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士绅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嘉道咸同时期管庭芬日记解读

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派人物,他们在向国人介绍西方知识的同时也开始迈入近代的门槛,但更多的传统士人究竟是否走向了近代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进而言之,那些没有走入"近代"或仍在"近代"边缘徘徊的士人,是如何因应世变以及其实际生活世界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这是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浙江海宁乡村士绅管庭芬,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作为一个普通的乡村士绅,管庭芬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或许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管庭芬这样拒绝转型的普通士人与民众,故而使转型的道路显得颇为艰难曲折,甚至因为不得不被迫转型而变得扭曲畸形。至于这究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阻力还是生命力,却非常值得引人深思。职是之故,所谓"近代"与"近代"化的意义或许当予以重估。

科举制度的废止与乡村士绅的消逝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它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起到了枢纽与调节的作用。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中国的乡村士绅阶层逐步消逝,并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它导致了乡村文化的断裂、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动、乡村在经济上对城市的依附性增强,这一系列影响使中国农村与城市差距不断拉大。

东北沦陷后乡村士绅的“灰色生存”

东北沦陷后,作为乡村权力中枢的士绅阶层除了大部分抗日与少部分降日外,还有一些则处于"灰色生存"状态。他们虽在保乡、自保或自利等原则下担任了伪满政权的乡保甲长与自卫团董等,但他们利用这些基层政权与武装,在伪满力量控制不了的地方,务实地依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并尽量在暗中做些有利于民族之事。

乡村士绅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嘉道成同时期管庭芬日记解读

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派人物，他们在向国人介绍西方知识的同时也开始迈入近代的门槛，但更多的传统士人究竟是否走向了近代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进而言之，那些没有走人“近代”或仍在“近代”边缘徘徊的士人，是如何因应世变以及其实际生活世界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这是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明清乡村士绅与客家社会变迁——以粤东大埔县白堠村为例

白堠村位于粤东大埔县梅潭河中游的一个小盆地上，是我近年来进行研究的一个考察点。该村现有居民10多姓，共1．4万余人。其中杨姓6000余人，肖姓5000余人，丘姓600多人，池姓300余人，其余为不满100人的小姓。因某种机缘，四年前在广东省中山文献馆发现了清初该村文人留下来的一些文集。后来经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搜集，发现了族谱、文集、家礼本、碑刻、

1930年代山东邹平的乡村士绅与新式知识分子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与社会转型随之而来的是知识群体的内部分化。传统的士大夫与新式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精英群体,在政权与社会中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学识造成了他们在地方事务中话语权的差异。本文旨在以三十年代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乡村士绅与新式知识分子不同的社会功能为线索,探讨这两类有代表性的人群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以及其互相之间的互动。

中国古代乡村初等教育供给制度解析

中国古代乡村教育的供给制度有着独到之处。由于财政能力的限制,国家虽然有强烈发展教育的愿望,但并不负责农村初等教育的提供。它通过科举取士等办法,给社会及个人一种强烈的导向和刺激,使他们积极参与到乡村教育的提供当中。在这种制度框架下,总体上形成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良性互动,并在教育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体现出来的利益均衡与激励相容等基本制度设计原则,对当前所进行的城乡教育一体化制度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中国乡村百年:从“运而不动”到“振而即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振兴即民族振兴"的思想潮流一时热浪滚滚,社会精英、乡村士绅乃至政界商圈纷纷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的乡建热潮。

明清之际粤东北地区的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以大埔县白堠村为例

根据陈春声、唐立宗、胡希张等学者的研究,明清之际的粤东北山区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变迁,由动乱频繁的"盗窟"发展成为社会稳定的"邹鲁乡"。本文根据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结合官方文献和个人文集,具体探讨大埔白堠村的民间信仰在明清之际地方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地方士绅的倡导和支配下,以儒家伦理为指导,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迁过程,从而形成后来被认为既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国家礼仪制度和儒家伦理的客家民间信仰。

科举停废与徽州近代学堂的兴起

科举制的存在被一些人视为是近代学堂兴起的一大障碍,两者之间的矛盾随着近代学堂的兴起不断激化直至科举制的最终废除才得以终结。科举制的废除对徽州当时的士子、官绅群体产生了诸多影响,同时这些群体也在近代学堂的兴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代学堂的兴起繁荣对徽州近代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同时其背后也隐藏着诸多不足。

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1905年的废科举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广泛社会后果。在乡村造成办学主体由私向公的转变,减弱了民间办学和就学的积极性。新学制对贫寒而向学之家的子弟有所排斥,导致乡村读书人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而乡民对新教育传授的“知识”却不那么承认,使新学生在乡村中不受重视,流向城市寻求发展。乡村读书人心态也开始转变,厌弃固有生活,甚至轻视农民。随着城乡的分离,在都市中游荡的知识青年和失去读书人的农村都成为受害者。

近代乡村社会环境变迁的乡土叙事:浙南乡绅张的日常生活史考察

在大历史的线性叙事下,近代乡村社会环境演变同样呈现出一定的地方路径。张在其横跨半个世纪的日记中展示了晚清民国时期浙南温州乡村社会环境的部分实态。与废科举之于乡村士子“毁灭性”打击的概念化表述不同,废科举、兴学堂之际,张等人积极接纳和推进这一重大制度变革。常认为,清末新政以降,国家政权下沉致使乡村社会权力异化,但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张依然享有旧式权威并承担相应职责;国民政府治下,国家权力渗透使旧时的乡村精英退场,却并不意味着土豪劣绅的继起,而是强势国家权力对乡村资源的直接榨取。从张氏日常生活历程来看,直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这里的乡村世界还属于传统的“田园生活”,此后,“黑暗”“乱世”几近成为他表述乡村社会环境的全部修辞。张的个人生命史从个案演绎了国家权力作用下浙南乡村精英的时代命运与他们视野中政权合法性的丧失。

“双轨政治”转型与村治结构创新

"皇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的"双轨政治"应作"理想型"的分析性概念与实然状态的描述性概念的区分。从实然状态来看,"双轨政治"在传统乡村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其实质是上层士绅的"双轨政治"。晚清与民国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促使乡村传统的"双轨政治"向"单轨政治"转变。而传统"双轨政治"向现代"双轨政治"转型步入正式轨道,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与国家政权建设中开始的。解放后较长一段时间,乡村党群组织有较快发展,新型乡村"双轨政治"有所建树,但自上而下的轨道过于强势,抑制了自下而上轨道的发育。村民自治是乡村重建"双轨政治"的开始,组建"村建理事会"或许能成为完善乡村"双轨政治"的契机。