设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选举、改选、反官僚腐化、肃反、群众参与等。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现了当时的"左"倾化特质,尤其是大清洗、肃反过重地挫伤了基层政权的稳定结构。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效果受革命政策、革命形势、方法的有效性等多重因素影响,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但总体上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共产党对乡村基层政权问题的深层思考。这一时期中共对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其经验教训也为当今的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乡村基层政权职能的解体与重建

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在封闭环境下运行的社会系统,而这个封闭环境的形成是与经济基础和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当国家发展战略发生转变和转轨的时候,封闭的环境被打破,旧有的维持乡村社会得以运转的基层政权职能体系就会因为基础的瓦解而缺失。因此,如何在新型的开放的乡村环境下构建基层政权体系,恢复其职能,就成为现阶段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工作。本文以乡村基层政权职能内部因素构成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变化为切入点,将乡村基层政权职能划分为经济职能、行政职能和文化职能予以具体分析,并以三种职能为基础重新构建新形势下的乡村基层政权职能。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政权的三次转型

由清末到国民政府垮台时期的第一次社会转型中,传统士绅的衰落与基层政权的建设相互影响,结果是基层政权的"内卷化",乡村社会出现了动荡和混乱,国家陷入了总体性危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第二次社会转型中,国家成功地将政权的触角延伸至基层农村,以各种手段形成了对农村的强力制约,即使如此,基层社会也并未完全丧失自身的行动能力;当前第三次社会转型下处于改革进程中的乡村基层政权,由于国家权力的部分分权显示出了更大的弹性和自主性,在与各方利益的互动中形成了自身独立的利益追求,所引发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

迈向治理实践的乡村基层政权研究:论域、进路与反思

运用知识图谱来呈现乡村基层政权研究的内容,便于直观而全面地解读该研究领域的主要论域和研究进路。一方面,基层政权的核心任务是国家政权建设还是基层社会治理,这一焦点问题的锁定型构了乡村基层政权研究的两大论域;另一方面,研究重心从“政权建设”到“社会治理”的发展演变,析出了内部分析和外部分析两种研究进路。可以说,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基层政权研究正在“迈向治理实践”。它要求研究者时刻把握城乡经济社会转型的实观变化,瞄准国家宏观体制变革的发展定位,总结地方典型创新经验的实践探索。乡村基层政权研究的未来是基于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和创新实践的实证性和前瞻性的研究。

转型期乡村基层政权经济行为绩效评价

制度变迁能调整人们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可用来增进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使绩效迎合偏好。国内已有的研究中，对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已屡见不鲜。但到目前为止，却很少有人将乡村变迁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纳入经济学分析视野。本文着眼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制度环境，力图对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经济行为进行分析。

复合型权威: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治理转型——以浙江省W镇的联村干部为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基层政权建设,不仅要实现对村庄的管理有序,还强调对乡村的治理有效。在乡村基层政权转型过程中,基层政权代理人向“复合型权威”方向发展。在总结调研经验基础上,认为W镇的联村干部具有“复合型权威”的多重属性,不仅具有在行政体制内的科层权威,还富有组织村级治理主体的政党权威和联系群众的自治权威。W镇联村干部在村庄治理过程中承担着帮扶者、监督者、指导者的角色,一方面有效下沉了科层体制内的行政资源,另一方面契合了村庄治理的不规则性。

民主政治渐入乡村:苏区时期中共对基层政权运行制度的探索

苏区时期,中共对乡村基层政权运行制度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取得了较好成效。本质上而言,苏区乡村基层政权运行制度既是中共革命理念下的制度性建构,也具有特定革命环境下的措施应对性特质,且与世界革命潮流下民主政治渐入乡村的历史趋势相一致。从总体上来看,苏区时期乡村基层政权运行制度是中共局部执政的重要制度探索和实践,是民主政治深入乡村的现代性改革,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更有鲜明的创新性,为此后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进一步展开和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基层政权建设研究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乡村基层政权建设中秉承机构精简原则,实行基层代表直接选举制、代表联系制和民主监督制等多项制度,领导人民群众参与革命战争、发展生产、全面加强社会建设和进行妇女解放运动等,其显著成效缘于政权建设中坚持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发展民主政治制度、发动群众监督政府、运用正确的工作方法等。

非政府组织与乡村政权的合作、冲突与协调

非政府组织 (Non -GovernmentalOrganization)作为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支力量 ,在公共领域的治理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最近几年来国内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日益增多 ,但是大多数集中在论述非政府组织的自身结构、自身运作机制以及国外NGO理论的引进方面 ,关于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的发展情况 ,特别是关于非政府组织与乡村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目前关注的人还不多。本文认为由于组织上、利益上的互补以及存在一个共同的治理空间 ,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存在功能性的合作 ;但是由于各自组织原则和文化关怀的不同 ,也使二者之间存在了诸多的冲突。

论非政府组织与乡村政权的关系

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功能性的合作 ;但是由于各自组织原则和文化关怀的不同也使二者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冲突。

社会管理视阈中的乡村治理

从健全我国社会管理的视阈来审视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问题,我们认为具有其特殊的意义。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乡村治理取得历史性进步,形成了＂乡政村治＂的基本格局,即国家在乡村一级设立乡村基层政权,乡镇以下的村实行村民自治。

“这真是个说理地方!”——论《邪不压正》与土改后的乡村治理问题

赵树理的《邪不压正》(1948)虽然延续了1940年代土改叙事翻身、翻心和劳动改造的主题,但其文本层次明显更为复杂,小说发表后引起的一系列论争彰显出小说与土改现实之间的扭结关系。在赵树理的文学感知结构中,不是先有政治再有文学,而是借助“问题小说”这一形式创造了独特的“文学的政治”,《邪不压正》正是这方面的代表,它的叙述中心落在土改后的乡村治理危机以及如何重建乡村基层政权等层面,这些正构成1940年代解放区土改的难题所在。

当代农村民间组织生长成因研究

近年来 ,农村民间组织发展较快 ,而目前学界对此关注不够。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自身广泛社会资本的运用 ,基层政府对农村的公共物品供应不足及农村精英的参与。农村的民间组织能协助政府治理乡村 ,是农民自身的利益表达机制。

人民公社体制研究述评

人民公社体制的构建和买践，把土改以后出现的合作化运动，推向了集体化的发展道路。这样，在社会发展战略上，中国共产党就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④。作为一种存在了20多年的重要制度模式，人民公社体制并没有随着它的瓦解而消解。公社体制转向后公社体制后②，在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乡村企业的运作、乡村基层政权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模式，以及干群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诸方面，都有公社制度留下的痕印。

城市包围农村——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方向

拯救乡村的衰败，依靠现行的“慈善事业”或“散财童子”式的新农村建设思路，不行。出路在于，中央政府应按照社会主义的思路，集中财力做好三件事：改善和依赖乡村基层政权，重建社区合作；推动乡村文化体育建设，振兴乡村社区精神；以城市挽救农村，促进少年“城市中国”的崛起。

加强边境地区的管理

近年来,我国与邻国的合作与交往不断扩大,边境地区民间经贸往来迅速发展,旅游业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军队之间交往日趋频繁,边防部队互访逐年增多,边境地区涉外事件呈下降趋势。但是,我国周边地区诱发冲突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诸如误越、偷渡、外逃、走私、贩毒等涉外事件仍时有发生。

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综述林文勋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于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２日至９月１８日在昆明举行。本次会议由云南大学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来自全国２０多个省市的９０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近７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